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美国选民就通胀推手给出了有罪裁决，但在货币制度变革方面，这一裁决并不会带来后续的实际行动。问题在于：该裁决并非以清晰且全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反，传达方式主要是通过出口民调以及其他类似调查。当下货币制度的宣传者们得以操纵这些信息，使其对自身及其客户有利。
没错，原则上，一份有充分证据支撑、措辞严厉的起诉书原本是可以针对实际的货币制度——也就是所谓的2%通胀标准——而提出的。从2019年疫情前夕到选举日，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已经下降了近20%。在合理的货币制度下，随着最初的供应冲击出现逆转，任何最初的购买力损失随后都应该得到弥补。
这份裁决本应包含一个关键部分，即该货币制度对资产通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通胀一直伴随着猖獗的资产通胀——先是在疫情期间（2020 - 2021年），然后延续到货币通胀阶段（2022年至今）。2022年下半年，一旦美国及全球经济的供应端开始重新扩张，美联储就在所谓的货币紧缩计划上放松了力度。
2022年至今中国的后泡沫调整一直是全球商品价格下行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相应地，美联储在2024年全年都处于降息模式。这成为了进一步推高资产通胀的催化剂，要是美联储任由价格下跌在整个美国经济中蔓延开来，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
美联储将反通胀变成资产价格通胀
对资产通胀的这种责任追究可以追溯到疫情爆发之前。例如，在2014 - 2016年就出现了“耶伦大通胀”时期。当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致使消费者价格几乎没有通胀，而美联储不顾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诸多信贷过度的迹象，仍将政策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从“伯南克大实验”开始的累积资产通胀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不良投资。包括与追求和实施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资本支出，都对扭曲的价格信号做出了反应，无论是在股票市场、信贷市场还是其他领域都是如此。造成价格信号扭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追逐收益”，其特点是充斥着疯狂的投机性，而且未受到正常理性思维的约束。这些包括数字化革命催生的实际和未来垄断权力范围等诸多方面。要是没有这些扭曲，价格信号正常、竞争更充分、理性更占上风的话，新技术的采用可能会更慢、范围也更小。从整体经济福祉的角度来看，这对美国来说或许是件好事。
2007年后美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这些不良后果体现在资本支出的那些大规模活跃领域，从整个经济层面来看，它们并没有显著提高生产率。先不说那些反映垄断权力或者赢者通吃优势的惊人利润了。这些往往与日常生产或消费组织形式的变化有关，表面上看起来令人惊叹。与1990 - 2007年相比，2007 - 2023年期间的生活水平增长极为缓慢。之所以选择2007年作为这些比较的关键节点，是因为这一年是始于1991年的长商业周期的峰值，自那以后还未出现另一个长周期的峰值。
从2007年到2023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15%，而1990年（上一个商业周期峰值）到2007年则增长了37.5%；全要素生产率在第二个时期增长了10%，而在前一个时期增长了20%。在1973年到1990年这两个长周期（从峰值到峰值）期间，尽管实施和后续跟进方面都存在缺陷，但其间经历了三次强有力的货币反通胀过程，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45%。德国的类似数据对比显示，第二个时期（2007 - 2023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3%，而第一个时期增长了30.3%。
以实际人均GDP作为生活水平的衡量指标，自2007年以来这些预估的生活水平增长存在严重夸大的情况。例如，信息技术革命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易受病毒攻击以及更广泛的信息不安全问题。因此，数字安全行业也随之大幅增长。在GDP数据中，这一切都被当作是正向产出，最终荒谬地对生活水平预估增长做出了贡献。
此外，当前人工智能大规模资本支出热潮也存在棘手的数据问题。截至目前，所有这些资本支出在计算上都增加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要是随后证明这是大规模的不良投资呢？更广泛地说，在美国，有记录的医疗支出一直在增长，特别是由于奥巴马医改使其大幅膨胀——所有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算作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这可能只是空想罢了。十多年来持续的货币通胀，包括量化宽松“创新”以及长期利率操纵，刺激了公共部门活动中出现大量不良投资。
毫无疑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许多在出口民调中表达对当前经济状况不满的选民，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些不良影响。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主要将其与货币通胀联系起来进行构思。当涉及到通胀的具体问题时，人们抱怨的是生活成本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水平下降——后者与不良投资情况相符。（民调中）并没有直接询问对货币和政府债券持有征收通胀税的不满情况。或许有很多抵消性的收益，无论是来自资产通胀还是债务实际价值的下降。
对经济的普遍不满还不足以促使美国朝着有望解决货币问题的方向发展。相反，无论是在特朗普竞选活动中，还是在国会竞选中，共和党人在回应公众对通胀的不满时，都着重强调拜登当局的浪费性支出才是罪魁祸首。且不说历史证据和理论都表明浪费性支出和通胀之间并非单一因果关系，而是货币弊病无处不在。
别指望货币现状会有变革
美国共和党针对通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削减拜登当局的支出，尤其是与《通胀削减法案》相关的支出，同时增加石油开采并放松管制。当选的特朗普挑选的经济内阁官员及其宣称的计划证实了一点，那就是民众对货币通胀及其有害影响的不满，甚至都没能突破当前货币制度的外围防线。
不会有货币变革：首先是计划提高行政单位的效率，其次是大范围放松管制。但要是没有能终止那些首先导致当局支出暴增的货币操纵行为的议程，这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被提名的财政部长倾向于这样一个计划，即特朗普要在2026年5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退休日期之前早早提名其继任者，以便其潜在言论能够提前影响政策。但为什么不提把鲍威尔排除在外、解决货币通胀问题的明显办法呢？那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联邦储备法》进行修订的简短法案：首先，将2%的通胀目标定为非法，坚称这与国会先前立法规定的货币稳定原则不符；其次，禁止向美联储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为货币基础再次成为货币锚定系统的有效组成部分创造条件。
据说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曾是“安倍经济学”的粉丝。对于那些仍期待转向稳健货币政策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个警醒。在安倍经济学实施的漫长时期，日本银行实际上一直在推行大规模的货币通胀。日本与中国融合带来的物价下行强大压力以及中国出现的大量商品过剩，意味着日本银行的货币通胀并未体现在高消费物价指数通胀上。相反，这成了资产通胀获利者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当局巨额支出的担忧也被平息了，尽管安倍承诺的改革并未削减政府支出。
没错，在2024年就通胀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给出有罪裁决的美国选民，应该对那些接手处理这些问题的“魔术师”们保持警惕。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基于长期经济年增长率为3%来做预算预测的财政部长。我们可以预计，美国财政部会同美联储会把因关税战供应冲击所导致的消费者价格通胀方面的“暂时性”坏消息当作杂音而不予理会。在出现此类干扰的情况下，任何健全的货币体系都会采取货币紧缩措施，而他们却会抵制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