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一个早晨，关露叮嘱临时保姆整理好早餐并处理一些琐事，然后将她送走，以便独自享受与旧友的重逢。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她轻手轻脚地走向书桌留下一张字条，宣告自己将外出寻医归来于午后。

随后关露摊开一封装满往昔回忆的大信封，其中藏有两个药瓶和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这是她的旧爱王炳南的字迹。一生波折，关露是否真的如照片中所言，享受过长久的关怀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关露原名胡寿楣，诞生于1907年山西的一个文化丰富的家庭。她从小就沐浴在家庭的先进教育理念中。她的母亲坚信女性独立的重要性，经常教导她：“女孩要自立，要有自己的本事，否则终将受人摆布，无法独立做人。” 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关露，她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寻求一个平等自由的婚姻生活。

在关露的青少年时期，她的父母相继去世，留她与外祖母及姨婆相依为命。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家族试图将她纳入传统的包办婚姻中，但受过新思想熏陶的关露强烈反抗这一安排。

1926年，机遇促使她前往上海，这一转变为她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在这里，她遇到了活跃的党员刘道衡，并在1928年成功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的文学系。在校期间，关露不仅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而且开始沉浸于爱国主义的文学创作之中。

从1930年起，关露的文学才华开始得到认可，首部散文随笔《余君》标志着她文学生涯的起步。很快她的名字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等并称为民国时期的四大才女。与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围绕复杂的爱情纠葛，关露的笔触则更多关注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1932年，关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作家联盟，继承丁玲后成为左联创作委员会的主持人。她的作品如《新旧时代》中描述的女性觉醒、《战地》中对故土沦亡的描写、《风波亭》中对民族英雄的呼唤以及《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中对战争灾难的悲痛，都显示了她的爱国情怀和文学才能。

除了文学创作，关露也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活动。她参与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的起草，参加“国防文学问题座谈会”，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为“战时服务团”奔走，这些都彰显了她对国家危难时刻的忠诚与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形势紧张下，我军在上海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关露也被卷入这场涉及策反、情报搜集的隐秘斗争中。这个办事处不仅是战略指挥中心，更是联络苏北和淮南地区的重要枢纽。

国共两党虽形式上合作，实则充满了复杂的内部矛盾，只有那些既深谙社会关系又充满革命激情的人才能够胜任这些高风险的任务。

1939年寒冬的某一日，关露正专注地修改她即将出版的作品《新旧时代》。当她再次翻阅手中的书稿，沉浸于对文本的琢磨之时，门铃突然响起。由于过于投入，她几乎没有立即意识到这声响，直到铃声响了好几回，她才匆忙走向门口。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是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长刘少文，一位同时负责策反和情报工作的重要人物。

刘少文表情严肃，步入屋内，他首先环视了一周，确认周围无人，这才缓缓开口：“这是王炳南留下的房子吧，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居住？”王炳南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因随德国妻子赴重庆处理公务，他的住所便暂时空出。

刘少文没有太多寒暄，迅速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关露：“这是来自南方局叶剑英的亲笔信。”南方局作为我党在南方及国统区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一切秘密和地下活动，国军并不知晓其存在。

关露接过信件，急切地拆开查看，信中内容简单而直接：“关露，你必须立即前往香港与小廖接洽新的任务。”信的末尾还嘱咐她保密和迅速行动。

关露的心情难以平静，她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组织的信任让她既紧张又兴奋。她开始整理行装，思绪万千，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好奇与不安。次日中午，刘少文再次出现，带来了船票和必要的路费，并催促她尽快出发。关露在踏上去香港的船只前，内心仍旧在猜测自己将承担何种重任。

到达香港后，关露如约在指定地点遇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廖承志。廖旁边站着的是她仰慕已久的潘汉年，一位声名显赫的特工领袖。关露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潘汉年相见。

两人的见面并没有太多的客套，潘汉年直接下达了任务：关露需要潜入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76号”，并尝试策反该组织的关键人物李士群。关露虽然心中有所畏惧，但她明白这是为了国家的大义，她必须放下个人的顾虑，勇敢地接受这一重大任务。

本来这个任务应该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承担，因为她和她的丈夫曾在李士群一家落难时伸出援手。李士群对此恩情记忆犹新，曾承诺：“若有朝一日能为你们夫妻做些什么，我必不辞辛苦！”然而由于胡绣枫深入国民党内部，无法脱身，关露被推荐来完成这项任务。

关露一直以文人的身份参与战斗，尚未涉足间谍领域。面对国家岌岌可危的局势，她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尽管这意味着可能会损毁自己的名誉和人生安宁。潘汉年曾在布置任务时郑重其事地提醒她：“比起身体上的牺牲，毁掉自己的名誉更为艰难。

他还特别强调，一旦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她绝不能试图辩解，因为那只会使情况更糟。关露坚定地回答：“我不会辩解。”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关露没有直接寻找李士群，而是通过他的妻子叶吉卿接近他。关露以求职的名义找到叶吉卿，并表明自己是胡绣枫的姐姐，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让李士群伸出援手。

李士群在接到关露的“求助”时，虽然警觉她有其他动机，却没能立即洞察她的真实目的。他拒绝提供工作机会，却邀请她参观“76号”总部，这一处隐藏在上海法租界极思菲尔路的机构内部，是恐怖与暴行的象征。

在那次参观中，关露第一次看到了被称为“人间地狱”的场景，她对抗日的决心愈发坚定，同时也为那些受害者感到深深的痛心。之后李士群经常邀请她到“76号”，但总是通过他的妻子叶吉卿来接待。两人表面上的交往看似轻松愉快，实则关露的内心压力山大。

在与李士群一次偶然的私下会面中，关露用心机深沉地提起：“‘老朋友’想要见见你。”李士群的反应复杂，他沉默良久，显露出对共产党仍有一线情感。最终他压抑的情绪有所释放，狠狠地掐灭烟头，表示愿意帮助。关露知道这可能是策反李士群的关键一步，她的内心既忐忑又充满希望。

在1942年的深秋，关露在上海成功地帮助党的工作，促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的会晤，确信李士群的合作意向后，潘汉年指示关露可以从“76号”撤离。她本以为这标志着她可以重新回到前线，加入延安或苏北新四军的行列，直接参与抗日。

然而组织另有安排，关露接到来自上海局情报部的吴成方的新指示，她被赋予的下一项任务是接近日本人佐藤俊子，一个以左俊芝为中文名的民主思想女作家。佐藤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办的《女声》杂志社担任社长，该刊物恰逢招聘中国编辑的时机，使关露的加入显得合情合理。

关露虽对直接与日本人合作感到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但她深知作为一名党员，她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她以她的文学背景和编纂技能，很快在《女声》杂志社获得了小说、戏剧评论和杂谈栏目的编辑职位。

虽然关露在日方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她的进步文稿和对青年才俊的培养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怀疑。尽管如此得益于佐藤俊子的高度信任与支持，关露总能化险为夷。关露私底下十分尊重佐藤俊子的文学才华和前瞻的思想，视她为一位真诚的朋友，这种深厚的友谊为她在敌营中的生存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同时关露一直在密切观察，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地下渠道送回组织，有效地为抗日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1943年的夏季，关露作为代表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大东亚学者代表大会”，尽管她本人对此并无兴趣，考虑到这是一个与日本进步分子建立联系并收集关键情报的绝佳机会，党的指示是她必须参加。

抵达日本后关露被邀请在广播中以“大东亚共荣”为主题发表演讲，她巧妙地避开了政治话题，改为强调中日妇女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她的演讲聚焦于妇女如何在文化领域促进两国间的理解与和平，避免了直接涉及政治敏感话题，这一策略使她避开了日方的政治压力。

在日本期间，关露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和座谈会，与多位日本左翼人士接触。她深入了解了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情况，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于中日战争的不同态度。所有这些信息她都仔细记录在日记中，归国后将这些观察整理成三篇散文，集结为《海岛风光》系列文章，并秘密地将它们传递给了党组织。

关露的这次日本行为给她带来了党内的赞扬，也引来了巨大的非议，她在日本的行动被《时事新报》曝光，该报大肆批评她是在为敌人服务，称其为“无耻的文化汉奸”。

关露坚守地下工作纪律，尽管受到公开的指责和侮辱，她选择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1945年抗战胜利，关露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由于她在战时的活动仍被广泛误解，她成了国民政府锄奸行动的目标。党组织不得不迅速将她转移到新四军的根据地，以避开可能的逮捕。

在新四军根据地，尽管她回到了同志之中，但仍然有许多人对她的过去抱有怀疑，使她饱受冷眼与误解。她甚至被迫改名换姓才能发表作品，以避免对组织造成不良影响。在整风运动中，她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对象。

1949年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关露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希望之光。在这一年的春天，她终于联系上了廖承志，这位老朋友帮助她向组织说明了她在战争年代的秘密贡献。组织考虑到关露多年的艰辛与付出，决定给予她适当的安置，将她安排到华北大学第三部，从事文学研究工作。

不久后关露在香山的一次偶遇中，与王炳南重逢。这次重逢不仅让两人的旧情得以重燃，更让过去的复杂情感再次浮出水面。在一次深情的对话中，王炳南拿出了关露当年赠予他的那支派克钢笔，这是他一直珍藏的物件，见证了两人间那段苦涩又美好的历史。关露感动之余重新将这支钢笔赠回给王炳南，象征着他们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关露在华北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她重新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活，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她的作品在学术界逐渐得到了认可。然而在1966年的政治风波席卷全国时，关露再次因涉及过去未清的“潘汉年案”而被牵连入狱。

她在冷漠的监狱墙壁间度过了长达八年的岁月，这段经历极大地消磨了她的健康和精神。随着政治风暴的平息，关露于1974年获释，她的健康已大不如前，需要长时间的休养。

关露在恢复健康的同时，开始撰写申诉信，向中央政府寻求正义，希望能够清查她的案件，恢复她的名誉。她坚信自己的清白，希望通过系统的复查揭示真相。历经多年的努力直到1982年，“关露终于听到了她多年期盼的声音。

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亲自到访，带来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的文件，并当面宣读：“经彻底调查，确认关露同志无任何汉奸行为。”在这一刻关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她的名誉终于被恢复，长年的重负仿佛一扫而空。

关露一生致力于事业与革命，未曾有过自己的孩子，但她对孩子的喜爱之情却非常深厚。每当看到街上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她总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看，心中充满了温暖。

为此她的老友陈慧芝曾送给她一个大塑料娃娃，小保姆也亲手为这个娃娃制作了精美的小衣服。关露常抱着这个娃娃，爱抚它、亲吻它，就好像它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

到了1982年12月4日关露的回忆录终于全部整理完成。她将这份珍贵的回忆交给了陈慧芝，让她帮忙转交给文学家夏衍审阅，并准备邮寄至上海市委。次日清晨，关露将保姆和陈慧芝都支开，她独自一人在屋内服用了大量安眠药，选择在这清冷的冬日离开了人世。

关露离世时身旁只有她深爱的塑料娃娃和一张桌上的牛皮纸信封。信封内藏着她珍藏多年的王炳南的照片，那笑容明媚灿烂，但对于已离世的关露而言，那只是过往的回忆。

数日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那个风沙漫天的冬日，北风呼啸，似乎映衬着场合的庄严与哀伤。在风沙中一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缓步走来，他靠近签到处，从厚重的外衣口袋中拿出一支旧时的墨绿色派克钢笔，这是关露曾赠与他的。在签到簿上，他工整地书写下自己的名字：王炳南。他的笔触坚定，每一个字都彰显出对关露的深切怀念与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