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善意的谎言，而是用一个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堂哥和二叔的故事。在我们农村，亲情债往往是最难还的债，可有时候，看似是在还债，实则却是另一种爱的表达。
我叫王建国，今年45岁，是县城拆迁办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1998年那场大洪水，让我永远记住了二叔为堂哥还债进监狱的事。那时我19岁，刚参加工作不久，亲眼目睹了二叔被押上警车的场景。
那天下着大雨，雨点打在二叔那件褪了色的蓝布衫上，显出一片片深色的水渍。二叔低着头，任由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二婶站在屋檐下，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堂哥杨金山不知道去了哪里，没人见过他。
说起这事要从三个月前说起。堂哥开了一家运输公司，生意做得不大不小，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也算是个体面人物。可谁知道会碰上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十几辆货车全部被淹，保险公司说这属于不可抗力，一分钱也不赔。
三百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放在现在，三百万或许还能东拼西凑，可在1998年，这可是天文数字。债主们天天堵在运输公司门口讨债，有的甚至找到家里来。二叔看不下去了，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东挪西借，替堂哥还了一大部分债。
可是最后还差着五十万。二叔也是走投无路了，做了一件糊涂事——伪造了一张欠条。这事让人给举报了，二叔也没喊冤，直接认罪，判了三年。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议论这事。有说堂哥不是东西的，有说二叔太傻的，也有说这里面有隐情的。可二叔从不解释，只是默默认了。
堂哥从那以后就再没回过村。二婶带着老二去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村里人见了二婶，都会小声议论几句，然后叹口气摇摇头。老二那时候正上初中，听说堂哥的事后，整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一落千丈。
三年后二叔出狱了，人瘦了一大圈，头发也白了许多。他回村后也不跟人说话，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打零工，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村里人问起堂哥的事，他就摆摆手，什么也不说。
日子就这么过了二十年。二婶去年得了重病，住进了县医院。二叔白天打工，晚上守在医院，整个人像是苍老了十岁。医药费一天天地花，二叔却从来不提找堂哥。
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我在拆迁办整理旧档案。一份泛黄的合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份二十年前的地皮转让合同。合同上赫然写着：甲方杨德山（二叔），乙方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同金额整整五百万。
这份合同的签订日期，正好是堂哥欠债的前一个月。我翻出更多的文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家运输公司的老板不是堂哥，而是二叔。所有的欠款和法律责任，本该是二叔承担的。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二十年前的种种细节突然有了新的解释。为什么二叔要替堂哥还债？为什么要伪造欠条？为什么堂哥从此消失？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原来二叔早些年做房地产生意发了笔小财，但是怕村里人说闲话，就把运输公司挂在堂哥名下。那场大洪水来得太突然，欠下的债也太大，二叔不想让年轻的堂哥背上这么重的担子，就主动扛下了所有。
我顺着工商登记的地址，找到了堂哥现在的住处。他在省城开了家物流公司，生意做得很大。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愣住了，然后转身就要关门。我把那份合同塞进门缝：“堂哥，二婶病了，住在县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一个中年人跪在二叔面前痛哭。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二叔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堂哥跪在地上，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原来这二十年，堂哥一直在暗中照顾着二婶。每个月都会让人给二婶的小卖部送货，价格比批发价还低。二婶住院后，医院的账单都是堂哥在默默支付。他不敢回来见二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二叔依然是那副木讷的样子，他把堂哥扶起来，说：“都过去了。”就这三个字，说得堂哥又是一阵痛哭。二叔接着说：“那时候你还年轻，要是背上这么大的债，这辈子就毁了。我是你叔叔，不能看着你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二叔主动找到警察，说欠条是自己伪造的。就是不想让堂哥卷进这个案子里。他宁愿自己坐牢，也要保护堂哥的未来。这份情义，重如泰山。
现在二婶的病好多了，堂哥把二叔二婶接到省城养老。二叔还是那个寡言少语的老实人，但是眼睛里的光亮了。村里人还在议论这件事，说二叔傻，说堂哥不是东西，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藏着多少无言的爱。
有人说，在农村，亲情就是一笔算不清的账。可我觉得，正是这种算不清的情分，才最值得回味。那么大家说，这二十年，最亏欠的到底是谁？或许，是那些不知真相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