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上任何先行者都是试错者和开创者的角色，既提供教训，又提供经验，作为第一个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由匈奴人刘渊开创的汉赵政权不得不提，其一套行云流水的打法被后世所有的游牧政权奉为圭臬。所以，要想弄清楚游牧政权的创业经验，必须先从汉赵政权寻找答案。
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在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称汉王，建元元熙，正式宣告独立。
永嘉二年（308），在大举攻晋之后刘渊于当年十月称帝，建立了汉政权。
刘渊之所以能建立汉赵政权首先在于其武力优势。南匈奴自从降汉之后一直就是成建制存在，光武帝曾将其迁徙到河西五原等地，董卓之乱后，并州萧条，曹操将匈奴人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以刘豹为左部帅，统万余落，居于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县）。
南匈奴虽然被分为了五部，但都居住于晋阳汾水之滨，与汉人杂居，只要天下有变，五部匈奴还是迅速可以凝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南下开拓。
可见，匈奴始终是成建制的存在，且居住于边地，一直维持着其武力优势，这是其能够叫板中原王朝建立政权的核心条件。
同时，刘渊个人的武力素质也极高，史书记载：“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
刘豹去世之后，其继承人刘渊被西晋任命为左部帅，后来，晋武帝将部帅改为都尉，所以刘渊在泰康十年（289）成为左部都尉，同时兼任北部都尉。
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冬，作为执政的外戚杨骏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变相认可了刘渊在五部匈奴中的强大影响力。这也为刘渊后来整合五部匈奴资源向中原发难提供了便利。
长沙王司马乂执政时，成都王司马颖以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让其在邺地将兵。
随后，刘渊以协助司马颖抗击并州刺史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为理由说服司马颖回到了其大本营离石，回去就称大单于，准备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
当然，单纯具备武力优势还不够，刘渊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高度汉化，文化水平相当高。在其父刘豹为左部帅时，刘渊在洛阳做侍子，因此有机会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汉文化，史书记载：“渊少英达，好学，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孙吴兵法略皆诵之。”
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族，其首领都是文武双全的角色，就算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会重用汉人文士为智囊，在协助自己制定战略的同时，制定维持政权运转的各项制度。
也就是说，游牧民族要想在中原建立政权必须具备武力优势，同时，其决策层的文化水平也必须在线。用武力服务于战争，用文化服务于政治，一条线都不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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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刘渊早就看得是清清楚楚，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他对于随何和陆贾这样单纯的文人，对周勃、灌婴这种不懂文化的武人是非常鄙视。所以，他才在武功和文化两条线上同时勇猛精进。当时，刘渊的文化水平是得到中原精英的高度认可的。
后来，能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部族首领基本都是文武双全的角色，即使像石勒这种不识字的人也会特意让谋士给他读史书，经常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
因为文武双全，所以刘渊就能同时结交这两个领域的精英，在成为北部都尉之后，刘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和幽冀名儒都争相归附，成为刘渊创业的原始班底。
刘渊不仅自身文化修养极高，其子孙水平也相当在线，比如刘渊第四子刘聪，幼年时就非常好学，十四岁时就能精通经史，射猎百家，对于孙吴兵法也能达到背诵的程度。而且，刘聪的书法写的极好，诗词歌赋也是信手拈来。
当然，作为匈奴人的刘聪武力值也极高，史书记载：“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
因为个人素质相当过硬，所以刘聪也结交了一帮名士。
还有刘曜，史书记载：“雄武过人，尤好兵书，略皆暗诵。”
刘氏家族过硬的素质保证了其对中原的武力开拓和治理。
在文化素养的加持下，刘渊在制定战略时也是极有高度，在称大单于之后，刘宣建议刘渊放弃援助西晋诸王，恢复呼韩邪单于的旧业，但刘渊却表现得嗤之以鼻：“大丈夫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意思就是，以呼韩邪为榜样，格局太小，要做就做汉高、魏武这样的猛人。
于是，刘渊正式追尊蜀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并祭祀太祖、世祖、烈祖和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这八位两汉皇帝，以标榜自己为东西两汉和蜀汉政权的继承人。
也就是说，刘渊将自己打造为蜀汉后主刘禅的继承人，并试图建立起以匈奴为中心的“五胡”与汉族的联合政权。
因为匈奴早先和汉朝和亲，刘渊说自己是汉朝的外甥，这确实是借力的高招。之所以要如此，刘渊给出的解释是：“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刘备能够以益州一州之地建立霸业长期与曹魏对峙就足以说明汉朝强大的号召力，这才是刘渊特意强调自己汉朝外甥身份的核心原因。
研究透了这一层之后，刘渊接着说：“且可称汉，追尊后主（刘禅），以怀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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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刘豹改姓刘之后，匈奴人欲借助汉朝的政治优势有所作为的野心就已经昭然若揭。
刘渊这一手成为后来在中原建立王朝的游牧政权所学习的经验，石勒、苻坚等人都自称是汉文化的继承者，积极进行汉化改革，苻坚甚至说自己是汉文明的拯救者，北魏的孝文帝更是实行全面汉化，目的就是为了将其打造为华夏正统，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同时以汉文化用时间堆砌起来的精华治理王朝。
所以，刘渊胡人的身份能够吸引胡人武力的加入，比如，鲜卑、乌桓、氐族等胡人势力，蜀后主刘禅继承人的身份也吸引了汉人精英王弥和刘灵等人的加入。
也就是说，刘渊的刘汉政权覆盖面比较广，能够同时覆盖草原和中原精英，这才是他能将蛋糕做大的核心原因。
刘渊不仅示范了如何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姿势，还同时在军事层面树立了攻打汉地的标准模板。
永嘉二年（308）正月，汉王刘渊派遣诸将出兵正式对西晋展开攻势，以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攻赵魏。七月，刘渊攻平阳（今山西临汾），陷之。九月，石勒与王弥攻邺，陷之。十月，石勒和刘灵率三万人攻魏郡（今河南安阳）、汲郡（今汲县西南二十五里）、顿丘（今河北清丰县西南），皆陷之，杀魏郡太守王粹。当月，刘渊即皇帝位。
次年（309）正月，刘渊迁都平阳。
在西晋左积弩将军朱诞投降刘汉将洛阳城守的弱势向刘渊详细陈述之后，刘渊作出了进攻洛阳的军事决策，以朱诞为前锋都督，遣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今河北浚县东北），使安东大将军石勒攻巨鹿（今河北宁晋县西南）、常山，以掩护山东军之北面。
虽然汉军在用兵中原的过程中略有收获，但是却一直无法攻克洛阳的坚城。于是，刘渊就及时改变策略，展开对西晋地方州郡的进攻。永嘉三年（309）十一月，王弥自缑氏出轘辕下豫州，石勒也攻陷信都（今河北冀县）。
这很好理解，因为，游牧民族虽然擅长骑射，但攻城战却是其短板，尤其在没有步兵建制和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点，刘渊是及时看清并调整了打法，以扫清地方州郡来达到围困洛阳孤城的目的。
这一战略前所未有，后来的北魏、蒙古本质上都是抄袭了刘渊的“作业”：拓跋珪在攻打河北的后燕时采取了先扫清外围以孤立河北城市群的战略；成吉思汗在攻打金中都时也是先扫清中都的外围。
这可以看作是刘渊在军事层面对于游牧政权的贡献。
刘渊驾崩之后，刘聪通过发动政变攫取了刘汉的皇权，继续执行刘渊生前扫清洛阳外围的战略。永嘉四年（310）十月，刘聪遣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和王弥、石勒等将继续用兵中原：刘粲出轘辕，略地梁、陈、汝、颍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王弥以二千骑兵攻略襄城诸县。
继续扫清洛阳周边的州郡。
永嘉五年（311）五月，刘聪遣前军大将军呼延宴将兵二万七千进攻洛阳，前后十二战，晋军皆败，死者三万余人。于是，刘曜、王弥、石勒也引兵会合，围攻洛阳。
六月十一日，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西晋第一次灭亡。
刘渊战略之正确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虽然在攻打长安的过程中曾经得而复失，但汉军最终还是于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十一日，拿下了长安，晋愍帝投降。刘汉政权正式灭亡了西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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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兴元年（318）七月，汉主刘聪驾崩，八月，大司空靳准作乱，杀掉了汉主刘粲准备投降江东的司马睿。镇守长安的刘曜在平定叛乱之后于太兴二年（319）四月迁都长安并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但是，汉赵虽然在中原建立了政权并灭亡了西晋，可是其内部却存在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割据河北的藩镇石勒。由于石勒在汉赵政权建立的过程中立了大功，导致其成为最大的异姓军头，刘曜在称帝之后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赵公。
由于河北已经成为石勒的根据地，所以，石勒就在军功和封地的加持下于319年十一月在襄国称大单于、赵王，正式宣告独立，前赵遂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328年十二月，刘曜在遭到石虎的反击后大败，被俘后惨遭杀害，前赵灭亡。
虽然前赵的周期极短，但其毕竟给后来的胡人政权树立了样板：以汉文明武装自己，进行制度建设，同时争取更多人的支持；面对坚城，先扫清外围，然后再围困孤城的原创性打法。
同时，在管理经验层面，汉赵也给出了科学的办法，那就是胡汉分治：设置左右司隶校尉，令其分别统领二十余万户汉人；设置单于左右辅，令其分别统领十万落，专业管理“五胡”。
也就是说，胡人政权的首领分别有两个身份，皇帝和大单于，分别管理其内部的胡人和汉人。
而且，其核心力量都是安排在国都附近以拱卫政权且作为职业性军人负责开拓，汉人负责专业生产。这些原创性经验都被后来的胡人政权所吸收、应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辽国后来胡汉分治的经验可能也是受汉赵政权的启发。
所以，刘渊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政权的胡人，汉赵作为五胡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其历史影响是非常之深远，必须对其进行解剖。
读懂了汉赵政权，就能看懂后来的所有胡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