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老态龙钟的周恩寿踏进了西花厅后院，他的身体微微颤抖，脚步更是沉重，16年了，他终于又踏入了这里，而此时，他的哥哥周恩来已经去世6年了。

1924年，周恩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派遣。

两年后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之后更是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战场上刀枪无眼，周恩寿在攻打武昌城的时候一不留神挂了彩。周恩来和周恩寿的妻子见面后曾力证此事：“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1927年，蒋介石“清党”，周恩寿他们直接在《讨蒋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之后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

那一年，周恩寿不过23岁的年纪，他同一个姑娘相爱了，但是，让周恩寿有些纳闷的是，怎么好端端的那个姑娘就离开了自己，跟着另外一个男人去了四川，此时的周恩寿还满心满眼的都是她，忽然面对这样的局面哪里能够接受，就算两人分开，他也得知道原因，既然她在四川，他就去找她当面对峙。

周恩寿来到四川后不断地向人打听，终于找到了那个姑娘，这才知道，原来她早已移情别恋，不愿意再继续跟他交往。周恩寿承受不住失恋的痛苦，终日借酒消愁。

与此同时，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手，大肆的逮捕枪杀共产党，周恩寿听到这一消息后，被酒水麻痹的大脑也清醒了过来，匆匆忙忙赶回武汉，寻找组织报道，结果直接撞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原来，周恩来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他已经听说了弟弟不顾一切跑去四川的事情了，在他看来，同宇实在是太荒唐了，周总理怒火中烧，严厉斥责周恩寿为什么要擅离职守，连假都不请，一声不吭的就跑去四川，他根本就不配当一名革命军人。

事实上，那个准了周恩寿请假的领导并不在场，没人能充当周恩寿的证人，他自己也没有为自己申辩，担心连累到对方。周恩来看着弟弟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真是越看越生气，一气之下亲手写下文件，里面说周恩寿擅离职守，要对他予以“撤职查办”和“关禁闭”的惩罚。

周恩寿本就盛了一肚子的委屈，如今又听到哥哥要处分自己，还要关他禁闭，心下也气愤不已，他不想再跟哥哥理论了，随后脱口而出：“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话落，他直接跑了出去，并借宿在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的家中。

文强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劝说周恩寿不要和哥哥闹脾气了，还是去认个错吧，兄弟俩没有解不开的矛盾，但是，此刻的周恩寿早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去认错，于是，他们两人就只能这般僵持着。

再说周总理那边，他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就误以为弟弟真的不负责任的直接跑去四川，除了“撤职查办”的处置外，还将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抵达上海，见到弟弟后，又恨铁不成钢的讲起批评了一顿，当时的周恩寿年纪也不大，还是少年意气，根本就没有深入思考，直接就离开了哥哥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

其实，这些年来，周恩寿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他20岁入党，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和宣传工作，21岁就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陪着嫂子邓颖超的母亲长途跋涉，从天津前往广州，之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之后更是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战场上负伤，如果不是郭沫若他们的及时抢救，或许他早已牺牲在那片战场上。如今离开自己热爱的革命事业，离开了组织，周恩寿心里也不是滋味。如今，他该何去何从呢？

思考半天，周恩寿还是决定去投奔自己的四伯父周贻庚，周贻庚已经年过6旬，却膝下无子，一直以来他都对周恩来和周恩寿兄弟视如己出，于是，周恩寿就这样在四伯父的身边安顿了下来，找了一份小差事，过上了最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周贻庚他们回到了天津，并在天津安顿下来，找到一份工作，看到老人们已经安置妥当，周恩寿马不停蹄的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找到，他孤身一人留在上海，也没有找到工作，于是1933年满怀遗憾地回到了天津。

一直到几十年后，有人和周恩来提起这件事的真相，周恩来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话语中无不表述着对弟弟的惋惜和愧疚之情。

周恩寿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在有生之年回自己的老家淮安看一看，当然，不是他不愿意去，而是他的哥哥周恩来在的时候不允许。

周恩寿退休之后，就不断地念叨着，自从15岁离开老家淮安，已经四五十年的光景，他真的很想回老家去看一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曾三番两次和哥哥提过想回老家的请求。

一次，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周总理直接将自己的弟弟周恩寿叫了过来，让他和自己一块欣赏这一美景。周恩寿趁机和哥哥委婉地提起：尔辉给自己来信了，信里面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实在是太破旧了，尤其是哥哥住过的房子，若是再不修葺恐怕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表示，如果要将房子修葺一遍，就得先让还在里面住着的几户搬出来，这次他想要回去一次，看看他们都是怎么修的。

对此，周总理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已经和他们说过了，他们的房子尤其是他住过的房子，若是塌了就让它塌了，塌平了最好。

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周恩寿仍旧想要再争取一下：算一算，他自15岁离开老家，如今也已经离开快40年了，哥哥比他早离开8年，将近50年没有回老家，难道他就不想家吗？

周总理也是一个普通人，对故乡也充满了感情，如何会不想家，那里还埋葬着他的爷爷奶奶和母亲等人，几十年没回家，也不知道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

周恩寿见哥哥动了感情，觉得这件事还有继续商量的余地，于是趁机继续说，哥哥就不打算回老家去看看吗？周总理并没有被对方的思路带着走，毫不犹豫的回答：“没有打算！”

周恩寿继续为自己争取：哥哥是总理，他回去的话可能有想要光宗耀祖的嫌疑，但他不过是个普通的老百姓，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总理没有让步：不能，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如果让他回去，那么县委肯定会派人陪同他，这样做不是摆明了要去给地方的同志添加负担吗？早知结果，又何必去做这件事呢？

1965年春节前夕，在得知哥哥要平掉淮安的祖坟时，又一次的提出想要回故乡料理这件事，这么做既能为哥哥分忧，还能带头移风易俗，更能实现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回故乡探望的愿望，一举两得，但是，周总理依旧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最后让侄儿回老家办理了这件事。

原因很简单，正如上面周总理解释过的，周恩寿是他的弟弟，身份不同，回去之后会影响到别人的工作，所以还是让侄儿去办理吧，侄儿的母亲在淮安，回去算是探家，不会惊动到地方领导。

最后，周恩寿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次，这也让他抱憾终身，临终之前，他握着夫人的手交代 ：“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一看。”

1982年4月17日晚上，周秉德接到了七妈的电话，邓颖超告诉她：“秉德，这两天我的身体好些，明天请上爸爸、妈妈，再同志在京的弟弟、妹妹和各自的那一位，一块儿到西花厅，我们全家见面谈谈，晚上一块儿吃个便饭。”

周秉德一口答应下来，随后挨个通知，第一个收到通知的就是她的爸爸周恩寿，从电话的另一端，周秉德能够明显听出爸爸的激动，他连声说着：“好！好！”

次日，周秉德扶着老态龙钟的父亲进入西花厅，他的身体微微颤抖，脚步无比的沉重，眼睛里面蓄满了泪水，最终还喃喃自语：“十六年了，十六年了，哥哥，我看你来了！”

是啊，此时周总理已经去世6年，当年文革周恩寿被抓走迟迟没有结论，他和妻子已经有16年没有进入西花厅了。

这次大家一块坐在桌子上，只是已经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