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美国人，本名Anson Burlingame，即安森·伯林盖姆。1861年，他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外交官，成为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六年后任期届满，他又被清朝任命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

有意思的是，在担任清朝全权使节期间，蒲安臣忠实于大清，出色地完成了很多清廷赋予的外交使命，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出任中国使臣的美国人。

一、男俊气盛，社会精英，勇担驻清使节重任

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

25岁的蒲安臣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波士顿担任律师。这本是一个令众人羡慕的职业，但志存高远，又具有极好口才的他，开始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不久便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

当时，美国存在的黑奴制度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南方的农场主坚持维护奴隶制，而北方的主流声音是主张废除农奴制。蒲安臣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废奴主义者，年轻气盛的他跟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社会活动家一起创建了美国共和党。

1855年，34岁的蒲安臣当选为美国众议员，专事从政，在国会里工作了六年（1855年—1861年）。期间，1856年6月2日蒲安臣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大声疾呼废除农奴制度，这是一份为解放美国黑奴的重要宣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1861年林肯当选美国第16届总统，他对蒲安臣的政治主张和出众的才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任不久，他便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指示蒲安臣和大清建立融洽的外交关系，而不是用武力施加威胁。

美国和中国之间，远隔浩瀚的太平洋，根据当时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两地传递信息往返需要4至6个月时间，因此林肯授予蒲安臣便宜行事的专断处理权力。

临行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西华德向蒲安臣交代了对华的总体方针：对华采取“合作政策”，以“公正的”方式，取代此前的“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1862年7月蒲安臣抵达了北京，来到主管外事工作的总理衙门，在这座题有“中外禔福”的四合院里，他拜会了中方官员。

正是这时，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蒲安臣。因为Anson在当时的中文翻译就是“安臣”，他的姓伯林盖姆（Burlingame），开头一个音节的发音类似中文的蒲，所以按照中文姓在前，名在后的习惯，安森Burlingame就成了蒲安臣。

二、“安臣”人如其名，履职六年，赢得清廷信赖

清朝历经康乾盛世，依靠实力征服周遭邻国，以天朝宗主国自居，建立的是华夷秩序，朝鲜、蒙古、琉球、越南及中亚一些国家均为其藩属国。朝廷处理周边属国关系均由理藩院承担，因此清朝政府并没有专职的外交机构。

西方列强认为跟理藩院打交道有受辱之感，《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要求清廷按照国际惯例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外交的中央机构——以平等的礼节和各国驻京公使打交道，处理日常外交事务。

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列强瓜分，形势岌岌可危。清廷慈禧等已没有办法继续摆天朝的架子，决定攘外必先安内，于是答应了列强的要求，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天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其实就是担负外交部的职能。至此，清朝对外交涉和通商问题统统由总理衙门办理。

当时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由恭亲王奕䜣出任。奕䜣是同治帝的叔叔、咸丰皇帝的胞弟，他聪颖精明，是清末知名的洋务派，在清廷高层里，相对而言他对外界事务尚有较清醒的认识。由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所以也被当时的保守派咒骂成“鬼子六”。

为挽救清廷的颓势，恭亲王尽心竭力地投入到外事活动中。

他在接待蒲安臣时，见到美国外交照会里新任公使的名字叫蒲安臣，一看这个名字就感到相当顺眼，认为这很有中国风范。安臣两个字，难道不是说美利坚公使安于做我大清之臣吗？或者说是安于臣子之道吗？这很亲善嘛！心中首先就升起了几分好感。

真可谓“蒲安臣”这三个字在国书里面一放，便产生了为中美关系开新颜的奇妙效果。

蒲安臣上任以后的表现也着实让恭亲王另眼相看。

在一帮趾高气扬的西方外交官里，蒲安臣很特别，他态度谦逊，从不要求扩大租界，也不要求割地。而且还为中国引进了《西方国际法》，帮助中方的官员学习了解西方法典。清廷在购买军舰的过程中，曾经和英国发生了纠纷，蒲安臣却站在清廷一边引用国际法帮助从中协调，这让恭亲王心生感激。

在蒲安臣六年的公使生涯中，他对中国培养起了深厚的感情，由于其对华的友好态度，他也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和特别的信任。

三、临危受命，出使美欧，维护中华鞠躬尽瘁

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到1867年清廷必须派出自己的外交官到西方国家建立对等的公使和领事级外交机构。

大清历来以天朝自居，派使臣去周边各个藩属国也不过是展示天威浩荡，对于现代外交是一窍不通。清廷外交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熟悉国际事务的人，缺乏善于谈判的外交专才，又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困窘，对国际交往礼仪也缺乏认知。在满朝文武官员中找不出一个适合的人来担当此任，当时掌权的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一直对此束手无策。

这时恭亲王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点子，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马上就要卸任了，可以请他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让他做中国的“世界大使”，代表大清出使世界各国。没想到这个奇葩的点子居然被慈安和慈禧同意了。

1867年11月，恭亲王奕䜣匆匆来到了总理衙门，亲切接见蒲安臣，同时带来了同治皇帝的圣旨，任命蒲安臣做“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大清与其他国家交往。

蒲安臣毫不犹豫的接过了圣旨，以鞠躬行礼，诚恳而郑重地说：“我接受大清皇帝的委托，作为中国的使臣，我将为中国的利益竭尽全力。”

为了符合出访的礼仪需要，蒲安臣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国制作国旗。当时清朝还没有国旗一说，蒲安臣灵机一动，根据八旗旗帜上的图案自行设计了一面黄龙旗，作为中国的国旗。

1868年2月蒲安臣带着这面黄龙旗，以及恭亲王为其配备的使团，从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轮船起航，开启了中国近代首次外交活动。他们将代表中国大清朝廷出访美、英、法、普、俄等十一国，这趟出使的任务是与西方各国进行沟通，改善中西关系，增进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蒲安臣的使团一共有30人，其中包括海关道（正四品）志刚、礼部郎中（正五品）孙家谷（下图居蒲安臣两侧者，照片拍摄于1869年德国柏林），为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也为他们挂衔“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分上与蒲安臣相同。另外，蒲安臣还带了两名副手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同去的还有翻译张德彝、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的外国语学校）的英文学生德明、凤仪；俄文学生塔克什讷、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等。

前往出访的第一站是美国，即蒲安臣的祖国。

1868年4月中国使团到达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称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报道了这条消息，而且以热情的口吻赞颂蒲安臣代表中国寻求两国友谊的行为。

蒲安臣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蒲安臣使团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簇拥了无数的粉丝，纷纷前来一睹蒲安臣和中国人的庐山真面目，使团里的所有人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热情。

6月份美国在任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热情地欢迎了蒲安臣使团的到来。

蒲安臣此行取得了巨大成果，他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

这个条约在历史上又被称为《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它是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条约以国际法确定了两国的对等地位，“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允许中美之间的移民、商贸和自由留学。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互利条约。从此两国之间建立起正式的友好关系，并开启了华人来美的移民潮。

梁启超曾将《蒲安臣条约》称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

接着蒲安臣率团去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使团，蒲安臣的口才和彬彬有礼也给女王留下了良好印象。

接着，蒲安臣拜会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普安臣的游说下，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发表了对华友好的声明：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大清朝廷和平相处，并且保证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不友好胁迫。此时，距离屈辱的鸦片战争过去才二十多年。

紧接着，在一年时间里，蒲安臣率团马不停蹄地接连访问了法国、挪威、丹麦、荷兰、普鲁士五国，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柏林，蒲安臣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递交国书，和俾斯麦举行正式会谈。使团成员还对普鲁士的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除了法国之外，其他四个国家都和英国一样，发表了外交声明：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蒲安臣的法国之行却不那么顺利，因为当时四川发生了一起教案，造成一名法国传教士死亡，拿破仑三世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拒绝和蒲安臣讨论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四、出使沙俄身染肺炎，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1870年2月蒲安臣率团到了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此时的俄罗斯正是冰雪交加的寒冬，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态度亦如酷冷的寒冬，十分傲慢和冷淡。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强势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俄国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时代。

早在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趁着中国陕甘回乱和捻军的叛乱，清廷无暇顾及西北边疆的时机，出兵入侵新疆塔城和额尔齐斯河流域，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塔城界约》，割占大清帝国西北地区领土，北起阿木哈山脉，南达帕米尔，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伊犁、塔城，共计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在蒲安臣抵达圣彼得堡前的几个月，亚历山大二世又入侵了中亚的浩罕汗国，并迫使中国签订了《科不多界约》。

面对这么一个强悍又不怀好意的谈判对手，蒲安臣殚精竭虑，一心想为中国争回被占的领土。

可惜沙皇这个土财主不像别的国家领袖那么好说话，不管蒲安臣多么的口才卓越，也不管他多么能够说出打动人心的理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就是摆明了一个态度——到嘴的肥肉不可能再吐出来，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不可能乖乖交出来的，搞得蒲安臣是又急又郁闷。他对使团的助手长吁短叹地说：如果完不成使命，可能会失信于中国呀！

因为长期的紧张焦虑，再加上寒冷的圣彼得堡的天气，蒲安臣积劳成疾，一下病倒了——患上肺炎，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这场病来得很急，仅仅几天后蒲安臣就在圣彼得堡去世了，年仅49岁。

之后使团在副使的带领下，又继续前往了比利时、意大利等国。

蒲安臣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各国传开了，他的遗体被送回了波士顿安葬，葬礼仪式安排在波士顿的法尼尔大厅。厅内同时悬挂起了星条旗和大清黄龙旗，四面八方前来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

蒲安臣被安葬于波士顿西郊剑桥的奥伯恩山（Mt Auburn）墓园。

对于中国，蒲安臣不只是尽忠职守，他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中国历代的忠臣也不过如此，真的是实践了“安臣”这两个字。

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在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国外时“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恭亲王送达同治皇帝的诏书，追封蒲安臣为一品官衔，并赐1万两白银作为抚恤金。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蒲安臣写的悼词中，热情赞誉道：“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超越了国界，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堪萨斯州、威斯康辛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的姓或者名命名的城市，以缅怀这位为中美友谊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界公民。

（本文作者：罗桥础、王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