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有着两条清晰的线。

---军队、土改。

这两条线贯穿中国革命道路，成为无数革命者的指路灯塔。

林彪和聂荣臻两人在早起的革命战争中，关于这两条线有着明显的争论，双方还一度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加透彻的了解到中国革命的不易，了解到一个从无到有的革命政权，如何真正走向了强大。

共产党军队的雏形始于南昌起义。

1928年，4月。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前往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合，与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朱毛红军”。

中国得军队建设一路走来，充满艰辛。

南昌起义后，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挺兵南下进入福建、广州地区，希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此时军队方面却逃兵严重，部队的纪律性更是无从说起。

部队整顿已经迫在眉睫。

当时，如果不立马对部队进行整顿，很有可能有全面散架的风险。

为此，我国的革命军队迎来了第一整顿，即我们经常在历史课本中听到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确立了三条基本的理念。

---党建连上（俗称“支部建在连上，也”即党指挥枪理念）、部队缩编、官兵平等。

前两者，主要说的是思想、军事方面的整顿，后者主要说的军队内部的军民关系。

长期以来，旧式军队理念根深蒂固地认为，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从来都是两套班子，大家互不干涉，非行家不指挥行家，这是所有旧式军队的基本逻辑理念。

但是从南昌起义一路走来，毛主席清楚地认识到了部队整顿的重要性，他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明确提出了整顿军队的重要性，将“党指挥枪”的理念灌输到了每一位红军战士的心理，打破了那种所谓“政治不管军事”的旧军队传统理念，力主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除此之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

部队从师级建制一下缩编为团级建制，并设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使得整个部队不仅要承担作战任务，自连级单位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负责招兵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发展群众运动、士兵政治教育五项工作。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缩编”、“官兵平等”理念全部相互融合贯通，他将原先纯粹的军队打仗属性，打造成了兼具政治、经济、群众宣传的多重属性。

其实，这也是后来我军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几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的革命军队扩张速度明显加快，一直到古田会议，毛主席又发现关于军队方面的诸多问题。

一是军队领导体制出现问题；二是军队扩军相对迅速，旧式军队和农民军的融合出现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可能比较单纯，并没有点名当时“朱毛红军”（红四军）内部到底产生了什么矛盾。

我昨天查阅了大量的党史史料，整理出了为何召开“古田会议”的根本原因：

第一：朱德和毛主席对于军队是否分兵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相对来说比较激烈。

第二：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领导体制发生了冲突。

当时，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我军从井冈山南下开辟根据地的效果也并不理想。朱德主张将红四军分为两个纵队出击，而毛主席则认为坚决不能分兵。据相关数据表示，红四军仅有3000余人，毛主席认为此种部队建制本来就力量单薄，分兵会导致红军出现散架风险，坚决不同意。

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毛主席当时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是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当时的红四军还存在另一个军事权力机构。

---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 (即军委)。

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毛主席为了便于前线军事指挥，又提出建议，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 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如此一来，毛主席承担起了红四军的党权、军权、政权，前委和军委的矛盾更加突出。

1929年，5月。

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 前委在湖雷、白沙两地连续召开了扩大会议，具体谈论前委职权是否过大的问题，结果不尽如意。

1929年，6月。

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会议中批评了朱毛两人的矛盾， 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朱德书面警告。

会后，毛主席因病前往蛟洋养病。

毛主席养病期间，国军封堵更加严重，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理念。与此同时，陈毅也当面做出了检讨，承认自己在担任前委枢机期间，不仅没能调和朱毛矛盾，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

1929年，9月28日,。

陈毅带着《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指示性回到回到了红四军，三请毛主席，终于将毛主席请回了红四军。

1929年，12月。

毛主席、朱德、陈毅三人见面，互相承认错误，指出了彼此在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

会议肯定了毛主席此前的主张，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主席当选为书记。

此次的古田会议，不仅是军事领导体制的完善，也是对三湾改编所形成的新式军队思想的进一步强化。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官兵平等化、军队全面化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一条打造人民军队、胜利之师的军队大策正式诞生。

但是，这条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去调整、磨合。

1930年，6月。

我军初期军队再度整编，井冈山红四军与赣南、闽西红军合编，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成“红一军团”。

聂荣臻和林彪的交集始于红一军团。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聂荣臻和林彪因为红四军产生亲密交集，成为了密切合作的战友。

1932年，2月。

聂荣臻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接替朱德出任第一军团军团长。

两月后，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来到了漳州。

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土改工作尚未开展，红一军团来到漳州的第一要务就是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

但是，这一次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部队殴打当地地主的现象。

作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询问具体情况，部队回答道：

“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聂荣臻听到这句话，并没有责骂士兵，直接去找林彪理论。

“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

那时候的林彪，因为军队生存问题犯难，对于聂荣臻的这番质问，也直接回复。

“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聂荣臻继续回答：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聂林两人间的这段对话，我们大抵可以了解到中国军队建设有多复杂，又有多艰难。我们需要兼顾生存问题和一定的政治影响，又要急于建立一支真正守纪律的人民军队。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政治思想的宣传，只能慢慢改进军队作风。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听到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才能看到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之势饮马长江的壮举。

胜利，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一切的背后，有无数政策的支撑，也有无数革命者的付出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