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抓的一个大案。起诉书说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从侦查山口隆一开始的。

1950年9月27日，北京东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上午大约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件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

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伊拉克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拉低了一下礼帽，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

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看信中，除有以购买灭火机为内容的信笺之外，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 ：

“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 ：“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 ：“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天安门处在危险之中。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大家不敢往下想了，但随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得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同志又说：“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经过对大量资料的查阅和可疑人员的排查，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对“美国新闻处”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1923年至1924年在天津开办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他任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多次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各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在包尔德指示下，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6号。1938年，他来到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门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提供给日本海军省。1948年，他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他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下达的间谍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德国纳粹党徒，住北京市第二区甘雨胡同丙17号。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甘纳斯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电气工程师，同时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他公开的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此车供他使用，工人只靠平时修理汽车的钱作为开销费用。

哲立，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1921年，他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1943年起，他为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的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1946年马力悦来到中国后不久，李安东便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为其提供中国的情报。北京解放后，马力悦继续为李安东提供服务，天主教堂这块神圣的净土成为李安东等人隐匿武器的罪恶之地。

随着调查的深入，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她也就是寄信的那个女人。侦查人员迅速对上述人员进行了布控。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的时候，一个从香港来的女人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1950年9月25曰，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不一会，派到哲立家做“杂役”的“特情”人员刘锋打开了门，送走了这位女子，然后又暗示给在路对面修鞋的侦查员辛立学。

辛立学又用力猛敲修鞋工具，示意给远处的侦查员沈继宗盯住这个目标。

下午4时，在跟踪中很善于“走位”盯梢的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向曹纯之汇报，经过跟踪调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迺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从校方调查得知，北京解放前夕，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曾单独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

曹纯之判断：程梦是来找哲立接头的，但她不是真正的接头人，她背后还有人。不出所料，经居委会介绍：程梦的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报了临时户口。程娜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她丈夫是个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曾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这个情况的出现使侦查人员意识到，包尔德与李安东等一定在密谋策划这一件大阴谋。曹纯之当即决定，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侦查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秘密搜查任务。

侦查人员迅速赶到程娜住处，说明了来意，并希望她给予配合，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搜查不能进行。

曹纯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驱车赶到。他威严的目光使程娜感到恐慌。曹纯之问了程娜的名字后，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

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精巧的美国产的脂粉盒。一打开，从粉底下露出半截名片，上边印着英文字母。

曹纯之对张宝英说：“你这个英语专家，看看是谁的名片。”

“是原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瑞德的。”

曹纯之严肃而直截了当地对程娜、程梦说：“包瑞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瑞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心中有鬼的程氏姐妹一时缄默不语。

过一会，程娜向曹纯之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的朋友包瑞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霍尔瓦特·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瑞德作主吗？包瑞德叫你们和哲立去对半截名片，表示接上了关系，这里有重大阴谋吧！”

“这是我先生叫我这么做的，这里没有什么文章。”程娜连连解释说。

“卖钢琴，写几个字就行了，对名片干什么！你要老实交代！”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就说对了。哲立不是资本家，你们洋行银根紧不紧，与哲立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程娜摇摇头。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先生是那种人，害得我不知不觉犯了罪。”说着，程娜哭了起来。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接到公安部。

“请坐！到这里来，就是客人。”曹纯之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我保证你高高兴兴、安然无恙地回香港。”

程娜看到曹纯之原来是这样平易近人的人，对自己这样信任，有些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那么，以后怎么联系呢？”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

程娜点了点头。

曹纯之随后又命令程娜：“你明天按约定的时间去见哲立，按包瑞德的要求去做，然后按时回香港。在北京哪里也不要走动，谁也不要接触。不听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程娜笑着答应：“曹先生，请放心。一定照办！”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

哲立接过名片，十分欣喜，感到一切都在按原计划进行着。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瑞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瑞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将信息反馈回去，向日本东京美国监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当包瑞德狼狈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在密谈中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我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手榴弹等武器。”

包瑞德敏感地追问：“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

“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瑞德试探性地恫吓说：“这样做是冒险行为！”

“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瑞德立刻向他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瑞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

哲立的到来，圆了李安东的梦。他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迅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书皮的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带有光学装置的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哲立走近前，仔细地看了看：“很可靠，是包尔德上校的名片！”

李安东浅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向东交民巷驶去，几分钟后，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停下。下车后，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

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瑞德在北京时，就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包瑞德为了职业的需要，用金钱收买了她，她成为为包瑞德传递情报的人。

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两人谈笑风生，暧昧之语不绝于耳。一会儿，山口隆一顺手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

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了。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广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马上做出部署：

一、通知五局，加强天安门的防卫措施，确保天安门的保安检查，增派武装暗哨守住天安门，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监视外国间谍的侦查员一律换成有经验的老侦查员，决不允许在关键时刻出纰漏。

三、邮检控制与“特情深入”，一个共同任务，就是继续抓证据。

刚从外地返回北京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刚下车就到了侦查科。听了这一大案进展情况的简要汇报后，很高兴，并指示李广祥处长说：“马上集中京、津、冀、沈阳的优秀侦查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前打个歼灭战，这是训练专业侦查队伍的最好时机。让那些笑我们有能力夺取大城市而没有能力管好大城市的预言家们自叹可悲吧！”

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精神抖擞地集合好了。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随着“轰、轰、轰”的一阵引擎发动声，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仿佛具有预感一样，突然感到莫名的躁热和不安。他经过思索后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

甘纳斯匆匆穿上西装，拎起天蓝色皮箱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早有准备地说：“到哪里去？汽车不好发动！”

“有什么问题？”甘纳斯不满地问。

“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由于紧张，司机显得有些惊慌。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接着扑上去扭住了他的胳膊。

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这就是你要去的天津，你被捕了！”

甘纳斯吱吱哇哇地大声嚷嚷着：“你们是什么人？敢闯入我们外国人的住宅？”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

“我没有罪！我是合法的侨民，凭什么逮捕我！”

“既然犯下滔天罪行，就别想逃跑，逃跑就是罪！”

“我没有罪，我是商人！”

“商人手持凶器，还说无罪吗？”

甘纳斯一时不知如何狡辩，即被押上车去。

几天来，山口隆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断地调节情绪，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地回到日本……

清晨，他正在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他清醒了。

这时，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迅速起身欲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

“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

山口隆一歪着头，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

山口隆一十分惊恐，心想：中共的侦查员真厉害！

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山口隆一低头不语，脸色发黄，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会完全败露。

9月28日，李安东超常规地起得很早。

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的“罗马教廷”。刚要走，他的姘妇加萨琳拉住他的手，说：“为防万一，还是让山口隆一和哲立去取，让他们做一次假行动，然后你再亲自去取。”

“你太过分小心了吧！”李安东推开姘妇的手。

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安东平时最信赖的“杂役”，即公安部门派去的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

“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一愣之间，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正当侦查员们为间谍的相继落网而欢欣鼓舞之时，辛立学却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地问道：“什么？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

李安东是这次破案的重点，如果搜不出犯罪证据，事关重大！

曹纯之心急火燎地戴好军帽，拔腿就要出发。

正当他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的时候，保定市公安局的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

“听说曹局长又在破大案，来看看！”韩复光还是那种风风火火、爽爽快快的样子，显得特别亲热。曹纯之一见韩复光，转忧为喜地说：“老兄来得正好，你还看什么？今天不谈别的事，你马上参战！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被突如其来的任务一惊：“哟！在什么地方？”“有侦查员领你去，快上车，快走，快走！我这就打电话去，现场由你统一指挥！”小车箭一般地驶出公安部大门。

韩复光赶到现场时，侦查员们正在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韩复光拿起一叠资料敏锐地看了看，对张宝英说：“赶快弄清楚材料的性质！”大量的意文材料需要马上检查。

韩复光给曹纯之打电话：“伙计，我看是情报底稿，请再派一名意文翻译来，赶快来！”

经过抽查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源分析》底稿，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这完全是间谍活动！”说完，韩复光又给曹纯之打电话：“果然不出所料，经过翻译检查鉴定，大都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机密！”

曹纯之高兴地回话：“老兄，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真是一点不假呀……”

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竖着两道剑眉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不明白先生所说的政治、军事情报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你发的新闻，正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军事情报，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军事情报！”

“先生，我不知你是否知道情报和新闻是一样的概念和解释，在英文里是同一用语。”李安东认为韩复光不懂英文，故意狡辩为难他。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

“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没想到，李安东以学者的口吻讥讽张宝英说：“小姐，你的解释未免太肤浅了。”可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根据。

韩复光见李安东仍然不服气的样子，便温和地说：“李安东先生，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和机密都含有新闻价值的成分，或者被易于当做‘最新消息’报道出去。但是，你既然说是新闻，那么你发给哪个通讯社、哪个电台了？有新闻单位的证据没有？”

李安东依然狡辩道：“对外发布中国的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你们无权干涉！”

“怎么能说无权干涉呢？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布新闻的办法规定：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属于外交、财经机密者一律不得作为新闻发表。我想每个国家对新闻的管理都会奉行这样的原则的！”

“在西方，新闻是自由的！”

侦查员们用机敏的眼光搜索着每一个被认为容易隐藏罪证的角落。

李安东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似乎在说，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还没有抓住他犯罪的证据。而中国政府一贯是笃信证据这一条的。再说，那些证据像变魔术般被巧妙地分散隐蔽起来。作为局外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由于缺乏有关武器的常识，不在意地把它掷在了一边。

韩复光听见书房内“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警觉地走过去。

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专门学习过中外军械知识，对武器有特别的研究。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立刻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

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曹纯之沉静而响亮地回答：“好！你再继续搜查，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奉命前来搜查的侦查员敲开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北屋大厅。

马力悦身披主教大衣，看见几个侦查员，便立刻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们找谁？”

“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反问道。

“我叫马力悦，是这里的主教！”

　“我们是公安部的，因公务需要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住宅。”侦查员敏捷地出示了搜查证。

马力悦显得很不自然，又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马力悦带着威胁的口吻，注视来者。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马力悦闭口无言，喘了喘气，斜视了对方一眼。

侦查人员在民警和两名教堂人员的陪同下，对马力悦居住的北房西客厅进行搜查。果然，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

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马力悦教堂发现炮座、炮架等武器。”

“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

“立刻将炮座、炮架送到李安东家，当场鉴定！”

曹纯之刚放下电话，另一部电话铃声就响了。

派遣到李安东操纵的东单大街“远东消防器材公司”搜查的外勤组侦查员沈继宗在现场报告：“在仓库的消防器材中，发现了Stokes小型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

曹纯之异常兴奋地说：“就等你这句话了！”又问：“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该公司经理声称这是已经售出的货物，并在上面贴上了发货的标签，无理阻拦检查，还准备强行运走！”

“简直是胡闹！事情已经清楚了。你们马上将武器全部送李安东家的侦查现场，交韩复光同志！”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

当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抬到院子里时，李安东惊悸地上前阻挡。

韩复光把手一挥：“站住！”

随即，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

“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美帝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至此，一个“美国间谍案”被破获了。

为什么叫“美国间谍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人——包瑞德上校。包瑞德曾与中共高层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抗战后期，美军为了协调国共双方的共同抗战，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组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包括供给美军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准许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内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这篇社论原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亲自增加了“的战友们”四个字。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

包瑞德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1946年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进攻解放区，中共与美国关系敌对。包瑞德转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包瑞德依然留在北平，但是他的外交官身份不被中共承认。凡是和包瑞德有联系的人，都在监控之中。当时包瑞德活动的主要地点，包括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和位于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李安东、山口隆一都曾到过。这些非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就成了包瑞德情报网中的成员，所以起诉书在这些人的罪行中都提到他们与包瑞德往来信件，提供了大量情报。

但是这些外侨究竟能提供多少情报？质量如何？从他们的身份和活动范围看，其情报价值有限。例如山口隆一搜集的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等卡片210份，就是一些基本情况，职务、简历、住址等。李安东、哲立等提供的社会、经济情报，也属一般。真正有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层决策、军事情报等，他们是得不到的。但是在当年中美敌对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也能构成间谍罪的证据了。

1951年8月17日， 北京市召开了公判大会，由罗瑞卿部长亲自担任公诉人，对李安东等人进行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为什么当年要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我们必须从当时的中美关系和镇反运动的背景去解释。

在此之前的1949年6月，沈阳发生了指控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的“美国间谍”案。

这个案件颇为曲折。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朱其文任第一任沈阳市市长。5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与英、法两国总领事，苏联商务代办接到朱市长的邀请，前往市政府拜会朱市长。会见是礼节性的，朱市长面带笑容，介绍了新政府保护外国人的一些必要措施，包括发放证件、机动车通行证和标志旗，以及派兵守卫各领事馆和重要的外国人住宅等。

三天之后，朱市长到美国领事馆进行了回访，而且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当天晚上，陈云得知了朱其文与美国总领事的互访后，严厉地批评了他：“擅自回访，极不妥当。外事问题，有些不必讲，有些不应讲，言多必失。要知道，对方是帝国主义！”

次日，陈云、伍修权和陶铸就此事向中央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11月11日，陈云向林彪汇报了沈阳军管会有关外事问题的决议 ：

1.对外国人少见、不见，允许才见。

2.对外领人员的法律地位暂不承认。

3.有关外领提出的问题，可以回答，但不多讲。

4.外领提出的问题不在沈阳市长工作范围内的，不予回应。

5.已经发放的外领汽车通行证，全部收回。

林彪同意陈云的处置措施，并指示 ：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陈云立即召集沈阳军管会负责人开会，落实林彪提出的收缴电台指示。

1948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发出公函和通令，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

瓦尔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军管会坚持到期限后将派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

20日下午，沈阳军管会派人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并声明不再承认瓦尔德的领事身份，禁止旧美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被分别软禁。

瓦尔德不明白为何采取如此强硬的做法。

实际上，从朱其文事件开始，事态的发展就与中央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中共中央强调 ：外交事务各地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不得擅自行动。11月10日，东北局请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中共中央指示 ：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当美国总领事瓦尔德拒绝交出电台，沈阳军管会请示是否有权进入领事馆强制执行，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电明确提出 ：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

虽然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采取强制行动，毛泽东还留有余地，他提出 ：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比如电台“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

但是11月25日东北局报告 ：沈阳方面在软禁瓦尔德等人之后，对美领馆进行了搜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嫌疑人全部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

这个情况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恩来又起草了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 ：

“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

对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西方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 ；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应以武装监视 ；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

中共中央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虽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表示愿意同中共中央接触，中共中央也表现出与美国交往的愿望，但是美国政府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立场，禁止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中共中央不再抱任何幻想，决定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美国与中国之关系（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重要文章。并且在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瓦尔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1950年1月6日，中国政府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员，包瑞德也离开北京去香港。

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时，将其形容为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由此可见，在中共中央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对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关系，都属于严厉打击范围内。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等人都与包瑞德和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有关，也都被划入间谍的范围之内。李安东、山口隆一“炮轰天安门”的大案，按习惯做法，应该是从重从快判决，但是却推迟到1951年8月才宣判。而且逮捕马迪懦等人也在1951年5月。这个情况又和1951年镇反运动有直接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议，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这时，中国国内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海空军加强对东南沿海的封锁，准备反攻大陆。国内隐藏的特务、土匪、敌对势力在各地制造杀人、抢劫、攻击地方政府的行动。一些旧军队、旧人员的留用人员也心怀不满，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新中国政权垮台。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做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大决策。

镇反运动在1951年上半年形成高潮，但也出现了有些地方扩大化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政策，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强调“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对多数反革命犯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死刑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国内展开反帝爱国运动，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除了美国势力，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各个教堂、学校、医院也是清理的重点。在这个运动的背景下，马迪懦的被捕也在意料之中。

所以，大张旗鼓地在北京公开宣判李安东等美国间谍，正是肃反和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一个代表性举动。但是在判决的时间和方式上，是做了周密考虑的。

第一，宣判的时机在肃反运动的后期，也是中央强调纠偏的政策之后。从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看，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会轻易对外国侨民判处死刑的。

第二，这个案件是美国间谍案，但判刑的七人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这说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还是留有充分的余地。瓦尔德、包瑞德都是驱逐出境，可谓打击严厉，处理从宽。但是山口隆一抗战期间是日本军官，本身就是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李安东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民国时期就有间谍罪的前科。将他们二人处死，对国际关系影响不大。而其余的马迪懦、哲立等人都判刑后驱逐出境，也表现了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参考资料：

刘统《李安东间谍案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