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27日，曾在常德坚守十六个昼夜并与日军进行殊死鏖战的虎贲师长余程万，忽然遭遇劫匪而不幸罹难，然而当他的旧部赶到现场的时候却对这场事故颇为质疑，其中的一个细节更是让他们认为，导致余师长罹难的并不是劫匪，很有可能是另有其人！
余师长的影视形象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讲述一下虎贲师长余程万一生的传奇故事，为何这样的一位抗战有功的沙场老将最后结局却如此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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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一期毕业的余程万，为何在三期毕业的学弟王耀武手下当师长？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余程万的军旅生涯可谓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位在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进修过的军人，虽然拥有黄埔一期的显赫身份，但直到1934年才担任第49师团长，并于两年后获得少将军衔。
1939年的一次人事调动引发了许多历史学者的思考：当时担任第四十九师副师长的余程万少将被调往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继续担任副师长一职，在施中诚师长和王军长的统领下工作。这一任命背后折射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为何拥有黄埔一期资历的余程万，会在比他晚两届的黄埔三期毕业生王军长麾下任职？细究当时的情况，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同期同学，在1939年时大多已升任军长或战区司令官等要职，反观余程万却仍停留在副师长的位置上，这种差异的根源需要追溯到他早期的职业选择。
毕业之初，余程万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战场的发展路径。他先后在海军局担任政治部主任，继而出任石井兵工厂党代表。这些职务虽然品级不低，均属校级军官，但或许是文职工作无法满足其抱负，他最终申请转入基层部队。
然而，转业之路并非坦途，起初只能担任教官，整整耗费了三年光阴。直到1934年，才在杂牌部队第49师获得上校团长职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同期同学们早已位居师长、旅长要职，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1940年升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师长之后。
虎贲
虎贲师长最后结局唏嘘，晚年倒在劫匪枪口下，旧部却坚决不信？虽然在军衔上，他要屈居于两任军长俞济时、王军长之下，但由于资历优势，私下里仍受到他们的尊称为老学长，历史给予他的机遇是常德保卫战，然而这场战役最终以失守告终，差点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若非同窗好友从中斡旋，他极可能步上龙慕韩、薛蔚英的后尘。
正是在这场战役中，他率领的五十七师将士几乎全部牺牲的代价守护了武陵源周围不受日军的袭扰。
然而，因为余师长在弹尽粮绝时率部突围，常德短暂落入日寇手中约莫五天时间，蒋中正却将他投入了监牢。
后经老军长王军长和战区司令孙连仲得奔走求情，经历了牢狱之灾的余师长获得重获自由的机会，而且在不久后他还被提拔为七十四军副军长，可谓重新得到了认可。
追溯这段牢狱之灾的缘由，需要回到半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常德保卫战。
1943年12月作为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的余师长在率部死守常德城十六日后，因部下伤亡惨重，不得不率领仅存的残部突围，而留守临时师部的团长柴意新则带领数十名将士坚守阵地，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当余师长随反攻部队重返常德时，由于其擅自决定突围且未经上级批准等诸多因素，引起了蒋中正的震怒，甚至下令要将其处以极刑。幸得常德数万民众联名请愿，加上俞济时、王军长、孙连仲等人的极力斡旋，才使其免于一死，改判两年监禁。
时任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
获释后虽以"戴罪立功"的身份担任副军长，但余师长的处境却愈发尴尬。在其服刑期间，七十四军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王军长调派李天霞赴100军任军长，施中诚则被调回二十四集团军担任七十四军军长。作为在押人员的余师长，自然无缘参与这轮人事调整。
尽管随后接替了李天霞空缺的七十四军副军长职位，但余师长的仕途却仿佛就此停滞。抗战胜利后，其靠山王军长调任山东，使他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被发配至训练团兵役班受训。训练结束后，他转任粤东师管区司令。
直至1948年，国民党为加强云南军事力量，以原云南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三旅为基础扩编成立第十二六师，余师长才获任师长一职。由于该师属整编师，规模堪比军级单位，这使余师长实质上首次担任了军级主官。
1948年9月，随着国民党军队取消"整编"番号，第二十六整编师改编为第二十六军，余师长这才正式获得军长头衔。到了1949年初，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主力军遭受重创，反衬出余师长所率领的二十六军成为少数保持完整建制且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之一。
淮海战役末期，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的杜聿明与三个兵团在陈官庄遭遇覆灭，而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则化装脱逃。李弥逃回后赴溪口觐见表面上已经下野但实际仍暗中掌权的蒋中正，获授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职务，负责重建十三兵团，在国民党主力殆尽的背景下，各地都在进行部队重组收拢残部并补充新兵。李弥虽竭尽全力重建十三兵团，最终也仅完成了兵团基干部队第八军的重建工作，并兼任军长。
九月间，李弥率第八军进驻云南，余师长的二十六军也被划归李弥的第六编练司令部管辖，余师长则兼任副司令官。这两支部队实际上成为蒋中正用以牵制云南省主席卢汉的重要力量。
九日夜晚，在卢汉软禁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后，以张群名义召集李弥、余师长、石补天、沈延世、李楚藩、沈醉等人前往其公馆议事。虽然军统特务、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曾向李弥和余师长通报卢汉正在秘密调动军队的情报，但两人都未予重视。他们认为，凭借驻扎在昆明近郊的第八军和二十六军主力，足以震慑卢汉。加之会议打着张群的旗号，他们不敢不从。当晚九时，与会者陆续抵达后即被卢汉警卫营扣押，随即转押至五华山的一处建筑物内。
据沈醉回忆，在被囚禁期间，李弥表现最为激烈，一度企图跳楼自尽，幸被沈醉和余师长及时制止。考虑到李弥一贯的为人作风，这一跳楼举动很可能只是虚张声势。
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在得知军长被扣后即向昆明进发。此时，新晋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奉台湾蒋中正之命，统一指挥这两支部队反攻昆明。由于原军长被扣，曹天戈和彭佐熙分别接任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军长，面对这两支精锐部队的进攻，卢汉在昆明的主力——由其小舅子龙泽汇指挥的新编军（由保安旅扩编而成）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与余师长会面后，卢汉派副官将其送出城。由于战事正酣，余师长一度难以脱身。直至中午交火暂歇之际，他手持白旗向二十六军阵地走去，一边行进一边高声自报身份。
一名军官认出余师长后立即将其迎入，稍作休整后，余师长便前往二十六军临时军部。抵达后，他立即召集师级以上高级军官会议。与余师长交好且不恋权的彭佐熙主动表示愿意归还指挥权。
会上，余师长提出停火建议获得一致赞同。众军官深知解放军正在向云南推进，继续作战已无意义。即便攻下昆明，最终仍需撤退。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余师长随即下令部队后撤。当晚，二十六军已撤离昆明城郊。深夜，余师长再次召集高级军官会议，提议起义，却遭到部分顽固军官的强烈反对，会议在争执中不欢而散，次日二十六军内部顽固分子发动哗变，枪声四起。已非军长的余师长见无法控制局面，只得放弃起义计划，被迫随顽固军官向蒙自方向撤退，起义就此流产。
二十六军撤退后，单靠第八军已无力继续进攻昆明。李弥与曹天戈商议后也选择撤离。随后，汤尧带领余师长和李弥乘机赴台觐见蒋中正。蒋先是嘉奖汤尧，继而严厉训斥余师长和李弥，但随后又授予两人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和"云南省主席"的虚衔。
野心勃勃的李弥逃台后，凭借第八军在金三角占据的地盘重新发展，一度拥有三万余人的部队，影响力颇大。
而余师长自常德之役遭囚后，心态发生重大转变。据其旧部旷文清回忆，抗战胜利后，余师长就萌生退意，在购置产业并经商，赴任云南军长前就已将家眷迁往香港。
蒋中正对余师长私自赴港极为不满，加之余师长获释后召集部下商议起义一事已被保密局特务密报台湾，使蒋中正心生杀机，抵港后的余师长经营米店、当铺、杂货铺和农场等产业，事业颇为成功。
然而，就在他准备安享晚年之际，忽然间传来了噩耗...当晚，一群歹徒闯入余宅，将余师长的二夫人吴冰和佣人制服，当余师长应酬归来时也遭到制服，邻居被惊动报警，在警方到场时余师长不幸中弹身亡。
通报称余师长是在交火中被歹徒当作人质而遭误杀，然而其旧部在查看遗体时发现，胸腹部布满疑似冲锋枪或轻机枪扫射的弹孔，这远超出普通警用武器和劫匪可能持有的火力。
因此当他的旧部赶到的时候，对于余师长蒙难的消息始终不可置信，在他们看来这里面疑点重重，但是由于现场早已找不到相关的证据，这些旧部在查看了现场之后对这件事情虽然抱有怀疑，但也只能不了了之...
关于余师长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其二夫人吴冰貌美遭人觊觎而起，有说是其炫富引来歹徒抢劫。但其旧部多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余师长的谋杀，所谓歹徒实为军统特务。
余师长身后，其家道中落，七个子女无法维持昔日优渥生活，这位曾经的常德激战日寇16个昼夜的虎贲师长，最终落得如此悲剧性的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如今，在广东台山白沙镇宁兴村北侧，至今仍矗立着余师长的故居。
门前一株荔枝老树与几簇竹林相映成趣，尽管四周已被杂草侵蚀。这棵见证历史沧桑的荔枝树，是余师长幼年亲手栽种，年年果实累累。据悉，他还种植过龙眼、樟树等，可惜后来都难逃被砍伐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