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字祖庵（一说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晚清末代进士出身，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他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介绍人。谭延闿擅长书法，与于右任、吴稚晖、胡汉民并称为民国四大书法家，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美称。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著述有《组庵诗集》《非翁诗稿》等。

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是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官至两广总督，为晚清显贵。母亲李氏出生在贫苦人家，本是谭父朋友家的丫鬟，因其温柔娴静被谭父要来给母亲做了贴身丫鬟。李氏干活利索，性格沉稳，长相端庄，深得老夫人的喜欢。谭钟麟孝顺，几乎每天都给老夫人晨昏定省，与李氏接触机会颇多。时间一久，谭父看上这个姿容秀丽，身姿曼妙的姑娘。老夫人看出儿子的心事，就把李氏给了谭父做了通房丫头。通房丫头的地位比妾室更为低等。她们通常是女主人的陪嫁丫鬟或者是大家族中少爷自选的贴身侍女。这些通房丫头不但要伺候主子的衣食住行，还要随时给主人暖被窝。通房丫头的卧室与主人是相通的，在主人行周公之礼时可贴身服务，并且在女主人有孕和特殊时期，通房丫头是可以代行“房事”的。

光绪五年（1879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鳞午休时，一时兴起，将正在床前伺候的李氏拥入帏帐。这个李氏倒也争气，一次临幸便有身孕。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880年1月25日）晚上，刚刚入睡的谭钟麟竟梦到晚清大臣何凌汉上门拜访。惊醒后恰逢谭延闿出世。吉祥的征兆，使他认定：这孩子定是探花何凌汉投胎而来。谭钟麟大喜，为儿子取字为“祖庵”，与何凌汉字“祖安”谐音。有了谭延闿，他便给李氏一个妾室的名分。此后的几年时间，李氏为谭家开枝散叶，一口气再生了两个儿子。李夫人被收房前，谭钟麟已经有了几房妻妾。被谭钟麟纳为妾室后，通房丫头的身份仍使李夫人在谭家吃尽了苦头。平日里，不仅正室经常对她呼来喝去，就连家里的妾室颜夫人等也经常对她颐指气使。

李夫人虽出身贫寒，却心性极高，她心里装了太多委屈，却无处诉说。丈夫对她的态度也始终不如对待其他妻妾温和。一次，她偶然撞见了丈夫和正室陈夫人聊天，两人说着说着，谭钟麟亲昵地用手抚摸了陈夫人的脸，那神态动作，满满都是宠溺。此时的她才想起：之前丈夫对自己表达爱意时，总是喜欢捏着她的脸。捏和抚摸的区别在哪儿？抚摸，更多的是平等，而捏，则更像是主人玩弄宠物。悟明白这一层意思的那天，李夫人独自在房里捂着嘴无声痛哭。也从那时起，她懂了：即便自己生了再多的儿子，也不可能“母凭子贵”。真正要“母凭子贵”非得儿子有出息。之后的李夫人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育儿子身上，她尤其对聪慧过人的谭延闿寄予了厚望。

谭延闿5岁入了私塾。谭钟麟规定：三天必须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谭延闿的书法曾受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的赏识。他曾对同科进士谭钟麟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谭延闿优秀的背后，自然离不开母亲的悉心教导。但李氏在谭家也依然只是一个上等丫鬟的存在。随着谭延闿慢慢长大，他对家里的很多事想不明白。母亲每天操劳，做的是洗衣，做饭，打杂的奴仆活，还动不动就被打骂。每到吃饭时，母亲都要伺候大家，盛饭上菜，待大家吃完饭，自己才去偏房吃残羹剩饭，从没见过母亲上桌吃过饭。自己明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却被人们叫“小老三”，而父亲与大娘陈夫人的孩子却是少爷。

谭延闿

一天夜里，他向母亲诉苦，道：“他们怎么老叫我‘小老三’，怪难听的，我是小，可也不兴这样叫啊”！李夫人看着儿子一脸的疑惑，心里一阵刺痛，她本想随便安慰几句话就把这事搪塞过去，可偏偏没控制住情绪，落下了泪。谭延闿见了忙道：“别哭别哭，我就是奇怪他们为啥总叫我‘小老三’，娘不高兴，当我没问便是”。李夫人一把抱住儿子，一边落泪一边道：“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他们叫你‘小老三’就是嘲笑你是小老婆的儿子，带有‘庶出’的意思。你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虽然在谭家吃了苦，受委屈，也会感到欣慰了”。

年幼的谭延闿虽还不能完全明白“庶出”的意思，但经由母亲这番话，他隐约懂得母亲总是耷拉着脸，并且经常独自垂泪的原因了。那日，依偎在母亲怀里的谭延闿，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自己金榜题名的情景。他暗暗发誓，要如母亲说的那般“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李夫人发现，那次母子对话后，儿子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平日调皮捣蛋的他竟也安分了不少。有小伙伴喊他出去玩时，他也总是推说“还有功课要做”。11岁那年，谭延闿开始学习八股文，古代学八股文的年岁，通常是12到15岁，可谭延闿却比大多数人都要早。谭延闿的出色表现，让谭钟麟欣慰不已，他看向李夫人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温柔。

光绪十九年（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竟一举考中秀才。这年，他年仅13岁。消息传来，谭家上下激动不已。李夫人在谭家说话的声音都高了两个分贝，但碍于自己是丫鬟出身的妾室，面对正室陈夫人和颜夫人等时，她依旧低眉顺眼。平日里，她们吩咐她做的事，她也依旧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长期过度劳作的缘故，李夫人经常腰痛，见到腰痛的母亲还总是站着伺候父亲和陈夫人用膳，谭延闿心里很不是滋味。谁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去伺候人呢？尤其读了《孝经》后，他更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愧。读书之余，他总想着“如何让娘在谭家不那么苦呢”？思来想去后，他更加确定：母亲当年说的话是对的，只有他出息了，她才有出头之日。

古人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在李夫人的引导下，她身为妾室的事实，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多少变成了谭延闿奋斗的动力。在为人处世上，谭延闿也谨记母亲的教诲，他几乎从不与任何兄弟争抢，有时候，他还会主动谦让。遇到其他几位母亲，他也总是毕恭毕敬，唯恐有一丝怠慢。家里有人争吵时，他也总是站出来打圆场。任何时候，他都恪守“不得罪人”的原则。从小养成的这种性格，也让他在以后驰骋官场时能成为“不倒翁”的原因所在。谭延闿小小年纪考上秀才后，谭钟麟更加确信：这孩子是探花投胎无疑，谭家后继有人了。此时的他更加看重儿子的读书，除了亲自教导外，还不惜重金为其聘请名师。谭延闿曾在长沙拜名儒王闿运为师，使其诗文水平迅猛提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然屡遭挫折，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谭延闿把读书看成“唯一出路”，每次听讲时，都竖着耳朵并认真做着笔记。他的学习态度让老师“赞不绝口”。每次听到人们夸赞谭延闿，李夫人心里满是欣慰。光绪三十年（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会试，名列贡士第一名，即会元，填补了清代二百余年湖南无会元的空白。古代科举制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贡生第一名称会元，进士第一名称状元，这叫连中三元。在当年4月的殿试中，谭延闿位列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他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极有可能被钦点为状元。

谭延闿

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正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了。延闿运蹇，与状元失之交臂。但尽管如此，在此之前，清末的湖南虽出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大人物，但都不是科场高第。所以，谭延闿在桑梓之地湖南还是颇具人望的。消息传回时，谭家上下欢欣鼓舞。谭钟麟更是满面春风，李夫人激动得眼泪直流！当天午饭时，已告老还乡的谭钟麟敲了敲桌子，用难得温柔的声音对李氏说 ：“你过来坐下吃饭，不用忙了”。李夫人听了这话，突然感觉自己有几分眩晕，正在盛饭的手却在颤抖，24年了，为这一天她足足等了24年。她终于可以坐下来吃饭了。

谭延闿进士及第后先入翰林，旋授编修，后返湖南办学。慈禧太后晚年，曾亲自主持“丁未新政”。谭延闿积极呼应，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出任省“谘议局”议长。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谭延闿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省都督。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年），他参加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并在《长沙日报》发表《讨袁檄文》，遂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延闿避居青岛。他曾用诗句这样记述青岛：“适看桃李门青妍，又睹霜华冻野田，唯有崂山知我意，一回相见一嫣然”。这位民国名士在青岛江苏路购置了豪宅，打算在这座海滨城市长住。

当时，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中国军政力量均不能在这里存在。民国三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逐渐对青岛的德军形成合围之势。为避战祸，谭延闿被迫携全家离开青岛到了上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谭延闿参与护国运动。民国五年（1916年）8月后，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民国初期，谭延闿虽然公务繁忙，可也总是定期给母亲通信问安。他几番叮嘱胞弟谭泽闿：兄不在时，务必侍奉好母亲大人。谭延闿结婚后，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特地将妻子方榕卿留在家里照顾老母。为了让妻子尽心照顾母亲，他在妻子面前，总是对母亲表现得格外恭敬。他曾对妻子许诺说：只要你帮我照顾好母亲，你提任何要求我都答应。

在谭延闿看来，没有母亲的隐忍和教育，就没有自己今日的成功。他对母亲言听计从，想方设法提高母亲的地位和威望。在资助长沙明德学校时，就自称奉太夫人之命而为；主政湖南期间，他打出的旗号也是“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他始终谨记一条：只有自己尊敬母亲，他人才会更加敬重她。第二次督湘时，李夫人身体已经不行了，可为了不给儿子添加麻烦，她总说“没事，没事”。民国五年（1916年），李夫人病重，当时政局动荡，方榕卿衣不解带地昼夜侍奉在婆婆床前尽孝，始终未把婆婆的真实病情告诉谭延闿。李夫人离世时，她最爱的长子谭延闿竟不在她的身旁。没能亲自给母亲送终的谭延闿懊悔不已，他死活要回家给母亲办葬礼。

身边人提醒他：“你若在这个时候回家，湘督‘宝座’恐将不保啊”！谭延闿明白其中的利害，可在他心里：母亲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未能给她送终，已是不孝，若丧葬事宜他也不能参加，岂不是“大不孝”？民国六年（1917年），谭延闿扶母亲李夫人灵柩迎葬长沙，暂厝荷花池家中。谭宅位于谭姓族祠的后进，灵柩出殡必须经过族祠出门。按照族规，妾死后不能从族祠大门出殡。李夫人正式下葬那天，谭延闿要求让母亲的灵柩从族祠大门出。可族人却认为：李夫人只是妾室，走大门出殡不合祖制。为此，族人纷纷前来劝谏谭延闿道：“违背祖制，恐家族遭殃啊！”谭延闿坚持不从，他吩咐杠夫道：“今天就走大门出！”几个年长的族人挡住大门，做出了一副死活都不让走的架势。他们纷纷嚷道：“一个妾室，想走大门出，哪有这样的道理！”

谭延闿

谭延闿一怒之下，索性仰卧在母亲的棺盖上，命杠夫起灵，并大喝道：“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见此情景，面面相觑，全场顿时一片寂静。良久后，挡住大门的族人无奈让路。谭延闿和母亲终于从大门出了！躺在棺盖上晃悠着被抬过正门那一刻，谭延闿的眼泪簌簌往下掉，他全然不在乎刚刚自己对自己的诅咒，他心里想的全是母亲。他喃喃道：“母亲，您走大门了，咱走大门了”！谭延闿用这种方式，为一辈子低人一等的母亲挽回了地位。也因为深知母亲做妾的苦，他暗暗发誓：此生绝不纳妾。是啊，自己母亲受过的苦，他不忍心再让任何一个女人再受一道。

民国九年（1920年）11月，谭延闿被部下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做寓公。他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其间共临了203通。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纸上。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当年，谭延闿的妻子方榕卿因病去世。方夫人死前留下的遗言要求：不可再娶，将子女养育成才。此时，他虽然才40岁，却信守自己的承诺，终身未再续娶。别人问何故时，他总说：“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熟悉谭延闿的人知道，他这句话里的“恩义重”，主要是指妻子替他照顾母亲所做出的牺牲。谭延闿他婉拒了无数媒人，这些遭婉拒的媒人中，还包括他的老友孙中山。

当时的宋美龄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容貌出众。然而，谭延闿却坦诚地表示自己对已故妻子有“不续娶”的承诺。为了不伤害宋美龄的自尊，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备上厚礼来到宋家，郑重其事地给宋老太太磕头，拜她为干娘。这样一来，宋美龄便成了他的干妹妹，既保持了双方的尊严，又避免了可能的尴尬。谭延闿的所作所为深深打动了宋美龄，从那以后，他们便以兄妹的身份相处，彼此间的感情十分融洽。

谭延闿

谭延闿与孙中山认识，就是在上海。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谭延闿亲自到码头迎接，从此谭延闿一直跟随孙中山。随着两人交往的日益增多，他越来越了解孙中山，逢人就讲，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他把变卖田产的钱拿出5万光洋给孙中山作军饷。孙中山也重用谭延闿，先后任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北伐军总司令。黄埔军校筹建时，孙中山原想让谭延闿主持，他却把校长位置让给了蒋介石。不过，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还是谭延闿题写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患脑溢血，病逝于南京，终年50岁，国民政府下令国葬，葬于南京中山陵之畔的灵谷景区。

尽管面对北伐战争后蒋介石的独裁，谭延闿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官场中游刃有余，与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圆融的处世哲学，让他在官场上成为了一个“不倒翁”，但同时也让谭延闿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成了一枚“橡皮图章”，遭人诟病。谭延闿因病逝世后，上海的一家小报还特意刊登了一副对联来描绘他这一特点，对联写道：“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这位一生恪守“三不主义”且“不争”的谭延闿，在母亲名分这件事上，却成了一个特例。他的这种坚持，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谭延闿晨昏定省，侍母至孝，凭自己的努力为母改命，抗争封建礼教，他是践行中国传统美德——孝道的“民国第一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