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进行大授衔。此次授衔中，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本该是件高兴事，然而，授衔结束后，刘亚楼却带着歉意找到杨思禄，

“思禄啊，是我害了你，当初要不是我拉你来空军，你应该是将军了。”

说起来，杨思禄的资格很老。1933年，只有十六七岁的他便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一年后，长征开始，杨思禄随队开始长征。

在杨思禄心中，长征的地位非常重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必须突破“密不透风”的包围，才有生存的希望。

那时候，没有根据地，没有吃穿，没有补给。爬雪山的时候，战士们穿着单衣瑟瑟发抖，年轻的杨思禄只能靠身体硬扛。

然而，杨思虑顶过了雪山，却没顶过草地。一天夜里下起大雨，杨思禄睡觉的地方积起了个水坑，杨思禄躺在水坑里，发起高烧。

队伍出发后，杨思禄仍然躺在水坑中，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他感觉有脚步靠近了自己，杨思禄用尽最后一丝睁开眼睛，“我还活着！”

这名战友立刻把他扶起来，两个人互相支撑，一起赶上了大部队。

实际上，在长征途中，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在少数，他每天都会看到战友牺牲，也包括他的哥哥。

参军时，杨思禄是和两个哥哥一起加入的红军，爬雪山时，他偶遇了另一团的二哥杨思福。

当时，二哥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佝偻着腰，眼里却满是坚毅。分开前，二哥告诉他，自己要跟着排长去找粮食，没想到，这成了兄弟俩的永别。

在找粮食的过程中，二哥被反动民团的乱枪打死，长眠在了长征路上。

1936年，队伍到达陕北，长征结束，很快，西安事变又爆发了，全国统一战线形成。

杨思禄还没等喘口气，又投入到了抗战的战斗中。最开始，他是为红二师政委萧华做警卫员，然后一路升为警卫班班长、警卫排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后来，他转战冀东时，已升任12团2营营长。

在冀东，杨思禄最心痛的应该便是潘家峪大屠杀。

说起潘家峪，它是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村子，据村子的老人说，早在明代永乐年间，他们的先人便来此定居，因为这里山清水秀，还盛产龙眼葡萄。

日本鬼子侵占离这30里的丰润县城后，便常常来潘家峪劫掠，老百姓整天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

直到八路军来了以后，这样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感激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八路军传递情报、运送粮草、救治伤员，不知不觉便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谁也没想到的是，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这个美如画的地方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天深夜，潘家峪村民还在香甜的睡梦中，附近十几个县的日本鬼子共计5000多兵力，占据了潘家峪制高点和多有路口要道，把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

天色刚亮，这群人便跟疯狗一样冲进村子，一时间，打砸声、惊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他们挨家挨户搜查，用刺刀威逼，将全村1300余人赶到村子中心的西大坑集合处。

村民潘凤柱78岁的老母亲，因为腿脚不好走得太慢，被一刺刀扎死，鲜血流了一地。

西大坑是一片空地，日本鬼子已经在四周架起机枪，惊恐的村民们挤成一团，在瑟瑟寒风中，有些人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便被抓了出来。

一阵骚动后，30多名年轻女孩被抓走，美名其曰是去让她们给军队做饭，实际上，人人都知道，他们被抓去做了什么。

中午时分，吃过饭的日本鬼子端着刺刀一字排开，将村民们赶到潘家大院。

潘家大院是大地主潘惠林的宅院，面积非常大，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等村民们被赶到院子后，他们发现院子里满是柴草，里面还有重重的煤油味。

大家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争抢着往门外跑，堵住门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向着门内乱刺，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有十几名村民倒下了。

然后，日本鬼子锁上了大门，再然后，他们站上房顶、围墙，端起机枪，向着院子里的村民疯狂扫射。

一束束点燃的火把也被扔进院子里，浇了煤油的柴草立刻熊熊燃烧，村民无处可躲，他们所处的便是地狱。

即便这样，毫无人性的日本人还嫌不够，他们又在大院外的两座小山包上架起小钢炮，炮弹噼里啪啦飞向人群，村民在炮火中被撕裂、化为灰烬。

潘家大院的西院厢房前，七八个从火焰中逃出的村民被日本鬼子用砍刀杀死。门前的空地上，已经落满的尸体中传来婴儿的哭声。

日本鬼子循着哭声，在父母身下找到了只有几个月，还裹着小被子的孩子，他们一手拉起孩子的小腿，猛地向着旁边的大石槽上摔。

等到婴儿的哭声停止，这里已经多了30多具婴儿的尸体。

还有被带走的30多名女孩，日本鬼子将她们强暴后，又一把火烧死了她们。

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村民潘守三那时候只有13岁，他是个父亲兄弟一起被赶进大院的。

日本鬼子放火后，他躲到了猪圈里，后来，猪圈里又进来很多人，他就被紧紧的压在最下面。

好不容易才从里面爬出来，潘守三又躲进茅房装死，这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个叫潘春的12岁孩子，和潘守三一样，他也是在放火后躲进猪圈，并被压在最下面，只不过，他没有逃出去，而是躲在里面一动不动逃过的。

这场屠杀持续了6个小时，直到没有活人的声音，整个潘家峪成了尸山血海，他们才离开。

整个村子的1700余人，有1230人被杀害，1235间房被烧，全部财物被洗劫一空，带不走的东西全部被砸，全村甚至连一口完整的饭碗都找不到。

毫无疑问，日本鬼子的暴行激怒了所有中国人，第二天，得知消息的冀东军分区党政领导火速率领八路军12团，带着村民急需的生活物资和药品来到潘家峪。

在国恨家仇面前，12名幸存村民当场报名八路军。没过多久，潘家峪20多名青年成立了“潘家峪复仇小分队”，后来又扩大为“潘家峪复仇团”。

1942年7月16日，杨思禄在冀东军分区参谋长曾克林的指挥下，伏击了当地伪治安军司令刘化南。

随后，他们就近设伏，等待新的战机。第二天，侦查员报告：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押送给养车，将行至滦县甘河槽村，制造潘家峪大屠杀的顾问佐佐木也在其中。

大家一听里面有佐佐木，顿时来了劲头，尤其是潘家峪的幸存者们，纷纷含泪请战。

7月18日拂晓，杨思禄带着2营悄悄出发，埋伏在甘河槽村周围的高粱地里，上午10点左右，日本鬼子的车队大摇大摆的进入埋伏区。

杨思禄一看，便猜想到这是开路的伪军，因此并未下达攻击命令，等到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183名日本鬼子和140多辆运粮车缓缓靠近，后面还跟着两个营的伪军。

杨思禄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等到敌人最后的队伍进入甘河槽村东，前队已经进入王店子村的时候，杨思禄果断下令，让6连从王店子村出击，歼灭敌人线头部队先头部队，5连则从甘河槽村出发，攻击敌人后队。

很快，日伪军便被打的四处逃窜、缴械投降，这样一来，中间的日本鬼子全部暴露在我军的枪口之下。

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183名日本鬼子被全部击毙，一个不剩。打扫战场时，大家在一个穿着衬衣的尸体旁发现了刻有佐佐木姓名的指挥刀。

终于，杨思禄的八路军和潘家峪幸村村民报了仇。2017年，河北省唐山市干河草村（原甘河槽村）的村东新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的一面刻着“干河草战斗胜利纪念碑”10个大字，题字者便是杨思禄。

新中国成立后，空军诞生。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

当时的中国，在空军方面可谓是一片空白。那时候，刘亚楼有两个选项，一是选人去国外，完全依靠国外培养飞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二是自力更生，自己办航校，培养飞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刘亚楼选择了第二种。

最开始，航校组织是以短小精悍为主，不过到了1950年，航校便开始三次扩大规模。

可是，航校所需的干部依旧很难被满足。毛主席也曾对刘亚楼说，“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是选好办校人。”

可是，办校人从哪来？组建空军办校的干部又从哪来？

那时候，航校所需干部的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抽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军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中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类，大概有90%的航校干部都是刘亚楼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

那段时间，杨思禄正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4月的一天，杨思禄正在食堂吃午饭，二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端着饭碗坐了过来，

“杨师长，中央决定从陆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去空军，二野司讨论后，认为你去比较合适，你觉得呢？”

杨思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李副司令，我能行吗，让我带兵打仗还行，但空军，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李达笑着回答他，“杨思禄同志，你可是经历过长征和战争考验的老同志了，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更何况你还年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边干边学嘛。”

就这样，杨思禄来到空军，并且与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4月27日，杨思禄到达北京，他被安排到“光明饭店”，里面早已入住了很多从全国各地调入空军的师级干部，还有不少是杨思禄很久没见的老战友，大家一边等待新工作，一边回忆过去和畅想未来。

五一前夕，刘亚楼开始在空军司令部找同志们谈话，见到杨思禄，刘亚楼显得很高兴，“小杨班长，你也来空军了！难道是来给我的座机护航的嘛。”

原来，杨思禄在陕北的时候，也给刘亚楼做过警卫班长，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非常走心。

刘亚楼告诉他，空军是新组建的军种，有太多需要去学习掌握的东西，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不过再难也比不过当年爬雪山过草地。

听了这话，杨思禄浑身是劲，确实，还有什么能难过长征呢。后来，刘亚楼向同志们征求意见，“空军初创，现在有很多岗位空着，但我先为一个职务打广告，航校参谋长，谁想当？”

大家面面相觑。解放前，参谋长职务不高，级别不高，还没决策权，成天管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这个被刘亚楼大力推荐的职务没人应答。

沉默了半天，杨思禄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我当，职务高低无所谓，关键是当参谋长可以一边干一边学，还能尽快掌握空军各方面知识。”

刘亚楼摇摇头，“小杨班长，你可是二野的师长，真的愿意屈居当参谋长吗？”

“愿意！”杨思禄斩钉截铁。

“很好！有些同志不愿意当参谋长，杨思禄愿意当，说明有眼光。我就是参谋长出身，因此我一直觉得，只有当好参谋长，才可能在将来当好一名优秀的好主官。”

五一劳动节后，杨思禄便到山东济南第五航校走马上任了。当时，这里有个苏联的参谋顾问，名叫马林若夫。

因为初来乍到，杨思禄有很多问题向他请教，尤其是苏联空军的管理经验。听多了，杨思禄觉得和陆军还是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妙的，比如说司令部的建设、后勤保障、条令条例、行政管理。

同时，它们也有很多不同，空军工作都是以飞行为中心，所以不能把陆军经验生搬硬套在空军建设。

说起来，空军初期的航校，人员成分非常复杂，他们中有国民党空军和伪满空军，这一群人身上总是带着一些不良习气。

有一次晚饭过后，几个伪满空军飞行员围住两名妇女，往人家身边扔汽水瓶子，一边吹口哨，一边语言调戏，把俩人吓得直哭。

得知此事的杨思禄非常气愤，他直接将带头闹事的飞行员关了禁闭，并当众宣布，“这样的流氓风气绝不允许出现在空军队伍中，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轻饶。”

还有一次，有个飞行员嫌新发的飞行服难看，骂骂咧咧的把衣服扔到地上，杨思禄看到后，命他马上捡起来，并严厉教育要爱护人民财产、珍惜飞行员荣誉。

当然，也有杨思禄比较吃力的，他在飞行技术管理上一窍不通，因此，他总想坐坐飞机，切身体验一下飞行的滋味。

经过对苏联顾问的再三请求，对方终于同意，让杨思禄破例坐次飞机。

杨思禄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并不算美好，他在机舱中吐得几乎不省人事，下飞机时，头重脚轻，硬撑着才下来。

这时，苏联顾问在他耳边说，“这下你知道我们飞行员的辛苦了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杨思禄忽然有了一个愿望：一定要学会飞行！

一年后，杨思禄被任命为第五航校副校长，干部体检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可以参加飞行训练，便正式向党委提出了学习飞行的请求。

没想到，杨思禄的请求遭到了非议，很多人觉得他大字不识，想要学会飞行难上加难。

还有人说，“你老胳膊老腿了，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岂不是很丢人。”

就连苏联顾问也劝他放弃，“这个世界上，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就算我敢带你，若是有天出了事，岂不是很可惜？”

不过，刘亚楼倒是表示支持，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杨思禄同志身体好还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呢。能飞出来最好，就算飞不出来，多掌握一些空中知识，对部队的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需要多一些懂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了！”

最终，空军党委批准了杨思禄学飞行的请求。

虽然杨思禄早就想到过学习飞行不容易，不过，真正学起来，却比想象更难。他初次接触数理化，感觉真是比登天都难。

别人学两个小时，他只能学五六个小时，补上自己薄弱的基础，4个月后，杨思禄结束了他文化理论课程的学习。

然而，这只是过了第一关，杨思禄的飞行教官是苏联人，两个人语言不通，翻译又常把关键词语翻译错，导致杨思禄经常挨罚。

那时候的杨思禄就像个小学生一样，犯了错要被教官用驾驶杆打腿，有几次下来后，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有一次，因为翻译将苏联教官的话翻译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导致杨思禄的飞机直直往下冲，吓得苏联教官脸都白了。

这事以后，校党委给杨思禄换了一个伪满教官，没了语言问题，教学还是很顺利的，杨思禄认认真真做他的学生，从不因教官的经历歧视他。

有一次，教官很诚恳的对杨思禄说，“杨副校长，在飞行上，我是你的老师，在如何当好一名革命军人上，你是我的老师。”

1951年夏天，杨思禄成功单飞。不久后，中央军委发来调令：任命杨思禄为航空兵第19师师长。

1955年，杨思禄被授予大校军衔，刘亚楼知道后，专门找到他，“思禄啊，是我害了你，当初要不是我拉你来空军，你应该是将军了。”

杨思禄乐了，“司令啊，要是没有你，我哪有机会飞上蓝天当空军啊，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后来，在一次空军会议上，刘亚楼再次提到杨思禄的军衔问题，

“杨思禄本来是可以授个少将的，但我把他拉来空军，现在只是正师级校长，只授了大校，不过，他自身也有问题，打仗上瘾，自己耽误了自己。”

这话又从何而来呢？

原来，在抗战后期，杨思禄担任了热河纵队25旅旅长，不巧的是赶上部队整编，于是，杨思禄被降成了副旅长。

然而，副旅长没当几天，杨思禄又主动申请降职，要当团长。他说当副旅长什么事都要听旅长的，可他偏偏打仗很有想法，不愿意按照别人的思路来。

那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杨思禄在闹别扭，实际上，他就是认为副旅长不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全没有什么情绪问题。

就这样，杨思禄被调到59团当了团长，一直干了两年，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升任教导师师长。

在加上后面被调到空军，杨思禄又主动担任参谋长，对官职的不在乎，导致杨思禄只授得大校军衔。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杨思禄在1961年晋升为少将，也算是证明了他真正的实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