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晚，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就在代表们刚刚散去不久，那个陌生人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一大红船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李公馆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腹泻，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

8点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在不速之客走后，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

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后因家贫在镇江的米店当学徒，天天拎米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和丁顺华，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早年他们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事。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人划着船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过洋泾浜，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来，法国人为了“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后来，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程子卿尽管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好。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所以他在简历中标明入国民党的地点为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

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

1920年代末，程子卿与杨景德结婚。程杨两人皈依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 “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此后他赋闲在家，所以解放后登记的职业为“年老无业”。但生活颇不错，上世纪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3名佣人，还有一位奶妈。程子卿虽没有职业，但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终年83岁。

当时，在程子卿手下做巡捕的薛畊（gēng）莘，晚年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薛畊莘说：“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一个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