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列强不断扩大对华生产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输出，扩张对华掠夺性贸易，严重摧残和损害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矿山资源及铁路航运等权利是列强掠夺的首要目标。

几年之间，全国十几个省区的重要矿权，先后被英、法、比、美、俄、意各国霸占，铁路修筑权更是列强垂涎的肥肉。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一场反对列强控制和掠夺我国铁路、矿山的保护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许多省区开展起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由于广大群众参加，运动持续发展，逐渐高涨。

清末中国人民争回矿权斗争首先发生在山西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福公司通过与山西商务局签订承办晋矿合同，获得了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60年。合同订立后，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支持绅商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然而福公司在英国公使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勘矿，并不准中国人自己开采，无理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到处插旗开矿，垄断山西矿权，激起山西绅民反抗。

经过人民的斗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908年1月20日），福公司被迫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所占矿产由山西绅民用银275万两赎回自办，孟、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

安徽人民经过斗争，将铜官山矿赎回自办。山东人民经过斗争，也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5处矿权收回自办。四川人民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收回澂江等7府矿权。

在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中，湖南省的斗争最为激烈。然而由于清廷的软弱，湖南人民群众的争矿斗争受挫。

铁路权的严重丧失，极大地惊醒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铁路权利的丧失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大问题。他们说：“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论，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论，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举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

因此，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路权，商办铁路的热潮。收回路权的斗争首先发生在四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奕劻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函商借款，拟出卖川汉铁路修筑权。计划中的川汉铁路全程4000多华里。川属路段3000多华里，估计需银5000多万两。而当时四川全省收入不过1600万两。如何筹集这笔筑路资金呢？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良，受全国各省自办铁路呼声的影响，上折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自办铁路，辟利源而保主权的主张，准备采取按租抽谷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锡良自办铁路主张受到四川绅民的支持。

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川路公司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官办改为商办，并加紧集股。到宣统元年（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1170多万两，并在宜昌至万县段300里间同时兴工筑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人民发起废除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同英国所订《苏杭甬铁路草约》运动。六月，浙江商办铁路公司成立，推举汤寿潜为总理，奏准招股兴筑全浙铁路，先筑苏杭路。江苏绅商听到消息，援例以请。苏浙两省的争路，得到安徽等省铁路公司的支持，赢得了一定胜利。

与此同时，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也掀起与美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运动。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合兴公司勒索了675万美元，让清政府把路权赎回自办。此后，三省人民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款自筑。这一胜利，促进了中国商办铁路的热潮。

收回利权运动的基本力量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和爱国学生，但主持收回利权斗争的则是立宪派和开明士绅。收回利权运动冲击了列强及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民族的觉醒和革命的形成。

列强对中国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爱国主义举动十分不满，尤其是仇视川汉、粤汉两条干路的收归商办。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人民“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自己造路，前途叵测。

托忒克・端方

清政府的许多官员在宣统二年（1910年）下半年也大倡借债筑路。清政府以商办铁路筹款不足，造路无多每为借口，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悍然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二十日，又命端方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派他南下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二十二日，清政府即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遭到四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立即掀起保路运动。

首先起来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省。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清政府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修有成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并电湘籍京官设法挽回。此后，长沙各界群众也连日集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

继湖南之后，湖北的保路运动也迅速兴起。各界人士纷纷谴责盛宣怀的卖路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力争商办。武汉的革命党人紧密配合，号召人们起来同清政府斗争。《大江报》主笔、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时评，明确指出：“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

广东人民也一致抗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并通过“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的决议。

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各界绅民异常愤慨。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争回路权，斗争到底。大会决议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发展到十多万人。

赵尔丰

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使清朝官吏惊慌失措。七月十五日（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将保路同志会、谐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伦等逮捕，并查封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

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数万市民蜂拥总督衙门，要求放人。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各地群众纷纷揭竿而起。保路同志会也在各地与清军接仗。八月四日（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给清政府以巨大威胁。不到半个月时间，清政府先后调端方和岑春煊入川，加紧镇压四川人民起义。

保路运动的意义，在于揭露了清政府的卖路卖国罪行，农民、手工业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爱国阶层卷入这个运动，加速了武装起义革命形势的到来，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促进了辛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