在解放战争那场大风大浪里，咱们的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打了个漂亮仗，还抓了好多国民党的军政大头头。这些西南地区的战犯呢，全都被一块儿关到了重庆的白公馆里头。
有一天，刚转过来的高级罪犯沈某，猛地一看，楼下空地上那不是人称“扩大哥”的家伙吗？他怎么跟军统的小角色混在一起，下起了棋，这事儿可真够稀奇的。
东西总爱凑一块儿，人也爱和相似的人在一起。得提一句，这位“扩展兄”以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虽说后来碰上些事儿，日子过得不那么顺溜，但他好歹也做过四川省党部的头头（党务的老大），还兼任成都防守司令部的中将主管呢。
这家伙确实是个顶级战争罪犯，按理说，他应该被关在楼上的高级房间，享受更“特别”的待遇才对。
然后我就直接问了：“为啥扩大哥没能跟咱们一样享受这些好处呢？”
有人咧着嘴说开了：楼上那些高级战犯，过得那叫一个滋润，吃的喝的，还有住的，都比咱们强太多。楼下的小特务听了就不乐意了，“他们以前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高高在上。现在就算成了阶下囚，待遇还是比咱们高出一大截，这上哪儿说理去？”
管理人员宽慰大家说：“这批人年纪偏大，他们以后的拘留时间铁定会比你们楼下那些普通犯人长得多，因此没必要去比较。”
这话传到了“扩大哥”耳朵里，他就非要从楼上搬下来，天天跟那些小特务混在一起，觉得这样能让自己早点出去……
这个“扩展兄”其实就是曾扩情。
曾扩情，生于1895年，去世于1988年，老家在四川威远，来自一个农民家庭。他后来考上了北京的朝阳大学，学的是法律。到了1924年，黄埔军校刚建好，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曾扩情和他的同学胡宗南，在老师的推荐下，也就是李大钊的帮助下，一起去报名参加了考试。
那时候，全国有好几万厉害的人物都去考了试，但只选了635个人出来。曾扩情呢，他在榜单上排第二（第一的是蒋先云），算是黄埔一期里的榜眼人物。
曾扩情进学校时已经三十岁了，算是里面不折不扣的大哥大（要论年纪，他在所有黄埔生里，哪一期都是最老的）。因此，其他学员都管他叫“扩大哥”，这个称呼就这么一直传下来了。
他在黄埔一期里算是出类拔萃的“第二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蒋校长的特别看重，直接让他当上了黄埔同学会的秘书长。
那时候，黄埔同学会手握重权，主要管考察和任命的事儿，对黄埔学员的将来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这个同学会的头儿就是老蒋，但他自己忙得很，顾不上管这些，所以就把大权交给了曾扩情来打理。从这事儿就能看出来，曾扩情在当时的影响力可不小。
之后，老蒋搞了个挺有名的组织叫“复兴社”，人们也叫它“蓝衣社”。曾扩情是这个组织的筹备人，还是老蒋亲自挑选的13个核心成员里的一个，他们被叫做复兴社的“十三太保”。
曾扩情因为年纪最大，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太保”。
曾扩情是老蒋非常器重的学生，他的官场之路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飞快上升。
而且曾扩情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但情商真的不行。只要他不干蠢事，干起活来还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在1929年那会儿，蒋桂两军打得不可开交，他愣是想办法让四川的军阀刘湘出兵去帮蒋介石，这可真是给蒋介石解了个大围。
“双十二”还没到，曾扩情就已经升官了，他当上了西北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处长，那可是西北地区所有军队里管党务的头儿。
但在“双十二”那天，曾扩情因为不太懂人情世故，犯了个大错。
事变发生后，老蒋心里头盼的就是能立马有部队赶到西安，把他给救出去。特别是那时候曾扩情正好在西安，老蒋自然就特别指望他能帮忙了。
不过那时候，少帅和曾扩情交情挺好的，事情闹大以后，他就去找了曾扩情，请他向南京方面发个广播，说别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遇到这种事，一般人早就躲得没影了，哪还敢插手。可曾扩情偏偏就插手了，而且还真对着南京那边发表了广播讲话……
事后，老蒋马上命令手下把曾扩情抓了起来。
要是换作其他人，早就被打上万个枪眼了。
尽管如此，他毕竟是校长以前特别看重的学生，加上还有胡宗南等一群黄埔军校的老同学一起为他求情，所以并没有对他下死手，只是把他关在了军统的监狱里。
戴一直很给“扩大哥”面子，每天都对他招待得周到。后来，戴还想了个法子，给曾扩情和老蒋牵了条线，安排他们见了个面。听说曾扩情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老蒋一看心就软了，大手一挥，就把他调到了兰州那边，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了。
后来他又被选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管，说起来这个主管位置在省的党务系统里算是老大，级别确实挺高，但实际上手里头没啥实权，因此自然也就拿不到什么经费。
不过曾扩情这人挺豁达，刚当上领导，就把党部的轿车给处理了，每天骑着辆自行车上下班。那辆自行车还是他用卖车剩下的零钱买的，剩下的钱嘛，他就大吃大喝潇洒了足足半年。
等卖车的钱用完以后，党部就没钱开饭了，没办法，只好把自行车也给卖了，勉强撑了半个月。
接下来就是到这个单位吃顿饭，再到那个部门喝一顿。
成都那边的好多当官的都被搞得头疼不已，后来有人琢磨出个主意：城里有个开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的店老是被那些小特务找茬敲诈。于是，他们就把这位女老板介绍给了曾扩情。
曾扩情就算混得再不如意，他也曾是蓝衣社里响当当的大太保。甭说那些小特务，就是那些大特务，在“扩大哥”面前也得老实巴交，不敢乱来。
两人很快达成共识，曾扩情开始为那位女老板保驾护航，而女老板则负责解决他的吃住问题。
然后，曾扩情干脆直接跟那位女老板住到了一块儿，心里还琢磨着自己这回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国军不断撤退的时候，蒋校长又给曾扩情安了个新头衔，叫“成都防守司令部中将主管”。
1949年快过完的时候，12月24号那天，就在成都快要解放的时候，胡宗南这个老兄特地安排了一架飞机，在太平寺机场等着“大哥”来。他还特地找人送去了15两金子，当路费用。
但是曾扩情偏偏不走，也不选择投降，他只是淡定地跟人说：“我心里自有打算。”
曾扩情想出的好主意是跑到寺庙里去当僧人。
被抓以后，他还在那大喊大叫：“我都已经出家当和尚了，你们为啥还要抓我呀？”
后来，曾扩情因为是被抓的党务系统里官职最大的一个，所以就被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在那儿待了整整十年，接受改造。
性格直率、老爱出风头的曾扩情，这回他的短处反倒成了长处，因此被列入了首批特赦名单里。
听说在大赦的那天，周公专门跑过去跟曾扩情碰了头，他们俩可是实实在在的师生关系。
其实，在那首批被特赦的10个人里头，就陈长捷和卢浚俩不是黄埔出来的，剩下的八位，可都是正宗的黄埔学生。
特赦后，曾扩情本来有机会留在北京，但他收到了儿子的信，说希望他到沈阳去。他一合计，就打算去儿子那儿享享清福，当个悠闲的老爷子。
最终留在北京的那些被特赦的战犯，都成了全国政协的成员，像杜聿明、范汉杰就是这样，而他呢，仅仅是个省政协的委员。
于是他就费尽心思四处托人找门路，最终总算是达成了心愿，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文革”那段混乱时期，周总理悄悄安排人保护了曾扩情，没让他受到冲击。等改革开放一来，曾扩情这黄埔军校的老大哥，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风光了好一阵子。
他很喜欢参加各类活动，上台说几句。
最关键的是，他老是强调两岸得统一，还干了不少实在事儿——算是走上了正道。
另外，曾扩情也写书讲述自己的见解，他先后推出了《黄埔同学会那些事儿》和《我记忆中的西安事变》。这两本书里包含的大量文献资料，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
这位“大个子先生”活到了93岁，在1988年离开了人世。
也可以说他是个有福气的憨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