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不走亲戚门”这句老话，道出了多少人情冷暖。可有时候，你以为是躲着走的亲戚，却原来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你。
我叫王秀英，今年52岁，在徐家镇上开了家小卖部。那时候镇上还没有大超市，我这小店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批发市场进货，忙到晚上九点多才能打烊回家。日子虽然辛苦，但好在能养活一家人。
说起来，这个小卖部还是我爹当年帮我开的。要不是后来那场变故，我爹现在应该还在店里帮我看着，逢人就夸自己闺女能干。
1995年那个冬天，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早上天刚亮，我爹突然说肚子疼得厉害。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感冒，给他喝了点红糖姜水。可到了下午，他整个人都蜷缩在床上，疼得直冒冷汗。
我和我妈赶紧叫了邻居老张家的拖拉机，把我爹送到镇医院。镇医院的张医生看了看，脸色就变了，说得赶紧去县医院检查。张医生是我爹的老相识，平时买烟都在我们店里，这回连烟都没买，就催着我们赶紧走。
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硬化晚期。医生说需要20万手术费，还得尽快。20万，这个数字在1995年简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那会儿我们镇上最好的房子也就十来万。我爹这些年勤勤恳恳开小卖部，全家的积蓄也就八万多点。
这下可把我妈愁坏了。我爹躺在病床上，整个人都黄了，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妈一边给我爹擦汗，一边抹眼泪。当时我弟弟刚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我们家就这点积蓄，根本不够看病的。
正发愁的时候，我二姨来了。二姨比我妈小两岁，在镇上卖豆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一进病房就说：“姐，你别着急，我认识省城医院的专家，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
我二姨说完就把我拉到走廊上，问我家里还有多少钱。我说就剩那八万多，还是这些年攒下的。二姨想了想说：“你把钱给我，我先去省城联系专家，顺便打听打听还有什么便宜的治疗方案。”
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有点犹豫。这可是我家全部的积蓄，要是就这么给出去，我爹这边治病可怎么办？可二姨说得在理，省城的医疗条件确实比县里好，而且她在那边认识人，说不定真能找到便宜点的治疗方案。
我妈一听二姨要帮忙，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天晚上，我去银行取了钱，连着存折一起交给了二姨。二姨说她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去省城，让我们安心在医院照顾我爹。
可是，从那天起，我二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起初几天，我们以为她在省城联系医生，可一个星期过去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爸的病情越来越重，医生说再不治疗可能撑不了多久。我妈急得直掉眼泪，让我去二姨家看看。
去了才知道，二姨家早就锁门了，听邻居说她全家都搬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下我们可慌了，赶紧报了警。可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他们也没办法。 就这样，我爹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没能等到手术的机会。199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爹走了。临走前，他一直念叨着：“二妹，你怎么还不来？”
我妈受不了这个打击，一下子就垮了。没过多久就中风了，整个人瘫在床上，连话都说不利索。我弟弟也不得不辍学，跟我一起打工还债。这些年，我们东拼西凑，借了不少亲戚的钱给我爹治病，欠下了一屁股债。
从那以后，二姨一家就跟我们断了联系。听说她搬到了外地，连她女儿小芳结婚，我们都是从其他亲戚那儿听说的。每次过年走亲戚，大家都不提二姨的事，仿佛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我开小卖部的这些年，没少遇到缺德的人。有赊账不还的，有偷东西的，可都没有二姨这样狠心。她不光骗走了我家的钱，还害得我爹没能及时治病。要不是她，说不定我爹还能多活几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弟弟省吃俭用，总算把欠的债都还清了。小卖部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镇上虽然开了几家超市，但街坊邻居还是喜欢来我这买东西。我弟弟后来自己开了个汽修厂，总算有了点起色。
2005年的夏天特别热。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算账，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我抬头一看，差点没认出来，是二姨的女儿小芳。她比以前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
没等我说话，小芳突然跪在我面前：“秀英姑姑，对不起！”她从包里掏出一大叠发黄的纸和一本存折，放在柜台上。我一看那些纸，全是医院的单据，盖着北京301医院的印章。最上面那张开着我爹的名字，写着”肝癌晚期”。
我愣住了。小芳哭着说：“姑姑，我妈生病了，可能活不长了。临走前，她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还有这些年的实情也要告诉你。”
原来，当年二姨借走那八万块，真的是去给我爹找专家了。她把北京301医院的专家请来看了我爹的片子，专家说我爹这个情况必须马上手术。可是光手术费就要30万，还不算后期治疗的钱。
二姨知道这么多钱我们家根本拿不出来，就瞒着所有人，把自己的房子也卖了。可即便这样，钱还是不够。她不好意思回来跟我们说没办法，就在外地打工，想再攒点钱。没想到没等她攒够钱，我爹就走了。
这十年里，二姨一直在还债。她没脸见我们，就在外地默默打工。每个月省吃俭用存钱，就为了把当年那八万还给我们。小芳说，前几个月二姨查出胃癌晚期，这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
听完这些，我的腿一软，坐在地上就哭了。柜台上那本存折里有二十万，是二姨这些年的全部积蓄。小芳说，她妈特意嘱咐要把这钱给我，说是当年耽误了我爹的治疗，要双倍还给我们。
我和弟弟赶到医院的时候，二姨还在。她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看到我们进来，她流着泪说：“对不起，姐姐的钱，我现在才还上。”
从二姨的枕头底下，我们又找到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二十万现金。二姨说这是她这些年的全部积蓄，知道自己病重，特意让小芳转交给我们，说是当年耽误了治疗费的补偿。
整理二姨遗物时，我们在她的日记本里发现，原来她早就筹够了手术费。可那时医生说我爹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就算手术也只能多活几个月。二姨不忍心让我们承受这个打击，就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里。
在她的床头柜里，我们还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我爹生前最后一次过年时拍的。照片背面写着：“对不起，妹妹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这些年，我总觉得亲情和金钱之间有道解不开的结。可现在我明白了，有些人选择沉默，不是因为无情，而是因为太重情。就像我二姨，用十年时间，默默承担着所有的误解和痛苦，只为守护一个她深爱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