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后，在军国主义的控制下，日本的媒体已不再像明治维新时期那般百花齐放，而是与军国主义者合谋，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发声筒和宣传员，将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媒体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军队蓄意挑衅日本在东北地区核心利益的议题，误导国民形成“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支那的不正当行为侵犯了帝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正当权益，关东军予以反击的行为是的正当行为”的共识，从而促成日本国民坚定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在社会上形成了战争的狂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分子又操纵媒体把议题转向对抗欧美，鼓吹“将亚洲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类似的论调成为推动国民积极投入战争的助推剂。大众传播实践表明，如果受众对某项议题或事件在直观上缺乏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对该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发展和事态的演变能够看出，由于日本媒体在战争时期竭力渲染对外强硬论，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战争的舆论气氛笼罩着整个日本，达成了军国主义者实现舆论动员的目标。

当盟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日军接连失败陷入窘境时。日本军部需要补充更多的士兵，不惜把目标指向了其国内未成年的中学生。在军国主义操纵下的媒体在宣传方针上跟军方保持高度一致，选择以青少年为受众目标的《写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军阶升迁、美好前途为诱惑，鼓动青少年为实现国家与全体国民期待应踊跃参军。这一系列鼓动措施令军国主义征兵动员工作顺利开展，“大多数人怀着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 ‘圣战’中捐躯是国民莫大荣耀的信念被送往战场”。以海军招募少年入伍为例，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录用人数逐年攀升，截至1944 年（即昭和19年）达到了顶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长了20倍。

到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突破了日军所谓的“绝对国防圈”。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组织“全民总决战”顽抗到底，并操纵媒体进行决战宣传，称唤起“蕴藏在一亿国民当中的忠诚”，“在战争中发挥一亿协力的大和魂，通过总崛起迎击敌人来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不甘心坐以待毙，寄希望于跟美军展开本土决战。临时国会特别会议动员全体国民迎接最后的战斗。另外，裕仁天皇则是发表诏书，号令国民 “粉碎敌国野心，达成战争目的”。为此，军国主义控制下的媒体连日发起了感谢天皇的仁慈，号召国民以死效忠的舆论造势，到7月中旬，进一步发展为“护持国体”的宣传运动。

舆论动员的力量使日本民众仍寄希望于最后的胜利，“神州不灭”“以死效忠天皇”等理念成为日本民众继续战争的动力。战争期间，军国主义当局在媒体“战争协力”的积极配合下，通过舆论动员实现了对国民的精神强效果控制，导致广大民众被牢牢地拴在法西斯的战车之上，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

日本国民当中，确实有被强制参战的人，但还有很多人是本着自发的意志充分相信这场战争，这正是军国主义体制的恐怖所在。在军国主义的操纵下，媒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统一国民的意志，从而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合力，“为了扩大和推进战争，自觉地起到了积极煽动民众的作用”。由于媒体的积极配合，舆论动员作为军国主义总体战的重要一环，成为 “支撑帝国国内好战”的 “爱国主义”的重要力量，而这股力量在突然之间就吞噬了日本社会。

日本国民就是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认为支持战争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对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全然不顾，直至战败之时，依旧认为自己参与的是正义光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