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每当人们诵读这首充满浩然之气的名篇时，就不由得怀念起它的作者于谦。于谦是明代中期的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这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诗，正是他一生清廉正直，忧国忘身的生动写照。
“吾唯有清风而已！”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生。他从小就刻苦读书，十分敬慕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因其“既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对于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时常留心。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举进士。宣宗朱瞻基即位初，拜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宣宗很赏识他的人品、才干，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亲笔谕示吏部，超迁为兵部右侍郎，以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到任后，接近下层，遍历所部，政事勤谨，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比如遇到丰年，他令官府多拿出一些钱，买下滞销的粮食；收成不好时，便让府库以平价出售给缺粮的农民。后来，还奏请英宗批准，在山西、河南建立了贮存预备粮制度。规定每年三月，各府、州、县，要查明缺粮民户，随分支给，让秋后偿还。对于那些年老、有病及确实贫困无力偿还的，可兔于偿还。如州、县官吏任满当迁时，预备粮未贮存够的，一律待贮够后才准离任。
当时，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在朝辅政，于谦很受信任。凡是他的奏章，往往朝报夕准。他品行端庄，每次入京议事，都是两手空空，使一些贪婪的权贵大失所望。好心的人劝他说：“既不橐金往，宁无一二土物充交际耶！”(李贽《续藏书》卷十五，《于忠肃公》）于谦闻言，笑着举起两只袖子说：“吾唯有清风而已！”“三杨”相继离位后，一直对他不满的掌朝太监王振便捏造罪名，将其下狱，三月后贬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两省吏民闻讯，有千余人赶到宫门上书，请求于谦回任。于谦先后任晋、豫两省巡抚十九年，“威惠流行”，甚得民心。
“言南迁者，可斩也!”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北方的瓦剌部族(蒙古族的一支，在其首领也先统率下，分兵四路，大举入侵。当时明王朝内政黑暗，大权完全被太监王振所把持。边境告急，败报频传，跋扈无能的王振企图侥幸取胜，冒滥巨功，劝英宗御驾亲征。英宗听信王振，不顾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带着五十万人马仓促从北京出发。兵部尚书邝茔极谏无效，只得随师离京。英宗让己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留在北京，代理兵部尚书。
权宦王振根本没有打过仗，何曾懂得什么军事。他一到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听说敌军来势凶猛，就心中恐惧，决定退兵。原指望东出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令河北省蔚县)时，好乘机煊耀一番。可中途又担心人马太多，踩坏了家乡庄稼，遂执意改道宣化府(今河北省宣化县）。大军刚到宣化，敌军就尾随而来，于是慌忙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省怀柒县西二十里)。明军在土木堡遭到瓦刺军袭击，全军覆没。从征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均战死。王振也死于乱军，英宗当了俘虏。一时京师大震，不知该怎么办好。
当时，皇太子朱见深只有两岁，于谦等请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朱祁钰召集大臣们商讨应急的方略，侍讲徐理等借星象变异，主张南逃；另一些人拿不出主意，只是相聚痛哭。只有于谦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迁都。他痛切陈词：“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财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朱祁钰感到于谦说的有理，便让一切听于谦处置。
其时京师所余疲卒不及十万，军备已很空虚。京内人心惶恐，上下缺乏斗志。肩负着保卫京城和国家重任的于谦，一面立即请郕王下令调河南、山东以及南京等地军队火速赴京拱卫；一面积极征调车辆，加紧往京城转运粮食。当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仓库有大批存粮，为防瓦剌掠夺，有人主张烧掉。于谦请郕王下令，让用这些粮食给京城所有官员预支九个月俸禄，军士预发半年粮饷，由各自往通州仓去领。同时，于谦还和大臣们要求处分了一些王振死党。经过这样一番筹划和处置，兵员有所增加，粮食也充足了，加上破坏抗战的恶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京城才稍稍趋于安定。
“社稷为重，君为轻!”正在于谦积极备战时，瓦剌军向宣化、大同发动了进攻。在攻打大同时，阴险狡猾的也先把英宗推到阵前，让英宗下令开城。当时城中守臣郭登高呼：“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拒不开城。于谦很赞成这种做法，他对人们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并派出使臣，申戒各处边将，不要误中也先奸计。
当初，英宗被俘，大臣们忧虑国家没有正式皇帝，太子年幼，敌军逼近，请皇太后令郕王即位。郕王再三推辞，于谦严肃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郕王遂于九月间正式做了皇帝，这就是明景帝。
景帝即位后，任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身负重任，一面继续派兵遣将，督促边将奋勇御敌；一面赶造和调运兵器，加紧进行战备。十月间，当瓦刺侵略军越过大词直逼北京时，大将石亨等摄于敌军气势，主张把军队撤进城内，全力防守。于谦坚决反对。他说：“贼张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张也！”于是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布列在九座城门外严阵待敌。他亲自与石亨驻军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刺主力。为了表示决以死战，他让侍郎吴宁主持兵部，将九座城门全部关闭，并下令军中：“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将士们为于谦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个个勇气百倍，誓死杀敌。
敌军到北京后，果然直扑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伏于城外空屋之中，遣骑诱敌深入。当敌人万余骑兵进入埋伏区后，明军火器齐发，伏兵蜂起，敌军大败，也先的弟弟孛罗及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而死。敌军所到之处，于谦都指挥明军英勇抗击。在京郊人民的大力声援下，敌军接连失败。相持了五天后，也先看到战局于己不利，又听说各地勤王大军将至，恐其归路被截，只得挟持英宗向西撤退。于谦又调集诸将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北京保卫战之后，景帝为奖励于谦，特加少保衔，让总督军务。于谦辞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当景帝得知于谦居室简陋时，又特赐西华门甲第一处。于谦又以“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为由，辞谢不受。他这时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如何迅速恢复因土木之役而损失过大的国防力量上面去了。为此，他除继续调进一些军队，充实京师防卫，还调杨洪、罗通两员名将，对京师的军队进行训练。同时，他又修筑北边的重要关口，给缘边诸州府增兵，并派大臣亲临山西坐镇。一时，京师的防卫和边防力量都较前大大加强了。
瓦刺在军事上连续碰了一些钉子后，企图派人讲和。于谦从三个方面认为与瓦刺只可言战，不可讲和：一是从前几次交往的教训看，“和不足恃”；二是“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三是“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他严辞责备了倾向讲和的将领，致使边将人人主张战守，没有谁敢再言讲和。
自后，明军又打退了瓦刺的好几次进攻，瓦剌十分被动。原以为虏了英宗，“奇货可居”，能够借此好好讨价还价，勒索明朝。不料明朝坚持抗战，不上圈套。至此，讲和不许，进攻又连连失利，无可奈何，只得答应把英宗这个“刺猬”放回。
朝内商议迎接上皇回京时，景帝却有些不高兴了。于谦处处顾全大局，他劝景帝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这才放下包袱，连声说：“从汝!从汝!”
上皇回京后，于谦仍感到和议难恃，遂按照他所提出的安边策略，在大同、宣化以至山海关和辽东等缘边重镇修筑城堡，增加守军；对京师军队进行整编，从中挑出十五万精锐，建立了团营。至此，国防才渐渐得以巩固。
“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但就在国耻始雪，外患暂消之时，内乱开始了。早在抗击瓦刺的战争中，于谦因始终坚持战守，反对议和，就为某些人所不满，加以生性刚强，宁折不屈，因而，每不遂心，便拊膺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不料悲剧很快就来了。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病重。这时，早有复辟阴谋的上皇明英宗，暗中勾结太监曹吉祥及其党羽徐有贞、石亨等，夺守宫门，发动政变，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惩办以前力主抗战、反对议和的大臣。继大学士王文下狱之后，又诬陷于谦“谋迎立襄王朱瞻塔的儿子作皇帝”，石亨扬言：“虽无显迹，其意则有”。廷审对，对于谦惨加拷掠。当时王文拒不服“罪”，一再辩驳。于谦笑着说：此为“(石)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先对杀掉于谦还有顾虑，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复辟)为无名！”(《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英宗为了维护自己通过阴谋手段夺回的皇位，遂于复辟的第六天，以“谋逆”大罪，杀害了于谦。
爱国民族英雄于谦，虽然在腐朽统治者的政变中惨遭杀害了，但他领导军民，打败也先，使国家转危为安。使人民免受瓦刺铁骑蹂躏的卓越功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于谦遇害时，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抄没其家产时，发现“家无余貲，萧然仅书籍耳。”(《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他真正做到了“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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