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姥爷猝发腔隙性脑梗，虽然不致命，但行动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基本失去了行走能力。五一假期，带他去医院检查，上下楼费了大劲。姥爷家住在六层的老楼，虽然去年加装了电梯，但至今还没开通。好在姥爷只住三楼，但把姥爷弄上下楼一趟还是大概需要十分钟。因为姥爷腿完全不吃劲，几乎就是我和姨夫还有保姆给他连架带拽上下楼。姥爷就像一滩烂泥，坠在我的手臂上。为了把姥爷弄上楼，我的手臂接近抽筋。
除了行走能力丧失，姥爷的语言能力也严重退化，很吃力才能从喉咙里含糊不清挤出几个字。去医院的路上，他反复重复着几句话：手机在哪，挎包在哪，拐杖在哪，家里钥匙拿了吗。
回来的路上，我姨和我妈商量是否要把姥爷送到康复医院。以我对康复医院的了解，就姥爷现在的情况，与其说是主动康复，不如说是主动放弃。就诊时医生也不建议去康复医院，毕竟家里条件更好，医生教了几个简单的锻炼动作，说想恢复到脑梗前基本不可能了，毕竟94岁了。
可是不去康复医院还能怎么办？突然想到我同学是北京最好的神经康复治疗师，在美国学的物理治疗专业（physiotherapy），回国前在美国以康复见长的医院工作过近十年。我打算让同学来给姥爷做做康复训练，如果还无济于事，那就认了。
同学第一次来姥爷家，做过简单的腿部力量测试后，她告诉我姥爷的肌肉力量还在，凭她的经验心里有数，基本可以康复。我问能康复到什么程度，她说至少可以依靠助行器独立行走。她把姥爷扶起来，姥爷直不起腰，也抬不起脚，只能一只脚缓慢的往前蹭几厘米。听了同学的话，虽然心里踏实多了，但对姥爷能康复到什么程度，并不敢抱太多信心。
接下来的三个月，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同学第一次来后，我们给姥爷网购了助行器。最初的康复训练，姥爷只能扶着助行器短暂地站一会。随后可以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还只能往前蹭。随后可以扶着助行器两脚交替往前蹭四五步，再到后来，两只脚都可以抬起来，能从一个房间慢慢挪到另一个房间。
康复训练需要持之以恒，对老人和家属的耐心都是考验。姥爷说想去家附近的南长河公园，妈妈为了鼓励姥爷坚持康复训练，就骗他说等他过两个月稍好一点就用轮椅推他去。妈妈心里想的最好结果也就是能带姥爷下楼到花园里坐坐，去南长河公园只是她随口一说，哄姥爷的。结果一个月以后，妈妈和保姆带姥爷去了南长河公园，姥爷用助行器自己走了好几分钟。
六周之后，姥爷就不需要助行器了，可以拄着拐杖独立行走了。七月中旬，有天我和同学去看姥爷。上到二楼时，看到姥爷独自一人拄着拐杖站在楼梯上。我吓坏了，问他怎么在楼道里。原来姥爷趁着保姆去厨房做饭，自己拿着拐杖溜出了门，说想到楼道里看看电表。扶姥爷上楼回家，虽然心有余悸，但姥爷康复的速度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和两个月前相比，这次我只需要稍微搭把手，姥爷就可以扶着楼梯上楼。
同学一般7-10天去一次姥爷家，每次康复时长40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容包括关节功能训练、肌力训练、平衡训练、呼吸训练、稳定性训练、步行训练。我们亲属和保姆记下训练的动作，然后每天带着姥爷练。同学一共去了五、六次，姥爷的康复程度，每次都有阶跃式的提升。
除了运动康复，同学还帮姥爷做了语言康复（Speech Therapy）。开始她让姥爷练文字接龙，姥爷反应出奇的慢，每接一个词都要至少半分钟，接了几个词后才发现姥爷每次都倔强地要用一个成语来接，自己给自己加难度。等姥爷说话清晰一些了，他还给我们背古诗。
每次看到我来，姥爷都像脑梗前一样，盯着我衣服上的英文看，努力辨认着每个单词，遇到不认识的就问我什么意思。当然这项脑力游戏，她更喜欢和我表妹玩，乐比不疲。康复训练两个月后，姥爷可以吹口琴了，于是我姨就拿着电吹管陪他一起吹奏。
九月初，最近一次我和同学去看姥爷，姥爷还熟练地说了很多俄语。姥爷青年时去重庆做地下工作，单位的院子里播放俄语广播，他就自己跟着听跟着学。退休前，因为学校只有他一人懂俄文，单位专门给他订了份俄文的《真理报》。
同学说姥爷语言能力恢复得快，和年轻时候爱学习喜欢动脑有很大关系。我问她像我这样天天刷抖音看小红书短视频，万一以后梗塞了，是不是不容易恢复了？同学说大脑习惯主动接收信息的康复起来相对容易，说完就笑了，不知道她是认真的，还是在逗我。
中秋假期，在小姨家，姥爷又是吹口琴又是弹钢琴，玩得可开心了。来回的路上，我都眯瞪了一会，姥爷却一直都没睡着。到了姥爷家楼下，停好车，姨夫扶姥爷下车，我从后备箱把轮椅拿下来。表妹熄了火，刚走到后备箱要帮姥爷拿挎包，姥爷惊呼让表妹小心，他担心后备箱的后盖会砸下来。等姥爷坐上轮椅，保姆推着他从我和表妹身前走过，他冲着表妹说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姨夫扶姥爷上楼，姥爷如今已经可以双脚交替上楼梯。我跟着上了楼，表妹把车倒到开阔的地方，就没上来。待姥爷在沙发坐下，我和他告别，他问我不喝点水再走，我说不用了。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四个多月以来，姥爷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谢谢。
情感错配，把爱留给不那么爱你甚至完全不爱你的人，是人间常态。从小姥爷就“重女轻男”更喜欢表妹，对此我倒没有特别在意，也没有嫉妒。像我妈，对姥爷付出的最多，最近几年每周去看姥爷至少四次，雷打不动，哪怕前几天遛弯时脚崴得都肿了，只隔了一天又去看姥爷。然而，姥爷只敢和我妈甩脸子。我妈总跟我说，自己尽心尽力心里踏实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用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可能这就是我妈从小教给我的，对别人好并不为了图什么。我无比讨厌那句流行很广的“拒绝无效社交”，透着势利、功利，唯利是图。利益交换的关系能不能持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么多年和我关系好的朋友几乎全是“无效社交”得来的。
同学和我说，现在她经常拿我姥爷的例子告诉病人和家属，家人的照料和执行力对于康复的重要程度。姥爷康复的过程，再一次说明了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如果不是恰好有同学是神经康复方面的专家，我又该怎么办呢？
在一个陌生的领域，甄别海量的信息，少走弯路，找到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一个连买个不到10块钱的东西都得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才能勉强不被坑得太惨的环境里。
另一方面，像我同学这样医者仁心、医术顶尖的医生，却无法进入和她能力匹配的医院，甚至连在就职的医院，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她的领导甚至都不是相关专业出身，理论、方法全是错的，并不妨碍日复一日以专家身份出诊。
过去半个月，国足又在世预赛上给球迷添堵了。关心和不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中国足球怎么就是不行？
其实，中国足球和很多领域的事一样，根本就不是人的问题，而又恰恰就是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