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抗美援朝中，涌现出了无数的可悲可泣故事与人，邱少云、毛岸英等等，不计其数的传奇，但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彭德怀元帅。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更有江湖，不管身份高低，或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只要有人，便逃不掉这些“琐碎”东西。

位高权重如彭德怀也避免不了这个局面，在一众开国将帅中有三位同资历的将帅，都与彭德怀有过矛盾冲突，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是哪些将帅与彭德怀有过冲突和不和，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一、贺老总

与彭德怀有矛盾的，第一位就是贺龙元帅，人与人之间，性格习惯各异，许多冲突矛盾，都离不开这些差异的影响，贺龙和彭德怀的矛盾，性格虽不是主要因素，但这一要素也是不小的助力。

贺龙与彭德怀性格迥异，但在跌宕起伏的人生长河中，两人有着巧合和纠葛——都是受人尊重，并至今仍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代元戎，都是出身于旧军人的老资格革命家，都是湖南人，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

两人在1949年之后，人生都遭遇了跌宕起伏的重大变化，都在“文革”中先后病逝，英雄难瞑目，令人感慨。

贺与彭之间的矛盾，还得从南昌起义时说起，其实两人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冲突矛盾，是不太好判断的，但是他们之间，有些言语的指向性比较明显，一时间也是难以确认。

大革命时期两者地位差距十分的明显，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团长，再者在南昌起义过程中，贺龙的起义军队，最为雄厚，可以说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是当一无二的。

更何况，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或者直接证据记载，两人在此期间有所往来交流，唯一能沾点边的就是，传言彭德怀曾经说过党的军队真正形成并不在八一南昌起义，应在秋收暴动，此类的说法，虽说符合历史事实，但此种言论很容易引起其他将帅的一些想法。

这“秋收”言论的真实性，现在以无从考据，但在1958年，贺龙与彭德怀，有过一场“互动”，58年的建军节前夕，贺龙在解放军报发表《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一文，着重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

这番言论与之前的“秋收”言论有所互动，但由于一真一假，也只能算上子虚乌有的矛盾冲突，但彭德怀在1958年6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以自我批评现身说法的角度说：

“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下双方都是真实的言论，而且也是一种“隔空对话”，如果说两者没有矛盾和冲突的话，从两者言语来看不太可能，毕竟贺龙确实彭德怀口中的军阀出身，且党龄、军龄是比彭德怀老，这很难不让人联想些两人之间的暗流涌动。

可从公开的一些资料来看，两人并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冲突，只凭言语就判断，两者有矛盾，实在过于牵强。

或许可以说两人在“秋收”和“南昌”的谁为军队形成之源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别忘了贺龙也在秋收起义里，对此两者的冲突就已经较难成立了。

二、刘伯承

刘伯承与彭德怀之间的矛盾源头，是起自红军第四次反“围剿”，那时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两派有过争论，林彪、彭德怀、朱德等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等“洋派”则主张毛泽东离职。

而刘伯承则投了“洋派”一票，且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

意料之中的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2000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火光，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此时的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并不赞成强攻南丰的战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1956年1月，由刘伯承担任校长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在下一年工作组，进入军事学院视察后，给出了相反的报告和结论“该校的教学工作当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

对此，毛泽东对在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作出表示，对于军队院校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有着明显的不满意，并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失公允的评价。

而且此时，彭德怀也没有忘记，当年的“洋派”旧事，他在军委主要领导会上语气严厉地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说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也是一场无奈的悲剧，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

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年仅20岁便升任军长。

其人入校后，由于文化阅历较限，性格刚烈，争强好胜，在一些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极端的是言语争执，在其后升级为公然拔枪威胁、谩骂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亲自出面制止其违纪举动，余天云依旧不服气，何畏只能将其关了短期禁闭，但结果是，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尽。

对于干部自尽一事，连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都持同样意见，余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有必要当成反面典范作例子的。

不久后，在彭德怀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斗争被推向了高潮，结果以刘伯承挂印罢官，进京闲居，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三、粟裕

第三位是与贺龙、刘伯承有着不同十大称号的粟裕将军，是与彭德怀有过冲突矛盾“双十”称号里，唯一的一位将军。

同样，两人的冲突也是有所记载的史实，不是单纯的捕风捉影，而且粟彭之冲突，晚于前两人，准确的说法是，与刘伯承的冲突后续相关。

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

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无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

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历史有时也会给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元帅，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

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

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关于粟将军和彭德怀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集中在，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

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为了把我军的“三化”建设尽快搞上去，探索出一条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路子。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对粟裕同彭德怀之间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

直至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忆粟裕》,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

其实过多在意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有何用呢？人本就有所不同，有些冲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况斯人已逝，该平反的平反，已经平反了，牢记他们身上所代表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漫谈贺龙与彭德怀 《同舟共进》 2015年第01期

彭德怀与刘伯承的历史误会 《领导文萃》2010年第20期

粟裕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分歧与误会始末 《党史天地》2006年第01期

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 《铁流19（上）》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