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8.20-1978.1.17），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吴宓先生的一生历经坎坷，也趣事多多。为了让大家对吴宓先生有一个简单直观的印象，编者首先为大家推出吴宓先生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下周四，我们将为大家进一步深入地介绍他的一生。
▲1912年 北京 吴宓
读书入神 过目不忘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宓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吴宓风”与“对牛弹琴”
吴宓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
1947年，吴宓来西安西北大学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做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毛彦文
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吴宓和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宓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子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关于丘吉尔夫人的故事
吴宓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心怀坦荡，为人宽厚。1955年，他从泾阳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车，一列车员倒开水时，不慎将吴手烫伤，慌忙中未及赔礼，吴却站起，毫不介意地说：“无妨无妨，请勿耽误公干。”
服务员离去，同行数人，均感诧异。询之于吴，吴曰：“昔英相邱吉尔去议会发表演讲，下车之时，夫人手被车门夹伤，血流不止。邱氏瞥见，神情慌急，但夫人却一脸镇静连说“无事”，待邱演讲完毕，夫人方以实情告之。”
吴宓意在喻告人们，凡事不可以小误大，以私误公。
“杀”胡适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为《红楼》砸饭馆
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1931年 巴黎 吴宓
帮学生作弊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当年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吴宓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这位女学生也满脸通红。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还我五块钱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下面两个故事：
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一声“老师” 热泪盈眶
“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小人施诈 哲人受骗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六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二百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暮年吴宓
最后的时刻
1977年，吴宓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泾阳，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盖吴此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实可感人。
临终时刻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
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