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六，去Blue Note看了曼彻斯特电子爵士三人组GoGo Penguin的演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场演出，也是兔年观看的最后一场演出。演出比预想的还要精彩，但美妙的周末夜晚却被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扫了兴。
演出过半，二楼靠南侧的一个包厢里不时传来男人响亮的吆喝声，酒瓶酒杯碰撞的声音，还有女子放浪的笑声。由于是纯器乐演奏，二楼包厢间或传来的嘈杂之声对现场的听感影响很大。在沉浸在音乐之中时，不时就被强制性的外力抽离出来。二楼的吆喝声就像几只苍蝇，盘旋在Blue Note上空。
事后据同在二楼其他包厢观演的观众叙述，其实那些干扰演出的杂音在演出前半段就有，只不过鼓点声音比较大，把杂音覆盖住了，楼下距离舞台比较近的观众并没有注意到。
演出常规时间最后一首演奏《Parasite》时，二楼包厢传来持续的大声吆喝。怒火在楼下很多观众的心底酝酿，我周边不时有人把头从舞台扭向二楼，脸上无不带着嗔怒的表情，表达着对演出场所里“寄生虫”的不满。
21点39分，乐队返场结束。谢场时，二楼包厢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男子把身体探出护栏，朝舞台使劲拍手叫好。粗鲁的举止，终于点燃了楼下观众的怒火。
一楼部分忍无可忍的观众让二楼醉醺醺的男子闭嘴。退场时，有女生冲楼上喊，让他们以后小声点。克制地表达不满，引来的是二楼包厢内女子肆意的挑衅。她双手向台下观众竖出中指，摇头晃脑。她猖狂的举止仿佛告诉楼下观众，老子花钱了，老子愿意，你们管得着吗？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正在退场的观众，整齐划一的将憋了整场的怒火撒向包厢。楼上楼下两边开始互骂，一楼越骂二楼的女子越起劲，将挑衅上演到底。
随后其中一名醉酒男子被骂急了眼，开始拿东西扔向一楼。他最先抄起的是酒瓶，身边神志尚清醒的另一个男子试图阻拦他，也许是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最终扔向一楼的是几块调酒用的冰块。
到此时，才有场地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二楼包厢进行劝阻。避免事态扩大，息事宁人，场地工作人员一边拦住醉酒男子继续施暴，一边示意楼下观众尽快退场。不少愤怒难平的观众围着出口保安和场地前台工作人员讨要说法。
二楼包厢几个举止不体面的人，显然不是观看演出来的。为何他们会出现在演出现场？
通常的演出场所Livehouse，一楼是站区，二楼有少量座位。二楼的一部分留给嘉宾和乐手的亲朋好友，一部分留给体力不济的或者想拥有不被遮挡视角的观众，体验的改善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Livehouse有演出时，必须凭票入场，所以演出时段进场的几乎都是奔着演出来的观众。
Blue Note是一家全球连锁的爵士音乐酒吧，在纽约、东京、名古屋、米兰、夏威夷、圣保罗、里约都有经营场所，是世界最知名的爵士酒吧品牌。在中国，Blue Note有北京和上海两家店。Blue Note Beijing位于前门23号院，位于天安门东南侧的一隅，前身是美国的使领馆。
Blue Note既不是常规的Livehouse，也不是常规的餐厅，是把美食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俱乐部。在这里绝大部分爵士演出都是一边就餐一边观演。
国内有很多打着音乐餐厅的经营场所，号称将音乐、美食、美酒、表演融于一体，其实就是餐厅里有些驻场的演出。这些音乐餐吧，提供难吃的餐饮，搭配难听的歌手，迎合土鳖的趣味。在这样的场所，没人是奔着演出而来，餐饮为主，演出不过是助兴而已。
GoGo Penguin演出时，二楼包厢寻衅滋事的几只苍蝇显然把Blue Note当成了普通的音乐餐吧。演出只不过是他们把酒寻欢时的助兴之物，花点小钱带来优越感在他们醉酒之后显露无疑。
Blue Note为什么会在有正规演出的情况下开放二楼包厢的经营呢？
爵士乐在国内属于小众音乐类型，即便在北京和上海，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培育，依旧边缘化。即便Blue Note几乎每个月都是世界级大牌造访演出，但高质量的演出长期处于不饱和状态。
疫情三年，为了求生，Blue Note几乎“饥不择食”，什么演出都接，只要给钱，谁都能来演，让品牌调性大打折扣。在Blue Note的演出，票价都不低，尽管如此，如果只靠卖票，是很难覆盖住经营成本的。
GoGo Penguin演出时，二楼寻隙滋事的包厢，包厢费用加餐饮消费，能顶得上楼下几十张门票的价格。这或许也是，场地方对“大金主”的一种纵容。
既然场地方允许了非演出观众同时入场的行为，就应该考虑的演出无法完美呈现的潜在风险。并且当扰乱演出的情况发生时，演出方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对不文明的举止进行制止。
很显然，在这场闹剧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场地方的失职酿成的。因为即便都是正常买票入场的观众，也不能保证观演时体面的举止。门票无法对观众的行为做出筛选，这才需要演出场所的现场管理与维护，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保证艺术家得到尊重，保证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质量。
在国家大剧院和中山音乐堂的演出，场地维护正常观演的工作人员非常多。他们对过往演出中遇到的观众不体面举止有足够的经验，并对观演观众的素质有充分的预估。
不久前王羽佳和齐默尔曼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国家大剧院对管理细节做了特别升级。比如严控水杯进场，准备了便签帮助识别认领；入场前为观众准备了口罩，尽量避免杂音对艺术家和观众的干扰。
王羽佳的巡演在北京和上海都返场接近10次，返场时长达到50分钟。而在深圳站，她仅返场一首，并且很久才出场。因为场地方管理不善，演出中观众咳嗽声连绵不绝，闪光灯不断，还不时伴有掉东西和手机闹铃的杂音。
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的Blue Note我也去过，同样的经营模式，演出时有餐饮，和北京的区别是没有包厢。这样的经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场地方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疫情之前，著名爵士钢琴音乐家Vijay Iyer来北京在Blue Note演出。因为场下有酒客声音过大，Vijay Iyer被打断了演出思路，气得他把手从钢琴上放了下来。
在Blue Note看过不少演出，疫情前的管理还算稍好些，早年甚至拍照都是禁止的。全程禁止拍照的规定，至今在Blue Note东京仍被严格地执行。
疫情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对于还有能力来Blue Note消费的观众，场地方对很多不得体的行为举止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界顶级的爵士音乐家来北京演出，基本都会在Blue Note。得天独厚的资源，也成了演出场地傲慢的资本。
世界很大，考虑到物种的多样性，作为个人，尽管厌恶，也不得不学会并适应和不同的物种共存。
作为演出场地，既然有意扩大经营范围，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不能维护演出的质量呈现，最终伤害的不止是消费者。如果是既要又要还要，那你最终的收获的可能是什么也别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