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1年生于泰州盐民家庭的张士诚，早年以贩卖私盐为生。至正十三年（1353年），因不堪元朝盐警欺压，他与十七名盐丁以扁担为武器发动起义，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这支队伍迅速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并于次年正月在高邮称诚王，建立大周政权，年号天祐。
张士诚的早期成功源于两大优势：经济命脉的掌控与民心向背的把握。他控制着两淮盐场和京杭运河黄金水道，巅峰时期势力北抵济宁、南至绍兴，垄断了元朝三分之一的漕运收入。1354年高邮之战中，元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城，却因元廷内斗临阵撤帅，张士诚抓住战机反攻，间接导致元军主力崩溃，被史家视为“加速元朝灭亡的关键战役”。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迁都平江（今苏州），建立以商贾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他推行“漕运股份制”，允许商人认购战船股份按运量分红；首创“商籍考生”制度，吸引三千江南士子投效。这些创新使苏州成为元末最繁华的都市，时人记载：“吴中百货所聚，市廛鳞次，灯火彻夜不熄。”
二、双雄对决：朱元璋的破局之策当张士诚在江南打造商业帝国时，朱元璋正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悄然崛起。1363年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消灭陈友谅，随即剑指东吴。这场对决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两种政权模式的碰撞。
战略博弈的精妙布局朱元璋采纳谋士叶兑“剪羽翼、困腹心”之策，分三阶段瓦解东吴：
断其臂膀（1365-1366年）：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占通州、泰州等江北要地，切断张士诚与北方联系。
削其两翼（1366年）：以二十万大军围攻湖州，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灭六万援军，同时命李文忠奇袭杭州，迫使守将潘元绍投降。
直捣腹心（1367年）：对平江（苏州）实施十个月围城战，筑墙设塔、昼夜炮击，最终破城。
心理战与信息战的运用朱元璋深谙攻心之道：发布檄文列举张士诚“八大罪状”，巧妙将反元道义与私仇结合；利用降将熊天瑞传递假情报，误导张士诚误判主攻方向。这些策略使东吴陷入“外无援兵、内失民心”的绝境。
三、姑苏落日：东吴政权覆灭的多重因素
1367年九月，平江城破。张士诚拒绝投降，巷战失败后自缢未遂，被押解至应天（南京）处死，时年47岁。其政权崩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历史逻辑：
1. 军事体系的先天缺陷东吴以盐商武装和雇佣军为主力，缺乏朱元璋卫所制的组织性。1365年常州水战中，张士诚独创“铁索连船”战术，虽短期阻挡明军，却因机动性丧失反遭火攻。与之对比，朱元璋军队“三层木塔楼高过城墙，襄阳炮昼夜轰击”的工程能力，凸显了技术创新对传统水战模式的降维打击。
2. 经济政策的致命失误为筹措军费，张士诚过度发行盐引导致通货膨胀。1365年江南盐价暴跌，杭州大盐商王润德携十万引盐投朱，成为压垮东吴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观朱元璋推行“耕战结合”，以屯田制保障后勤，形成可持续战争能力。
3. 政治格局的战略短视张士诚满足于割据江南，错失1363年与陈友谅合击朱元璋的良机。其弟张士信掌权后奢侈无度，“银椅饮酒、侍妾递桃”的荒唐场景，与朱元璋“吴王宫去雕饰、减膳馐”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明军围城时，苏州城内“粮尽食鼠、箭绝投瓦”的惨状，正是政权腐朽的必然结果。
四、历史镜鉴：东吴兴亡的深层启示张士诚的失败，本质是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制度对决。他创建的商人政权虽短暂繁荣，却未能解决三个根本问题：
组织动员：松散的行会联盟难敌严密的卫所体系
战略纵深：水道经济带易被分割包围
意识形态：缺乏“驱逐胡虏”的政治号召力
但其历史贡献不应忽视：苏州至今保留的张士诚墓，见证着这位“草莽英雄”对江南开发的推动；施耐庵、罗贯中等文士曾效力东吴，其反抗暴政的精神滋养了《水浒传》等文学经典。正如明史学者评价：“张王虽败，然其轻徭薄赋、重商兴文之策，实为江南三百年繁华奠基。”
当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时，张士诚的故事已成为警示后人的历史注脚。这场持续十四年的双雄争霸，不仅重塑了中国政治地理格局，更揭示了乱世生存的终极法则：唯有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制度优势，将军事胜利升华为政治整合，方能成就真正的天下归一。苏州城墙上的斑驳弹痕，至今仍在诉说着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千古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