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面对南中地区“夷多刚狠，不宾大姓豪强”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项深远战略：将南中青羌、叟、笮等少数民族的万余户劲卒北迁至蜀地，从中精选勇士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无当飞军。这支军队以“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得名，既削弱了南中地方势力的威胁，又为蜀汉补充了稀缺的山地作战力量。
诸葛亮的智慧在于“以夷制夷”与资源整合的双重策略。他令南中豪强出资供养这支军队，既缓解了蜀汉财政压力，又通过军功世袭制让夷族首领与蜀汉政权利益绑定。无当飞军的成员多为世代习武的猎户与部落战士，擅长攀越险峻、使用毒箭与强弩，且因举家迁居蜀地，形成了“团牌披发，号啸而进”的独特战阵风格。这种“职业雇佣军”模式，与法国外籍军团、英国廓尔喀营颇有相似之处，堪称古代军事管理的典范。
二、铁血征途：从街亭断后到祁山鏖战无当飞军的首次亮相便显露出其非凡价值。228年街亭之战中，副将王平率千余飞军为马谡部断后。面对张郃的追击，飞军以击鼓虚张声势，成功掩护蜀军主力撤退。此战虽败，但王平因功升任无当监，成为这支劲旅的首任统帅。
其真正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31年第四次北伐。司马懿命张郃率数万魏军强攻王平镇守的南围据点，而飞军仅以三千兵力坚守阵地，“箭如飞蝗”击退攻势，为诸葛亮主力击破司马懿大营争取了关键时间。此役不仅斩获魏军甲首三千，更让“无当飞军”之名威震中原。此后，这支军队成为蜀汉防御体系的支柱：240年汉嘉蛮叛，飞军迅速平定乱局；244年兴势之战，王平凭借飞军与汉中防线，以少胜多击退曹爽十万大军。
三、末路悲歌：张嶷与五千飞军的最后一战无当飞军的结局与蜀汉国运紧密相连。254年，姜维发起第七次北伐（一说第八次），时任飞军统帅张嶷已重病缠身，仍坚持“杀身以报国恩”。在陇西襄武（今甘肃陇西）与魏将徐质的遭遇战中，张嶷率五千飞军死战断后。面对数倍敌军，这支疲惫之师以“杀敌倍之”的战绩全员殉国，用鲜血践行了对蜀汉的忠诚。
史载此战“壮烈异常”，飞军将士无一人投降，甚至“魏军为之震怖”。张嶷战死后，南中百姓自发立庙祭祀，而成都的刘禅亦为之涕泣。此役标志着无当飞军作为独立编制的终结，蜀汉最后一支王牌部队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
四、历史回响：无当飞军的军事遗产与启示山地战鼻祖：飞军的战术开创了古代山地特种作战的先河，其依托地形、善用弓弩与毒箭的战术，对后世西南边军影响深远。
民族融合典范：诸葛亮通过“移夷入蜀”缓解民族矛盾，将边疆部族转化为国防力量，这一策略被唐、明等朝代借鉴。
忠诚精神的象征：从王平的谨慎果决到张嶷的以身殉国，飞军统帅的品格与士兵的牺牲精神，成为蜀汉“汉室复兴”理想的具体化身。
然而，这支劲旅的覆灭也折射出蜀汉后期国力衰微的困局。随着荆州集团凋零、益州士族离心，无当飞军的牺牲虽延缓了蜀汉灭亡，却未能扭转历史大势。其悲壮结局，恰是三国时代“理想主义对抗现实铁律”的缩影。
无当飞军从组建到覆灭的三十余年间，见证了蜀汉从诸葛亮治世的“危急存亡之秋”到姜维“独木难支”的沧桑历程。他们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特种部队的杰出代表，更是三国精神史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注脚。当我们在史书中读到“杀敌辈之，全军覆没”的寥寥数语时，不应忘记：每一场悲壮战役的背后，都有一群无名战士用生命书写着对时代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