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中旬，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西大街的陈万弟突然得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怪病。
她先是发高烧，然后在大夏天里打起了寒战，亲朋好友们都以为她感染了风寒，抓了几副中药，为他服下，但并没有任何好转。
家人把陈万弟送到了附近的农安医院就诊。然而，医生对这种病也束手无策。
陈万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皮肤开始渗血。两天后，陈万弟死亡，这是当时记录在案的第一个死亡病例。
同年10月27日，现年74岁的何其绥清楚地记得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投下大量白粒状东西和黄色雾状的物质。
何其绥24岁的叔叔捡起了一粒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吃药无效。随后的两天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与此同时，开明街入口处的豆汁店、大饼店、虎牌店、西福店，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范围仅限于日本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区域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1处，共计591人，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的淋巴腺做了穿刺。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在传染区修建高3.7米的围墙，但是死人依然不减，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情蔓延迅猛，发病、抱死者接连不断，疫区最多一天死了20多人。
死亡者很多是孩子，有12户人家全家死绝，人们纷纷逃离城区，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还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这就是日军最初的大规模作战计划。
1940年，先在浙江省的衢州、宁波上空投放鼠疫细菌。
第二年，即1941年，在湖南省的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宁波是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爆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受波及的还有浙江义乌县以及周围数十个乡镇，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多户人家全家死绝，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悼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942年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突然来到崇山村，70 - 80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服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的隐秘屋里枷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侵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查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1942年，中国将日军细菌战的消息传到国际上，中国外交部正式向英国政府声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
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在当时，人们的认知范围内，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并产生如此惨烈的效果。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医生和外籍专家犹太人伯利士博士。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
随后，伯利士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撒落东西到发病只有8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利的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伯利士博士在常德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伯利士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文章，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
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 - 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731部队在中国的残酷试验终于结束。
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杀害了剩余的战俘，破坏了实验基地。他们甚至放跑了被注射了细菌的动物，企图消除所有证据。
但历史的真相是无法被遮蔽的。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