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先，1950年出生，浙江省萧山义盛新庙前村人，家庭世代务农。
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生前为12军36师107团七连连长。
1985年2月8日，他率连队在老山前线作反击前的训练准备时，突遭越军炮击，舍身保护战友而牺牲，年仅35岁。
他善于带兵、身先士卒，任排长时，所在的排荣立集体二等功，任连长后，所在连先后参加军、师、团的21次军事项目比赛，夺得6项总分第一，34个单项第一，成为全团先进连队。
中央军委、南京军区分别授予他“勇于献身的好连长”、“勇于自我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有了献身的思想准备，上战场才能勇往直前”
1984年7月，傅永先奉命带领连队参加云南前线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1985年2月8日，他所在的七连接受作战主攻任务，正在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下午4时20分，他们突遭越军炮击。瞬间，阵地上硝烟弥漫。傅永先指挥二排冒着大火抢救弹药后，命令大家进洞防炮。
当他发现六班战士江云发还在洞外时，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小江的后背朝防炮洞里猛地一推。
正在此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呼啸而来。为了保护战友，傅永先迅速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洞口，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背部，鲜血顿时浸透了上衣。
江云发一看连长倒在血泊中，高喊着“连长！连长！”并赶忙撕开急救包给他包扎。
通信员闻讯赶来，同其他战士抬着连长就要往团救护所送。傅永先微睁双眼，吃力地说：“我不能走，这是我的指挥位置。”说完就昏了过去。
在救护所里，他一直昏迷不醒。6点多钟，从阵地上赶来的教导员蔡正明站在傅永先身边，连喊几声“老傅”，只见他嘴在蠕动。
通信员用耳朵贴近他的嘴边， 隐约听见他在问：“前——面——怎——么——样——指导员？”虽然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傅永先终因伤势过重，于晚上7时35分光荣牺牲了。
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傅永先把生让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勇于自我牺牲的颂歌。
忘不掉战斗的深情，抹不去战友的身影。听到连长牺牲的噩耗，全连一片哭声。
100多名干部战士按了血手印请求上级给连长记一等功，74名战士争先恐后报名要求参加为连长报仇的尖刀班。
2月11日凌晨，就在傅永先牺牲后的第三天，七连干部战士把对连长的爱化为对越军的恨，勇猛冲击，只用三个小时就连续拿下了被越军侵占的4个高地，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战后，上级给傅永先追记了一等功。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对生命，傅永先和其他人一样非常热爱，但他又随时准备慷慨地献出。
2月7日晚上，傅永先和指导员管建国躺在又湿又闷的坑道里，怎么也睡不着。
他们是老搭档，在一起文唱武打当了4年主官，彼此信任，无话不谈。
傅永先说：“明天我们就要上冲击出发阵地了，并在不同的方向负责指挥，这一去也许难得再见面了。”
指导员说：“你想得太多了，我们一定能见面的。”傅永先挺认真地说：“对我们连打胜仗，我是很有把握的。但作为一个军人，在这严峻的时刻，思想上应该有献身的准备。有了这种准备，心里坦然，上战场才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和敌人英勇拼杀。”
没想到，傅永先的这一席话，竟成了他的遗言。他只活了35个春秋，犹如流星在天上耀目地闪亮了一下，又急剧地坠落——他的生命太短暂了。
傅永先是在战场上为保护战友英勇牺牲的。可七连干部战士都说，连长做出的牺牲，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不仅仅是鲜血和生命，而是很多很多。
“计较个人职务高低，那还算啥党员？”
他热爱部队，勤奋好学，工作踏实，先后8次立功受奖。他当班长时，班是先行班；当排长时，排荣立集体二等功；1976年2月他担任了五连副连长，论革命事业心、军事技术和组织指挥能力，傅永先在全团副连长中是拔尖的。
1981年2月，七连原连长确定转业，但人还没有离队。为了加强连队领导，组织上决定把傅永先从五连调到七连主持军事工作，但职务上还是副的。
团政委和营教导员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没等领导说完就立即表态：请领导放心，只要有工作干就行。计较个人职务高低，那还算啥党员。领导把一个连队交给我，就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
有的战士和他开玩笑说：“连长，你姓傅，看来只能当‘副’的。”傅永先说：“管它副的正的，反正都是党的工作，我这人是一百瓦灯泡，只能发一百瓦光，本事就这么大，能把副的干好就很不错了。”
职务上不去，工作要上去，傅永先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已。他在支委会和班长骨干会上多次表明：既然领导叫我来干，我就要负起责任，和大家一起把连队建设搞好。
他的话语不多，但说了就做。当时七连有些松散，干部的思想也不大稳定。傅永先就从抓干部人手，严格管理，加强思想建设。
一天，他看到通信员手里拿着一张发票找司务长报销，就问买的是什么东西。通信员说，老连长要转业了，买了两个旅行皮包。傅永先问多少钱一只，通信员说25块多钱一只。
傅永先想，个人买皮包怎么能让公家给报销呢。他找到老连长，情真意切地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老连长觉得他说得在理，将一只皮包留给连队公用，另一只自己付了款。这件事看起来不大起眼，可在连队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
有的战士说：“别看他是个副连长，做出来的事倒挺有分量。”还有的战士说：“有这样的人当家，连队要兴旺了，我们也有劲头了。”
傅永先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使连队各项工作有了生机。这一年，七连进步很大，取得了许多新成绩，年终被团评为先进连队。
傅永先担任连长后，工作标准更高，抓得更紧了。
1984年春节，是傅永先妻子女儿随军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晚上，妻子女儿盼他回家吃团圆饭，可傅永先想到战士远离亲人，过春节时连长应该陪他们过年。
他手端酒杯到每个桌上给战士祝酒，会餐后又主持文娱晚会，和大家同乐。等他忙完回到家里时，已深夜12点多。两个孩子早睡了，只有妻子坐在床上眼巴巴地等他。
傅永先爱连队、爱战士胜过爱自己、爱亲人。经过他的忘我工作和全连同志努力，七连成为全团首屈一指的先进连队。
全连先后参加军、师、团21次军事项目比赛，夺得6项总分第一名，34个单项第一。
他带头搞军民共建，出席了省和军区的先进代表大会。傅永先不图名利，只求贡献，赢得了全团干部战士的敬重，被团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干部。
“哪家没有困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1984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在老山前线阵地上，傅永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打开一看，是9岁女儿傅俊写来的。
信中说：“好爸爸，妈妈的身体现在又不好了，生病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但请爸爸放心，家中的一切事情由我承担，我把妈妈照顾好，并带好妹妹。我和妈妈都盼您多打胜仗，早点回来，我和妈妈做好多好多菜给您吃。家里母鸡下了110个蛋，妈妈不让我们吃，说等您回来一起吃。”
傅永先看着看着，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多么懂事，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指导员管建国得知这个情况后说，是否给领导反映一下。傅永先摇摇头说：“哪家没有困难，我当兵十七年，这种事经历多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千万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
他说完，走出帐篷，召集排长们围着沙盘研究作战方案去了。
傅永先入伍后家中接连遭到天灾人祸。先是一把火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烧个精光；接着父亲患严肺重气肿病，长期卧床不起；他结婚后没有房子住，妻子一直借住在他弟弟的半间草房子里；妻子高芝芬辛苦劳作，得了坐骨神经痛和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一到阴雨天和冬天就起不了床，生活不能自理。
他每月工资要养活四五口人，到牺牲时，还欠别人950多元账。尽管家庭困难多，经济负担重，但傅永先没有向组织提过半点要求，也没有因此影响连队工作。相反，他还时时处处做到他人第一，工作第一。
1983年上半年，组织上决定给傅永先救济50元钱，他却悄悄地把钱送给了生肝炎病正在住院治疗的二排长董仁云。
1984年4月，七连接到去师教导队修建靶场的任务，团里指定由副连长带队，而副连长的爱人当时正来队探亲。
傅永先二话没说，主动承担了带队任务。可他的妻子正患病躺在床上，连下床解手都要人扶着。
1984年部队受领作战任务后，傅永先废寝忘食地带领全连同志进行各项准备。
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妻子特意炒了6个菜，买了一瓶酒，要为他饯行。可是左等右等，一直到十一点多，仍不见丈夫回来。
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连队，只见傅永先正忙着到各班做最后检查。大女儿傅俊不等妈妈开口就说：“爸爸，妈妈把菜热了好几次了，快回家吃饭吧。”
傅永先摸着小俊俊的头说：“乖孩子，听话，跟妈妈先回去，我过一会就来。”然后又低声对妻子说：“今晚我不回去了，连队还有好多事要做，在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住在家里！”
妻子默默地望了老傅一会，走到指导员身边，用颤抖的手拽着他的衣角，哽咽着说：“指导员，老傅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这次去打仗，我把老傅托给你了，望你们多打胜仗，早点回来。”
说完，她一手抱着熟睡的小女儿，一手拉着大女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连队。谁能料到，此次分别竟成了傅永先和妻子女儿的诀别。
是我们的军人没有感情、不懂得爱吗？不是。军人眼睛中也有孩子甜蜜的笑脸，天真的举动；军人耳朵里也有父母的呼唤，情人的心跳。
然而，军人更懂得“诸事相比，国事最大”。因此，当祖国需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已的一切——儿女情，天伦乐，父母爱，直至生命。
“走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自己操什么心”
傅永先的妻子高芝芬1983年从农村随军后，一些好心人对她说，你们的根本大事已经解决了，还呆在部队干啥。你家老傅年龄大，文化低，又没进过院校，干部“四化”他差“三化”，在部队再拼命干也没有什么奔头了，还不趁早转到地方去干。
高芝芬动了心。她想到自己有个姨夫在县委机关做领导工作，就瞒着傅永先，给她哥哥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去找姨夫，求他帮忙给老傅找个好工作，为转业做准备。
这件事后来被傅永先知道了，他很理解妻子的心，但是，他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责备妻子说：“你怎么去干这种事！个人走留，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自己瞎操什么心。我相信党的政策，不管到什么时候转业，总会有工作干的。
一个个都为个人着想，找门路，向后转，部队建设还要不要了！”高芝芬心里虽然感到有些委屈，但丈夫对部队、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之心，她是了解的。
当年和傅永先谈恋爱，他家穷得丁当响，不就是爱他的人品吗！她深情地对傅永先说：“那，你就安心在连队干吧，领导叫你干多久，我都支持。 家里的事你别管，再大的困难我也能顶住。”
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要有不怕困难、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傅永先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他，连队苦，不嫌；职务低，不怨，以心甘情愿地战斗在基层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别人。
军委座谈会精神在连队传达后，团政委侯多宽来到七连阵地上找傅永先谈话，问他对个人走留有什么想法。
傅永先说：“论年龄、文化，我该走了。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等打完仗再说。我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越是这样，我越要抓紧时间干，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把仗打好。”
在搞临战训练时，一次傅永先帮助战士排除班用机枪故障，左眼被飞出的弹壳击伤，血流满面。到医院一检查，左眼视力下降到0.4。
医生叫他住院治疗，他不肯，只好给他开点药，叫他回去好好休息。可他受伤的左眼还包着纱布，就到训练场跟班了。
连队干部不让他去，他就恳切地说：“我虽然一只眼睛受了伤，但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我是一连之长，在家里怎能坐得住。”
傅永先在眼睛受伤的一个多月里，不仅坚持跟班，还和到连队实习的三个“学生官”一起，针对班攻防训练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总结出了200个“怎么办”。
这些“怎么办”具体实在，在后来的战斗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连队搞武装越野穿插适应性训练，别的连队搞五公里，傅永先提出搞十公里。
他和战士一样身背背包、水壶、武器一起跑。刚跑了七、八里路，他的胃病就犯了，恶心呕吐，脸色苍白，头上冒冷汗。
两个班长停下来劝他不要跑了，他说不要紧；战士要帮他背东西，他不让，硬是咬着牙坚持。一到终点，他就昏倒了。
营里领导来看他时说：“老傅，你怎么能跟十八、九岁小伙子比呢，这样搞下去身体会受不住的。”傅永先说：“我是想平时训练严一点，在战斗中连队就会少流血，多打几个胜仗。”话语朴实平和，却句句感人肺腑。
“你是我的上级，我应该真诚地尊重你”
傅永先在全团连长中资格最老，但他从不倚老卖老，摆架子。
在连队，他和比他入伍晚的指导员亲密团结，互相配合，相处得像两棵枝叶相交并排而立的白杨树。
对待领先的同辈、特别是后来居上的同志，傅永先更是真诚尊重，热情支持，表现出很高的风格。
1984年7月，部队接受参战任务时，上级给傅永先所在的三营派来了一位营长叫庞士勇。
庞营长1973年入伍，年轻有才华，还随领导出国工作过两年。但开始他对能否挑起营长这副担子心中没底，尤其是得知比他入伍早5年的傅永先还是他手下的一个连长时，心里的小鼓更是打个不停。
七连是先进连队，全营的拳头，和七连打交道将最多，这么老的连长我怎么指挥？在工作中要是给我出难题该怎么办？可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上任后到的第一个连队是七连，当时傅永先带领部队正在忙着做战前准备、累得满头大汗。
他看到新任营长来到连队，忙迎上前去敬礼、并简明扼要地把连队战前准备工作向营长作了汇报，最后请营长作指示。
庞营长有什么好说的呢？面对着这个身高1米84、质朴憨厚的老连长，他顿觉自己好似矮小了许多。他紧紧握着博永先的手说：“我们以后要好好合作，你要多给我帮助。
傅永先和庞营长在一起仅仅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这期间，每次到营里开会或见到营长，傅永先都主动敬礼报告。
营长叫他不要这样，随便点，他却正儿八经地说：“你是我的上级，我应该真诚地尊重你。对我你不要有任何顾虑，要象对其他连长一样，该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
傅永先为人诚实，说到做到。一次营里赋予七连“加强步兵连山岳丛林地防御作战”演练示范课目，傅永先认真准备，并冒着大雨进行组织指挥。
庞营长在检查验收时，发现演练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兵力安排太密集，不符合战术原则；二是个别情况出得不够合理。
他当即给博永先提了出来，傅永先虚心接受。当天晚上，他召开了班、排长会议，传达营长的指示，并发动大家出主意，研究改进的办法。
第二天，傅永先把演练搞得形象逼真，有声有色。全营班以上干部观摩后一致给予好评。
傅永先牺牲5个月后，庞营长升任了副团长。在谈到傅永先对他的支持和帮助时，他感触很深地说：“傅永先的职务虽然比我低，但是他的胸怀比我宽，党性比我强，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假如我得到一枚军功章，将把它挂在你的胸前”
傅永先的爱人高芝芬是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她1975年和傅永先结婚以来，分享了军人的光荣和自豪，但更多的则是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和牺牲。
她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部队探亲，可丈夫带着连队到农场抢收抢种去了，在营房住了半个月连丈夫的影子都未见。
丈夫欠别人的账没钱还，她就把娘家陪送的手表卖掉还上；她和两个孩子都生病住了卫生队，给丈夫去信时却告诉他全家平安，不要挂念。
傅永先非常感激妻子对他的支持。1984年10月，他在前线给高芝芬去信说：“我能在前线安心工作，你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次战斗中，假如我能得到一枚军功章，回去后将把它挂在你的胸前。”
确实，作为好军人的好妻子高芝芬，挂上一枚军功章是完全应该的，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