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是刘备带领一班文臣武将建立的，历史上非常有名，许多文艺作品对蜀汉政权及其人物大书特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东汉末年建国称帝的魏、蜀、吴三国中，蜀汉的国土面积最小、寿命最短。究其原因很多，本文主要探讨一个集团领袖是否具有优秀的大局意识来分析蜀汉加速衰亡的原因。

蜀汉政权建立于公元221年5月15日，亡于公元263年12月23日，国祚42年，传2世2帝。

按照时间和地域来看蜀汉前期实质上的领袖应该是刘备、关羽、诸葛亮。前文讲了关羽、刘备，本文来说说诸葛亮。

（三）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执政蜀汉大权后数次北伐，是壮大蜀汉的国力呢？还是为了慰藉精神世界的那一点点执着？

1.联吴

刘备夷陵之战后不久离世，诸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恢复吴蜀邦交关系正常化，进而安定南中，然后专力抗魏。所以，他抓住曹魏攻击东吴淮南领土的时机，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主动地去加强吴蜀联盟，联吴抗魏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

2.安内

在当时蜀汉地区，形成一个割据的政治局面，经济上各方面的条件是完全成熟的。

蜀汉地区，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成都平原的丰收与否，是和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分不开的，诸葛亮辅政后，曾“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主护之”。这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成都平原，其农业的发展，比之两汉全盛时代，亦无逊色。同时蜀汉还在汉中一带，设置屯田，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纺织手工业方面，织锦业最为发达，居全国第一位。蜀亡之时，史称蜀库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可见纺织生产产量之多。中原地区的商业，已不如前代，而蜀汉的商业，并未衰歇。如成都“市塞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贾贸带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左思《蜀都赋》)。

诸葛亮治蜀功绩也是为后人所称道的，史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辅佐诸葛亮多年的丞相长史张裔也称赞诸葛亮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金忘其身者也。”诸葛亮实行法治，政治比较清明，蜀汉地区的阶级矛盾因此有所缓和。

诸葛亮安内，一方面是政治、农业、商业治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另一方面就是解决了南中之乱。

蜀汉南中诸郡，在刘备东伐时，受东吴策动而叛乱。蛮王孟获为叛乱首领，建宁太守雍闿、越巂太守高定、牂牁（zāng kē）太守朱褒参与叛乱。叛军犯境侵掠，严重威胁蜀汉的后庭。诸葛亮执政后，与东吴恢复邦交，切断了南中诸郡的外援。经过两年修整，诸葛亮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平定了南中叛乱。这次收服蜀汉西南边境的少数部族，既然确保了境内安定，同时增加了纳税服徭役，也为蜀汉部队增添了兵源。

3.北伐

尽管益州是沃野千里、有“盐铁之利”的天府之国，但是要动员十万以上兵众来长期和魏进行战争，军费浩大，仅仅倚靠本地区收入来作为“决敌之资”，还是有困难的，毕竟蜀汉的土地面积太小，人口有限。

诸葛亮主政后，蜀汉与曹魏的军事斗争，基本上是蜀汉攻、曹魏守。

这与曹魏对外的策略有关，曹丕询问贾诩灭吴灭蜀的策略时，贾诩给曹丕建议说：“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这完全是曹操所确定的战略决策，那就是休养生息，发展国力，达到一定规模实力时，待吴、蜀内部出现问题，即可灭之。

魏明帝曹叡即位不久针对诸葛亮北伐，召集文武研究对蜀汉的攻守方针，散骑常侍孙资说：“武皇帝（曹操）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指孙权），凡用十五六万人。......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险要，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指中原地区）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只不过重复了自曹操以来对待吴、蜀两国的基本方针。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曹操末期，还是曹丕、曹叡执政时期，本来最为强大的曹魏，在蜀汉北伐时，弱小的蜀汉进攻，曹魏只是一味防守。而且在应对蜀汉方面，曹魏委派的是其重要军中都督曹真、司马懿以及名将张郃。

诸葛亮知道劳师远征的不利问题，想运用速战速决的战略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司马懿知道蜀军兴师远征，粮食接济困难，急于速决战，而魏军固守国门，后方供应不成问题，利于持久战，因此竭力避免和诸葛亮决战。尽管诸葛亮在渭南屯田，作出久驻的计划，但最终在234年八月，诸葛亮在渭南的郭氏坞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亮死，蜀军就退回汉中了。

诸葛亮北伐屡次用兵，没什么实质性效果，小战斗的胜利难以左右大战略的走向，但却不断耗费蜀汉血脉，是对是错？如果好好经营，少动刀兵，培养人才，蜀汉集团的寿命岂止是短短43年？

诸葛亮死后，蜀汉百姓非常怀念他，“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因其忠君、清廉、治蜀有方，更因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能使人民对他这样悼念，能被后世政权、仁人志士推崇，这是应该加以称道的。

但是，综合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是应该否定的。当时，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人心已定，国力迅速壮大。而蜀汉国力最弱，每一次动兵都是极大消耗，国力逐渐衰弱，此消彼长，差距会越来越大。而且国内课税、徭役繁重，会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诸葛亮屡次发动北伐，是要完成刘备的遗愿，还是自己心中的理想，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拿蜀汉的国运做赌注，对蜀汉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4.人才凋零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诸葛亮作为蜀汉权臣，不断出兵，不仅国力受损，更为重要的是人才疏落，人才厚度严重不足，相比曹魏和东吴有很大差距了。

一方面，诸葛亮没有很好地培养文武人才，导致了蜀汉后期精英人才匮乏。另一方面，诸葛亮死后出现的魏、杨之争，诸葛亮要负有主要责任。

魏延是刘备破格提拔为汉中太守的，看魏延为政业绩，佐证了刘备的雄才大略和识人之明。

魏延之死是个冤案，死于内部的权力斗争，魏延持才傲物，杨仪奸险弄权，费祎跳梁鼠谋，姜维冷眼旁观。这个悲剧谁最该负责？当然是蜀国执政的首辅大臣诸葛亮，没有先见之明，不能防患于未然（魏、杨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三军统帅不能节制全军，命令似是而非，至使其本人尸骨末寒，便军中内乱。

魏延本来就是刘氏的部曲，其忠诚之心毋庸置疑，他是刘备父子的亲信，绝非诸葛亮的荆州帮，魏延的性格与关羽相似，诸葛亮对魏延应该是比较厌恨（三国演义也杜撰了诸葛亮要跳出来诬蔑魏延脑后有反骨）。但是魏延身份特殊，他除了是蜀汉政府的官员，同时还是刘家的家将，最重要的是魏延的军事能力在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是首屈一指的，蜀汉对曹魏唯一的一次军事胜利就是由魏延指挥的突入阳溪之战，斩甲首三千，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魏延也因此战功，荣升“征西大将军，假节，县候，领凉州牧”。

向来以运筹帷幄著称的诸葛亮，没能处理好文武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死后重要武将殒命，令蜀汉军队雪上加霜，严重点讲他非谋国之臣，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应负最大责任。

之后，看刘禅对诸葛亮亲信杨仪的处置，说明这位平庸之主对诸葛亮在这个事件中的做法也是不认同的。

诸葛亮屡次北伐孰是孰非？史书和演义记载后主与朝臣皆有异议，而诸葛亮以完成昭烈皇帝遗愿的说法会令众人闭嘴。个人认为，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就蜀汉实际情况而言，诸葛亮不应伐魏，应该是抗魏。在政治上坚决反魏，努力提升国力、军力，在恰当时机扩张领土，而不要连年用兵，自残国本。惟此，蜀汉也许可历三世、四世，甚至更久一些。

三、蜀汉灭亡

诸葛亮死后，权力继承者虽属平庸之流，但基本以守国为策，蜀汉于221年建国，诸葛亮234年离世，辅政13年，之后国祚延续30年。如果不是刘禅宠宦、政治腐败、姜维多次用兵，命运可能还会长久一些。

首先继诸葛亮主持大政的是蒋琬。琬，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随刘备从荆州入蜀。诸葛亮北伐的最后几年，他做丞相长史，留在成都。亮每次出兵，“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病死前，上表后主，推荐蒋琬做他的接班人。在蒋琬执政的十二年中（公元234-246年），蜀汉没有大举北伐。蒋琬虽有自汉中乘汉水东下袭击曹魏的打算，但由于朝野间的议论，认为汉水浅急，如果出兵不能取胜，撤退时就会遇到困难，怕重蹈犹亭之败的覆辙，因此没有进军。

蒋琬执政的后几年，得病甚重，江夏人费祎担任大将军，掌管军政。这时曹魏政权内部矛盾非常尖锐，魏明帝曹已病死，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辅政，两人争夺权力，曹爽想通过伐蜀的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压倒司马懿。公元244年（魏正始五年、蜀延熙七年），曹爽亲自率领六七万大军，从骆谷道攻入汉中。谷长四百多里，道路艰险。蜀军屯据汉中的兴势山，设疑待敌，费祎又率兵增援，曹爽知道不易取胜，才仓皇退军，费祎派兵邀击，魏军损折甚多。

蒋琬死，费祎秉政。公元253年，费祎为魏降人所刺杀。蜀汉的兵权，从此落到姜维的手中。姜维，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南）人，曾为魏国天水参军，在诸葛亮第一次北出祁山时，归附蜀汉。他后来位至大将军，屡立战功，但在蜀汉政权中，孤立无援。公元258年（蜀景耀元年）以后，蜀汉政权开始受到刘禅所宠信的宦官黄皓的操纵，黄皓想罢黜姜维，由与他朋比为奸的右大将军阎宇掌握兵权。姜维危惧，所以领兵居外，不敢复返成都。

姜维连年出征，由于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逐渐激化，不像诸葛亮秉政时期那样，后方能足食足兵，支援前方，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就大大地削弱下来。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东吴孙休时派往蜀汉去的使臣薛球曾说过“经其野，民皆菜色”,蜀汉人民所受封建剥削的苛重是可以想见的，这个政权也就不容易长久维持下去了。

公元263年，魏大将军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由斜谷入汉中，姜维退守剑阁。邓艾以奇军从阴平间道取江油，进克涪县，攻杀蜀将诸葛瞻（诸葛亮子）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势如破竹，直逼成都。

刘禅急召群臣会商，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却公开主张投降。在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益州的人民也因为负担逐年加重而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割据的局面。人民不愿作战，益州土著地主坚持投降，面对人心尽失，蜀汉政权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

蜀亡，立国共四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