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什么？它是放大镜。通过它可以放大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认知、能力和欲望，斯大林和跟随他的那些人在这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1919年苏共八大前，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构成了苏共在内战期间的政治局。列宁是党政公认领袖；托洛茨基负责军事；加米涅夫在各方面担任列宁的助手；布哈林负责出版宣传；斯大林则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列宁去世后，一直有些失意的托洛茨基发表了《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受到攻击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斯大林将托洛茨基的言论定义为“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改任电气发展局局长。

不久之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矛盾激化，二人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共同组成“反对派联盟”，与斯大林对抗。1927年苏共十五大期间，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先后被开除出党。1934年大清洗开始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枪决。

负责出版和宣传的布哈林避开了第一轮斗争，但没能逃过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1934年12月，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身亡。1937年，布哈林被开除出党，次年2月被打成“托派”，认定与暗杀基洛夫事件有关，一个月后被秘密处决。

内战结束后，在列宁的倡导下，苏联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至1924~1925年度，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恢复到一战前的71%。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济建设的两个“一般原理”。其一是“（经济发展）不仅要在同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还要在内部各种不同成分相对立的情况进行”。基于此“要使俄国不至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不至于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发展起来”。鉴于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应该大量输出农产品，换回工业设备，扶持工业发展。

其二是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教训。“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会触及个别资本集团，而苏联一旦发生危机，将成为打击全国的总危机，所以“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少失算”，这就要求“领导经济的工作必须极为明智，极为小心谨慎，极为准确无误”。

1926年，斯大林将经济问题具体化，他强调“不是发展任何工业都算工业化，其重心是发展重工业。虽然轻工业发展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但没有重工业，我们就谈不到保证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

在谈到资本积累的问题时，他列举了各工业国的经验，例如靠掠夺殖民地、利用战争赔款、出让经营权换取贷款等方式。他认为苏联不能采取这些方法，要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基于这样的发展思路，苏联随即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政策，工业化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至1926~1927年度，工业产值恢复到一战前的100.9%

1929年4月，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一次五年计划（1929~1933）。斯大林在会上特别强调，把劳动变成“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接下来各地争先恐后地开始兴建大型工程，第聂伯河水电站、乌拉尔机械制造厂、莫斯科和高尔基（即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制造厂、斯大林格勒（即察里津，于1919年更名）拖拉机厂、土库曼-西伯利亚铁路纷纷投入建设。

1931年4月，针对有人提出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批评。他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绝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过去我们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所以我们会挨打，因为‘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规律。但是如果你强大了，那你就有理，别人就得小心对待你了。”

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1933年1月，他宣布苏联已经变成了工业国家，工业产值从1928年占农业的48%，已经提高到70%（截至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度）。同时他还列举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达到了一战前的334%，同期西方工业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分别下降到一战前的84%（美国）、75%（英国）和62%（法国）。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在过去几年出口的工业机器近一半卖给了俄国人。而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包括沙皇遗留下来的大量艺术品。为了得到伦勃朗、鲁宾斯等艺术大师的杰作，包括著名美国百万富翁古尔本·凯恩和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梅农在内的阔佬们付给布尔什维克一亿多美元。

1934年召开的十七大会议上（这届会议对苏联历史有重要影响，后面还会提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份计划中，将1937年工业发展目标定为一战前的七倍。同时，斯大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强调了“重视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鼓励新技术、提拔技术干部。

1937年4月，苏共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当年年底，苏联的工业水平达到1929年的428%，是一战前的六倍。在一战前俄国的工业仅排名世界第五，产值仅相当于德国的17.2%，并遭受毁灭性打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按照苏联的统计结果，工业总产值已奇迹般地跃居欧洲第一，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斯大林也高调地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

1939年3月，苏共十八大通过了第三次五年计划（1938~1942）。这份计划因为二战爆发中断，但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三年半，苏联兴建了3000多个大型企业，苏联军工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新型飞机、坦克和大炮。也正是凭借这些物质基础，苏联才最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苏联在取得工业成就的同时，农业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但拥有大量土地的富农仍然保留着一些实力。苏维埃成立不久就用粮食税取代了原来的余粮征收制度。由于新税制在征收额度上少于以前，而且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至1927年，农业产值已经超过一战前。

与此同时，粮食生产领域的发展速度相对偏慢，只有战前的91%，而且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商品部分只有战前的37%，所以4000多万城市居民和军队随时都有饿肚子的危险。当斯大林提出“本国节约”的发展方式和“输出农产品换取工业设备”的措施时，发展速度并不令人满意的农业成了瓶颈。他将这个问题归结于农业技术落后、农民文化水平偏低和大量分散化、零星化的经营模式。

1927年的十五大上，斯大林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成公共耕种制，利用农业机械和拖拉机、采取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发展集体农庄。他还强调“收购计划要扩大，工业发展绝不能任由富农摆布，必须在三到四年内将集体农庄收缴上来的粮食达到国家所需的1/3以上”。至1928年底，苏联的粮食储备开始丰盈。与此同时一批批农民加入陆续集体农庄。

富农是斯大林解决方案的最大受害者，也自然受到这一阶层的抵制。1928年，西伯利亚地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亲自前往西伯利亚，并化解了这次危机。为了加快农业转型，苏共于1930年发表《关于在全盘集中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宣布废除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同时《措施》还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富农的财产不会转归国家，而是直接划给集体农庄。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各地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迅速丧失。根据保存下来的资料显示，1930年～1933年，根据《措施》被遣送出境的富农达到38万多户，涉及人员180万人。与此同时，集体农庄的规模迅速扩大，至1938年，集体农庄耕种的土地面积达到9200万公顷，全国93.5%的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富农拥有的土地迅速下降，至1938年仅有60万公顷，占苏联谷物耕种面积的0.6%。

简单粗暴的政策必然带来巨大的隐患和问题。在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过程中，过激的政策和地方上过火的行为激起了富农，甚至包括中农和贫农的不满。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针对用武力威胁的办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恣意收缴农户的农具、耕畜、家禽、奶牛等行为，警告“人们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他要求“对这种危险情绪和行为做斗争，并把它们清除出党。同时强调加入集体农庄必须秉持自愿原则，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速度，不要命令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行”。

不论斯大林在1930年3月发出的警告是否出于真心，从结果来看，苏联在农业转型期间的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简单和粗暴的政策、地方执行者的私欲和偏执，以及自然灾害因素的叠加，给斯大林的执政时期划上了抹不去的污点。

1932年，苏联出现罕见的自然灾害，一些地区干旱，一些地区出现连续的、罕见的暴雨，而有些地区则出现了虫灾，当年的粮食歉收十分严重，饥荒开始蔓延。乌克兰地区是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由于大量农户外迁（有些富农被驱逐出境），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导致耕地被闲置。

当地官员并没有认识到粮食欠产的根源，反而将出现饥荒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农民反抗和消极怠工。当各地送上“丰收”的报告后，决策层更相信农民手上私存粮食、囤积居奇，就这样一场天灾和人祸叠加的灾难降临了。

30年代的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有不同的统计数字，近年来被更多认可的数字是700万人，其中在乌克兰。作为苏联乃至整个欧洲的产粮区，10%的人口在和平时期死于饥饿，说明决策失误、管理无能和官员麻木到了什么程度！

冷战后期以及苏联解体后，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偏于政治化，有些人认为这完全是人祸造成的，甚至还认为这是苏联秘密执行的种族清洗政策，可以和纳粹德国执行的犹太政策相提并论。这些观点虽然带着复杂的目的，但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本人的确对“大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惨剧甚至在沙俄统治时期也从未发生过。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权力到底是什么”？

斯大林在这一时期施行的“大清洗”政策则是他的另一个污点。

早在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已经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踢出核心层，但苏共高层领导人中仍然有一大批最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老党员。斯大林喜欢用新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失落，加上众人对斯大林的新政策和迷恋搞个人崇拜的不满，遂试图联合起来挤掉斯大林。到了1934年十七大会议期间，这种矛盾开始爆发。

十七大前夕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一批人曾找到基洛夫，希望他能出面取代斯大林。基洛夫早年得到斯大林的提拔，苏维埃成立之初被派到阿塞拜疆工作，深得斯大林的信任。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的内斗中，他一直支持斯大林。1926年，基洛夫开始担任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一书记，逐渐攀升到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随着基洛夫在党内的声望越来越高，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嫌隙。三十年代初，密谋反对斯大林的“柳京集团”事发，基洛夫出面为他们求情，反对使用极刑。

1934年1月，苏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有1971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的秘密投票结果斯大林感受到了威胁，292人没有选他，而基洛夫则得到几乎所有人的支持。在会议闭幕时，基洛夫的发言得到了持续几分钟的掌声，还伴随着欢呼声和各种口号。

1934年12月1日傍晚，基洛夫照例在州办公场所（斯莫尔尼宫）的走廊散步。一个人突然窜出来向他射出了一颗子弹，他颈部中弹，不久后身亡。

斯大林当天就赶到列宁格勒，并亲自审讯了凶手尼古拉耶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最初公布的审讯结果是残余的白卫军所为，为此还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共宣布刺杀基洛夫的是“托洛茨基集团”所为。在此期间，担任基洛夫的警卫人员都被秘密处决，而他们原本应在基洛夫散步时近身跟随，可事发时他们并不在基洛夫身边。

在基洛夫被刺当天，斯大林没有跟任何人商议，也没有得到政治局的同意，下达了几项命令：其一是司法部门应加速审理犯有恐怖罪行的犯人，案件审讯、处理不能超过十天；其二是此类案件一经审判，不得上诉、不得赦免；其三是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要立即执行。

历时四年的“大肃反”运动由此开始。

大肃反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目的是肃清斯大林的政敌。斯大林借此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此同时苏联则损失了大量精英。在这场运动中130万人被判刑，被处以极刑的近70万人。

以苏共领导人为例，苏维埃第一届领导人中，除5人已经去世和斯大林之外，其余9人全部被处决；领导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2/3被处决；十一大选举的27位中央委员中，20人被处决；十五大选举的7名政治局成员中，除斯大林其余全部被处决或暗杀。

密谋推翻斯大林的十七大选举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98人被处决。参加此次会议的1961人中，有1108人被捕。到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曾参加过第十七次大会的代表只占2%。

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党内干部，军队和社会也同样遭到清洗。据估计，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50%至75%的人遭到清洗；一大批科学家也未能逃脱厄运，育种学家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座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等都被逮捕，有的被处决。

在军队，与斯大林不和却在军内享有极高威望的图哈切夫斯基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审判他的四名元帅中，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在第二年（1938年）也被处死。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大纵深战略”对二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大清洗中活下来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提倡的骑兵理论则早已经落后于时代。

苏联红军在大清洗中有4万多人受到牵连，1.5万人被处决。被处决的人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4位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的3位，12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全部，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

在历史上，一个领导人的错误，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的错误，往往会变成全体人民的悲剧。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曾说：“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行为是失去理智的暴君行为。斯大林认为自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应该这样做，而这正是悲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