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五月那会儿，福康安这位闽浙总督、忠锐嘉勇贝子，正带着清军在湘西跟石柳邓、石三保领导的苗民义军干仗呢，打算一下子就把“湘黔苗民起义”给平了。可谁成想，他在那又苦又累的行军打仗中，身体被累垮了，再加上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结果就染上了当地常见的那种“瘴疫”。就这么拖了好些天，最后他在军营里头，悄无声息地就走了，那时候他才四十二岁。
福康安在湘西打仗时去世的事儿传到京城，已经退位自称“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伤心得不行。他给福康安追封了“多罗嘉勇郡王”的封号，还赐了个“文襄”的谥号，并让福康安的儿子德麟，虽然降了点等级，但还是继承了“多罗贝勒”的爵位。
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十月，清军在第三任头儿额勒登保的带领和安排下，他们之前的主帅和琳，就是在福康安之后的第二任清军头头，因为得了瘴疫在八月的时候在军队里去世了。这时，清军总算是打下了义军最后防守的平陇石隆寨。义军的大头儿石柳邓打得很勇猛，但最后还是牺牲了，吴庭义也受了重伤被抓了。这场曾经让清朝在西南的统治受到很大冲击的“乾嘉苗民起义”，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快过完的时候，十一月份，福康安和和琳的遗体被他们各自的儿子，德麟和丰绅宜绵，从遥远的湘西一路辛苦地带回了京城准备下葬。等到办葬礼的那天，已经八十六岁的太上皇乾隆，他自己亲自到了福康安的灵位前，倒了杯酒祭奠，算是给这个他几乎当作亲儿子的心腹大臣、晚辈送上了最后一程。
福康安活着那会儿，由于他在各地打仗真的立下了大功，战绩亮眼，加上他还是皇亲国戚，特别受乾隆皇帝的宠爱和看重，对他非常信任，重用得很。这样一来，他平时跟人打交道时，就不由得显得架子大、威风凛凛，养成了那种骄傲自大、蛮横不讲理的性格。
福康安当官后，靠着乾隆皇帝对他的特别宠爱，不管是在朝廷里还是外出打仗，他总是自视甚高，看不起同事。满朝的大臣里头，除了阿桂、海兰察、和琳这些官场上的老前辈或者战场上并肩作战的铁哥们儿，他谁都不瞧在眼里。就连跟皇子们打交道，他也是随便应付一下。
福康安这人，活着的时候就爱摆功劳架子，骄傲得不行，在军队里还特别奢侈，不守规矩，滥用权力，完全没有节制。每次出兵打仗，他都找借口说要犒劳军队，然后就向地方官府或者老百姓强要金银财宝、车马衣物，走到哪儿都弄得一片混乱，满地狼藉。他这种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性格，简直就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所以说，福康安死了以后，嘉庆帝要找他算账，那也是有原因的。
说起来，嘉庆元年那会儿，也就是1796年，福康安在湘西军营里头不幸去世了。太上皇乾隆帝念及他的功劳，追封他为“嘉勇郡王”。福康安的儿子德麟呢，按照规矩，爵位降了一等，继承了“和硕贝勒”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德麟这家伙在清朝可是独一份，他既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宗室成员，也不是啥外藩贵族，却是个异姓臣子，还曾拿到过“多罗贝勒”这么高的爵位。
德麟靠着他老爹的福荫，继承了爵位，有了太上皇的特别关照，小日子那叫一个滋润。到了嘉庆三年的七月，他还没满二十岁呢，就当上了镶黄旗汉军的副都统，这可是实打实的官职。算算时间，德麟大概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1780年前后出生的。
嘉庆四年五月那会儿，乾隆老爷子已经走了，嘉庆皇上就让德麟去当了銮仪卫的銮仪使。转眼到了嘉庆五年，德麟又被调去做了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还兼着右翼前锋统领的差事，另外还补上了正白旗护军统领的位置。从这些安排能瞧出来，嘉庆皇上刚开始并没打算跟德麟过不去，也没想着要贬他老子福康安。
嘉庆元年后的第六个年头，1801年的春天快过完时，二十刚出头的德麟被提拔成了正黄旗的护军头头。到了夏天那会儿，德麟可能是想给自己挣点名声，也可能是想给嘉庆皇上表个态，显示下自己的担当，他专门上书嘉庆帝，请求让自己掏钱帮朝廷救灾。
德麟在奏章里头说，他愿意把本该领的宗室贝勒那三年的俸银和禄米，全都拿出来给户部。这宗室贝勒啊，一年能领二千五百两银子，还有二千五百斛禄米，算下来三年就是七千五百两银子、七千五百斛禄米，搁现在估计得值个二三百万。他说这些钱粮，就给今年地方上救灾用。
德麟主动提出想捐出自己的俸银和禄米来帮忙救灾，嘉庆帝没有直接拒绝他。相反，嘉庆帝很平静地下了道旨意，让德麟照着仪亲王的做法来，把今年秋天该领的禄米拿出一半交给户部，这事儿就算了结了。
1804年，也就是嘉庆九年的夏天，德麟被调去做了镶红旗的护军头头。就在那一年，嘉庆帝开始格外留意德麟的一举一动，只要他工作上出点小岔子，嘉庆帝就立马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停地给他小鞋穿。
打从这年开始，只要嘉庆皇帝在圣旨或诏书里头告诫那些在外带兵的将领们，别胡乱赏赐、奢侈浪费军费，他准会拿福康安过去在军队里“挥霍无度、骄奢淫逸”的事儿来说事，狠狠地批评一顿。
那年八月，嘉庆皇帝开始对德麟动手了。想当年，福康安在湘西军队里一走，德麟二话不说，长途跋涉跑到湘西，把老爹的棺材给运回京城。这一路上，那些地方官啊，为了讨好德麟，一个个送上礼金，还准备了赏钱给德麟。算算账，德麟这一路，收了礼金、赏钱加起来，足足有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二两白银呢。
多年之后，嘉庆皇帝又把旧事翻了出来，目的就是要敲打德麟，还有傅恒、福康安那一脉的富察家人。他不仅颁布诏书，再次严厉批评已经去世的福康安，说他“挥霍无度”，而且还让德麟赔偿两倍的罚金，总共八万两银子，得交到内务府去，就当是罚款了。
1805年，也就是嘉庆十年的九月份，嘉庆帝瞧见德麟挨了罚后还算老实巴交，挺恭敬的，就让他去当正白旗护军统领了，负责整个旗的军事政务。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的十一月，德麟又升官了，这次是以散秩大臣的身份，调去做了镶白旗护军统领，继续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往前奔。
过了三年，到了1808年，也就是嘉庆十三年四月那会儿，德麟因为在祭祀大事上出了岔子——他本该去检查祭祀用的牛羊啥的，结果却迟到了，这事儿可大了。嘉庆帝一怒之下，就把他的爵位给降成了贝子，还把他正白旗护军统领的位子给撤了，只让他在散秩大臣里混日子。这处罚可不轻啊，待遇降了，官儿也没了。
嘉庆帝在1809年，也就是嘉庆十四年二月的时候，觉得德麟最近这段时间的反思不太到位。于是，他又给德麟下了道旨意，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好好想想自己的过错，没啥重要的事儿就别出门瞎晃悠，也别随便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了。
那时候，黄河南边那段河堤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人手和材料都缺得紧。嘉庆皇帝心里清楚，德麟那家伙家里挺有钱，这都是沾了他老爹福康安的光。于是，他专门给德麟下了道旨意，说：“德麟啊，你自己看着办，拿出点家财来，支援一下河堤工程吧。”
嘉庆十年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1810年的9月份，德麟因为该受的惩罚都受了，在家反思了一整年。之后，他重新出山，以散秩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正黄旗汉军的副都统。没想到，到了那一年的11月，他又被调去做了镶白旗的护军统领。这一来二去的调动，真是让人摸不清嘉庆帝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嘉庆十六年夏天，1811年的那个七月，德麟手底下管的镶白旗护军参领万神保，射箭考核时居然“三箭全中布靶”。因为这档子事，德麟这个直接头头也得跟着“背锅”。嘉庆帝一纸诏书下来，直接让“有关部门去处理”。这已经不是德麟头一回被皇上点名批评了。手下射箭成绩这么差，到底是德麟治军没方法，还是带兵没本事呢？
那年冬天十二月里，德麟因为在皇宫的景运门里头，不小心把自己的衣角给扯了下来，结果又摊上大事了。这一回，他被皇上摘掉了护军统领的帽子，官职降了两级，不过还让他在散秩大臣的位置上待着，同时还得管着火器营晚上值班的事儿。
嘉庆十八年十月份，嘉庆皇帝又开始折腾德麟了，距离上次找茬还没过两年呢。这次的理由是德麟在任上没看好摊子，结果德麟的散秩大臣职位和管火器营的事儿都被一锅端了，就剩个“固山贝子”的空头衔挂着。不仅如此，嘉庆帝还“恩赐”德麟做了个三等侍卫，让他去大门那儿站岗，说白了就是皇宫大门口的保安。
尽管德麟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贝子”，嘉庆帝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还是找了个“监管不力”的借口，惩罚他扣掉贝子俸银十年。这贝子一年的俸禄有一千三百两银子，还有一千三百斛禄米，算下来十年的俸禄，放到现在大约值个八九百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宫里踏踏实实干了六七年的大门守卫工作后，德麟好不容易熬出了个头，升为了二等侍卫，官居正四品。可到了1819年四月，也就是嘉庆二十四年那会儿，德麟又摊上事儿了。
这一年，“太和殿宣布科举结果”的大典上，乾清门站岗的侍卫德麟，竟然迟到了！
嘉庆帝一听到这事儿，火冒三丈，立马就动手了。他先把德麟的贝子爵位和二等侍卫的官给撤了，接着下令让侍卫们在皇宫奏事门外，狠狠地打了德麟四十大板。打完了还不算，又把他交给他妈，也就是福康安的老婆伊尔根觉罗氏，让她在家严加看管，不许德麟再出门半步。
后来，根据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松筠提交的报告，德麟因为屁股上的伤还没痊愈，就又被打发去了伊犁，直接被赶到新疆军队里，去当了个普通士兵，扛枪打仗；不过从嘉庆二十四年以后，历史记录里就再也没提到德麟这个人了。
德麟打从当官那会儿起，特别是乾隆老爷子一走，嘉庆皇上对他就不太对付，动不动就给他穿小鞋，罚了一次又一次。说实话，他自己也确实有些地方没做好，办事不力啊，疏忽大意啊，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谁坐那个位置上都可能会碰到。但话说回来，他老是倒霉挨整，大半辈子都过得不顺心，其实还有几个更关键的原因，这才是让他屡屡受挫的根儿。
德麟出身的沙济富察家族，几十年来一直掌控着朝廷大权。他的爷爷傅恒和老爸福康安，两人在军机处待了很久，手握兵权，朝廷里他们的人马多得数不清。嘉庆帝作为一国之君，自然很害怕大臣们的势力太大。所以他多次找德麟的麻烦，说白了就是想削弱富察家族，特别是傅恒和福康安这一支的力量，好让皇权更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更强。
二、福康安活着那会儿，乾隆帝对他那叫一个宠爱和信任，简直没法比。反观嘉庆帝，他一直都没怎么得到乾隆帝的看重和亲近，要不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嘉庆帝压根儿就当不上皇帝。
因此，当年那个红极一时、仗着受宠就目中无人的福康安，大概压根就没瞧得上还只是平凡皇子的嘉庆帝；而因为人们心中总会有的那股子嫉妒劲儿，等到嘉庆帝一登基，他就自然而然地想要‘找回场子’，得找个机会收拾收拾福康安的儿子，好出一出当年被压下的那口恶气。
三、嘉庆帝打从少年时起，就一直活在老爸乾隆帝的庞大压力下，干啥都得提心吊胆，生怕哪里做得不好惹恼了乾隆帝。就算后来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还是得听那个太上皇的话，心里头那叫一个憋屈。这样一来，嘉庆帝和乾隆帝这对父子，感情其实淡得很，也就表面上做做样子，装装亲热罢了。
乾隆爷在世时，特别疼爱福康安那家伙，连带他的儿子德麟也跟着沾光。但乾隆爷一蹬腿走了，嘉庆帝立马就盯上了福康安这一脉，使劲儿整治。这背后啊，嘉庆帝有点小九九——‘老爹，你老是夸福康安一家，今儿个我就让你瞧瞧，你宠的这些人都是啥货色，这些酒囊饭袋，也就你能看上眼！’嘉庆帝这是借着收拾福康安一家，顺便给乾隆爷的识人眼光来个差评，悄悄给老爹挖个坑，跟后来给他上‘高宗’这庙号似的，都有点那么个意思。
讲真的，德麟之所以老是被嘉庆帝盯上，动不动就挨罚，上面提到的那些缘由才是关键。在皇帝大权独揽，还有那些帝王手腕的重压之下，就算德麟出身再高贵，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倒霉的政治棋子，牺牲品罢了。
但是，多亏了傅恒、福康安这些富察家的老祖宗留下的福荫，尽管德麟被贬得一无所有，还被发配充军，但他靠着老爹福康安的庇护，保住了贝子的爵位，嘉庆帝也没全给剥夺了。德麟走了之后，他的儿子庆敏还是按照规矩，接手了贝子的爵位。这样一来，福康安老爷子打下的‘家族世袭’爵位和俸禄，就算是继续传下去了。
1855年，也就是咸丰五年的四月，庆敏离世了。他的儿子文谦接过了他的位置，但爵位降成了“不入八分镇国公”。本来呢，按照福康安一开始被封为郡王的规矩，爵位传承时就算降了，也应该降到“奉恩辅国公”。但德麟这家伙运气不佳，爵位被剥夺了一次。不过这些解释啊，都是皇室、皇帝说了算。这么一来，富察家这一脉的爵位就不再往下降级了，变成了可以永远传下去的“世袭罔替”。
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德鳞的曾孙、文谦的儿子海凌，继承了不入八分镇国公的爵位。转眼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因为海凌早早地去世了，所以这个爵位就落到了他弟弟海年的头上，海年也成了不入八分镇国公。这样一来，海年就成了福康安后代里，最后一个被称为“世袭公爷”的人。
辛亥革命让清朝灭亡后，富察家最后那个挂着“不如八分镇国公”头衔的海年，还有他的后代们，就都没法再继承那个爵位了，变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北京城的日常生活里。要是没啥变故的话，福康安的子孙们，现在应该还在北京城里头过着日子呢。
德麟这家伙，在清朝那会儿，可是个特例，他不是宗室成员，也不是蒙古、回部、蕃部那些外藩的臣子，但愣是拿到了多罗贝勒这个爵位，成了清朝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异姓大臣。再瞅瞅福康安的后代，那也是了不得，他们在清朝几乎可以说是独一份儿的异姓臣子家族，除了宗室和外藩贵族，他们家愣是有了‘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还有‘不入八分镇国公’这一连串的显赫爵位。
铜牌记荣耀，桥头盼庆时。刻壁留古文，碑上载辉煌。看那星空远，明此丝线长。古器载功绩，金石传万世。——《富察氏家谱.终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