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华县一建筑工地，挖到“地下银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人类通过对知识与情感的渴求，创造出了许多辉煌的文明与文化。

如今的考古工作者们，也凭借着系统的工作方法、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严谨耐心的工作态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陕西省华县地区，某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在进行挖掘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满是铜钱币的“地下银行”，专家闻讯赶来后，便立刻对“地下银行”进行了发掘清理和保护，并对在场人员表示，这座“地下银行”内的所有文物，皆归属于国家。

千年前的“地下银行”

2010年12月20日，是陕西省华县一处农贸市场开建动工的日子，工人们都在工地上各司其职，紧张且快速地忙碌着。

指挥挖掘作业的魏某，也对挖掘机的驾驶人员作出了向北向下挖掘的手势，但就当铲斗下落抬起，土石逐渐从铲斗中倾泻而出时，魏某却突然对其大喊了起来，并立刻叫停了挖掘作业。

现场的工人们随即都疑惑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来到挖掘机旁查看。

工人们在铲斗倾倒处的土石堆里，看到了一些圆形、体积不大，但已然锈迹斑斑之物，且当中的一些已经连结成块状，中间似乎还有绳子。

魏某也从土石堆中拾起一些查看，发现这些长满绣迹的物品，竟是些大小不一的古代铜钱币。

虽然这些铜钱的年代已然十分久远，在魏某还是铜钱上，看出了崇宁重宝的字样，且在被挖掘过的土坑处下方，似乎还有一大块中空之地，想来应是个钱窖。

工人们随即都兴奋了起来，魏某也意识到了情况的重大，便马上将情况上报给了相关的文物保护部门，希望其能尽快派人前来查看。

华县文物局稽查大队的李队长在接到消息后，立刻从局里派遣了6名工作人员前往工地现场进行调查，并安排组织挖掘工作。

其现场的铜钱币不仅数量庞大，且摆放散乱，而那些已锈结成块的钱币则是由绳子串起，大小、数量不同的钱币，代表着不同的等值。

“挖出来时还没有发现，往地上一倒全是钱币，大概一簸箕。”

魏某对到来的专家们如实说道：

“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文物，因为挖出铜币的地方并不深，离地面只有1米5到2米深。”

起初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窖藏”，即古代达官贵人们储存钱币方式之一，其埋藏之物多以钱币、金银为首，以及包括一些玉石、银饼、器物等。

那时的人们出于防盗考虑，会将这些“窖藏”之物，普遍放在房屋墙角的地下，茅厕下方，以及掩埋在深坑之中，有的人抑或是会先放一层假物件，然后再放置一层有价值的真品，以便迷惑盗贼。

虽然还不能确定其价值，但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现场组织起了保护工作。

因“地下银行”所处位置特殊，不仅靠近咸林中学，且其钱窖上方还是马路，时常会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因此，为了避免在未来的挖掘工作中，造成震动、土层掉落，以及塌方等安全问题，工作人员便立刻安排在钱窖中撑起了木头支架。

就这样，在经过了4天3夜连续的清理和发掘之后，文管会与文物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从“地下银行”中运送出了至少3吨的古代铜钱币。

在这些被挖掘出的铜钱币中，大部分铜钱上的纹饰都较为清晰，样式类型多样，以崇宁通宝、崇宁重宝的铜钱占比例数量最多，另外还有千禧通宝、咸平重宝等二十多种宋代时期的铜钱。

考古专家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如一些相对存世较少的景元通宝、淳化通宝、大观通宝等铜钱币也都散落在这座钱窖当中。

虽然都是开元通宝钱币，却有着几种不同的写法，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刘主任表示：“这对我们下一步中国汉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宝贵信息资料。”

因其铜钱币上的文字皆由宋徽宗亲笔所写，且不见其他朝代的钱币，又因为这座钱窖的规模巨大，所以专家们推测，这个“地下银行”应该是由北宋时期的朝廷所掌管的一个钱庄。

据《华县县志》记载，华县因曾受益于北宋之初，生产改革，水利开发等积极的民生影响，使得其县中人口在崇宁元年间涨至5万余人，但因后来金兵入侵，连年战争不断，所以其人口又再次经历大减。

再加上金和南宋的影响，使得华州一带多发战事，华州几次易主，因此专家推断，这个钱窖很有可能是在战乱时期，钱庄为了其安全才将铜钱币全部都封入地下，但因后来北宋灭亡，所以这个钱窖也就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清理古币的考古人员也表示，钱窖内的铜钱摆放散乱，并没有进行过加固处理，可见当时人员在放置钱币时的慌乱，所以也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

另外，在考古专家们，在对发掘古钱币的工地进行地形对比时，发现这个工地在古代时，很有可能是位于古代府衙附近。

据历史记载，周宣王曾封庶弟姬友，于如今的华县城关镇附近，华县在北宋时期，作为东出关中的要道，其经济相对繁华，在距离工地七八十米左右的树林地带，也是曾经华州府衙所在地，但具体认证事宜可能还需要更深一步的调查。

钱窖出土后，对于当世的考古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对宋朝时期的钱币制造业，还是对古代社会货币的流通和发展，都是很值得如今的人们去研究、借鉴的。

虽然考古工作人员对这些铜钱币，进行了近4天的清理和发掘，从原来的南北方拐向西边持续挖掘，但据现场的一位考古人员描述，这个钱窖的深度怕是仍然难以估计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宋朝钱庄中的铜币数量如此之多，而这些铜币的归属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

承上启下的宋代铜币

待考古专家们返回研究所，开始以“崇宁通宝”为首，对铜钱币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分类，以及与文献史书的比对后，才最终确定了这些铜钱币对于当世来讲，难以预估的价值。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其朝代以铜币交易为主，金、银、谷帛、铁钱、纸币交易为辅，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货币制度，对中国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而铜钱，作为中国古代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货币，自秦始皇统一以后，便被广泛且持续地使用着，受益于宋朝思想上古朴多彩的文化特点，使得其方孔钱币在中国古代钱币历史上独领风骚近千年。

宋朝的方孔铜钱币主要有2个特点，其一是精美的设计，其二则是精湛的铸造工艺。

宋朝的铜币版别相对繁杂，其中包括年号钱、御书钱、金银钱等，其铜币上面的文字，则采用多种文体书写，如真、草、行、隶、篆等，当中便以宋徽宗亲笔御书的瘦金体，“大观通宝”和“崇宁通宝”最为精美大气。

而在铸造钱币的工艺上，宋朝工艺合金的比列也被称之为“最精准”，就版别来讲，“崇宁通宝”大概有300多种，不同的版别，也对应着钱币投资中不同的市场价值。

且因为每种纪元都对应着不同样式的钱币，所以在中国的钱币历史上，宋朝的钱币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种类都达到了中国古钱之最，在如今的考古工作中，宋朝钱币的出土量，可占到中国整个古钱币的80%。

然而，不管是浑峻挺拔的钱币文笔，还是比例匀称、地章平滑的铸造工艺，在这些宋朝铜币华美外衣之下所潜藏着的，却是无数钱监役卒们的血和泪。

宋朝时期，其进行铸币的机构也被称作为钱监，由国家统辖，钱监中负责的官员由朝官，以及三班使臣充任。

钱监中的工匠们既是钱币的铸造者，也是彼时社会当中最底层的人物。

欺诈、压迫、剥削，钱监中的工匠不仅要受到统一的军事化管理，还必须要将监字或者军号刺刻在脸上的。

钱监中的工匠，除了很少一部分是从民间招募来的有特长的工匠以外，其余的便都是充役的犯人，因此当时的人们也统称这些工匠为役卒。

钱币的铸造，对手艺上的要求极高，且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却又不可避免的会长期吸入铅毒和烟尘，所以钱监中的工人们普遍身体都极差，而就算是失去了工作能力，也会依旧面临着关押与折磨。

宋代所铸铜币，名目繁多，且大小皆不同，即小平钱、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除小平钱以外，其余铜币的大小皆以小平钱为倍数，如若追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盗铸钱币之风盛行，据《宋书·食货志》记载，由于盗铸的钱币质量拙劣，使得市易濡滞，作为小钱的小平钱数量越来越少，便只能使用折二、折三等大钱填补。

其二，币制混乱，不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在其铸造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比例不统一的情况，加之大钱过于沉重，携带不便，且兑换时做不到绝对的公平，所以便造成了许多的民怨。

其三，“钱荒”现象，造成宋朝钱荒的原因主要则包括，铜钱币的大量外流，以及民间毁铜钱为器的私利行为，又因朝廷无法禁绝私铸，所以便出现了大小钱币并行使用的状况。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其经济上的腐朽，也是宋朝走向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宋代的铜币体系之中，也曾流通过质量低劣的夹锡铜钱，这种劣质铜币的出现，不仅扰乱了彼时的经济秩序，还使得市场上相继出现了金银贸易、以及物换物等不良的经济状况。

地下文物属国有

对于“地下银行”中的古代铜币，不管是从其价值还是数量上看，都是超乎人们想象的，那么，这些铜钱币的归属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据华县县委中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随着媒体们对这次挖掘行动的争相报道，在陕西以及山西等地的一些文物贩卖人员已然相继闻声而来，并活跃在华县内，四处打探着铜币的消息。

随后，华县代县长朱福俊赶赴铜币发掘现场，监管并组织相关人员，加快对现场的处理和保护，并派遣10多名华县民警们，在现场周围日夜进行守卫。

其实，这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考古界，由考古专家们发现并发掘的，古代珍贵文物的数量其实并不多，而这当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为中国对于文物发掘方式的界定。

在中国，对于珍贵文物的保护是极为严格的，其法律上是不允许考古人员主动去挖掘陵墓，或是相关的疑似土地的。

只有当古代陵墓或是文物遗迹，即将或已经遭受到破坏时，考古人员才能开始对其进行探索与抢救性的发掘，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发现文物遗迹最多的，便是民间的农务人员与建筑工人。

农民开垦田地，建筑工人打造地基，在如今社会的飞速发展之下，许多曾经人们所涉及不到的陵墓和文物也都开始逐渐显现了出来。

然而，对于这些珍贵文物的归属，却不是遵循“谁发现的就归谁”的民间道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也就是说，不论文物的发现者是谁，都是没有权力去私占文物的，不管文物珍贵与否，都需主动上交博物馆或是文物保护机构保存。

其法规中还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因此，如出现将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等行为，也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措施。

文物通常是具有历史性、价值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且中国的文物保护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主要分为3个大类，即真实性、整体性，以及公众性。

旨在尽量保持文物的本来样貌，不破坏不重建，对文物的周边环境也同样要进行保护，保证其整体性，并鼓励公众，让其参与进文物的保护工作之中。

但其实就中国当前的文物保护法来讲，其当中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完善，如，在准文物的保护、公众参与度、资金的筹措、以及文物执法专职化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准文物”旨尚未通过法定的认定程序，致使无法确定其具体等级或者明确分类的文物，因国家目前对准文物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大批准文物流落海外，以及因不用上交，所以被民间自行收藏而毁损严重。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是中国文物管理的执法模式，但因执法队伍的建设相对滞后，且执法手段的装备严重不足，从而使得文物保护案件难以被监管，对相应的违法行为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力。

而陕西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在《陕西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也曾积极地参与并表示，将加强并落实文物安全管护措施，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的质量，并进一步加强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修复工作。

静听文化回响

通过对宋代铜币历史特点的分析，便可了解其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的考古人员，通过常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的学习，不断填补着中国历史学术上的空白，如今加入考古队伍的年轻人也逐渐增多，其队伍也正向着多元化与高素质的方向前进着。

考古工作建设的日益增强，其带来的好处不仅只有，更专业的仪器设备，以及更高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是希望能在保护好考古遗迹的同时，为后续旅游产业的开发提供一个更好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