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4年，绍兴四年。
岳飞第一次北伐，收复了襄阳等六郡之地。此战，岳飞和岳家军打得非常精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南宋庙堂决策果断、组织得力。而当时举荐岳飞和居中调度的人， 就是刚刚入主中枢的赵鼎。
岳飞北伐后，女真变本加厉，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南宋大臣竟扬言“散百司而他幸”，即解散中央政府、放弃大宋皇帝。这时候力排众议、力挽狂澜的人，还是赵鼎。
赵鼎一方面召集张、刘、韩三大将组织江淮大决战，一方面鼓动赵构御驾亲征。同时，还举荐张浚入主庙堂，让张浚全面指挥江淮大决战。
这一年是赵鼎的高光时刻。
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
江淮大决战之后，张浚重回庙堂之高，而且担任右相、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放到现在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兼三军总司令。
可以说，整个宋朝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官。
不管过程如何，结果是张浚打赢了江淮大决战。在绍兴五年，张浚又发起了洞庭湖剿匪之战。仗是岳飞打的，但总指挥是张浚，所以头号战功要记在张浚头上。
这一年是张浚的高光时刻。
公元1136年，绍兴六年。
岳飞第二次北伐，长驱伊洛、横扫商虢五州。两宋主战派的鼻祖李纲称此战为“十余年所未曾有”。宋金交战打了十余年，这种主动进攻、攻城略地还堪称完胜的战役，这是第一次。
至于论功行赏，跟洞庭湖剿匪之战一样，仗是岳飞打的，但头号军功还是要记在张浚头上。
之后是伪齐最后疯狂，刘豫以三十万大军全面攻宋。藕塘之战，杨沂中力挫伪齐东路军，一战便终结伪齐举国南侵。
这一年是张浚、岳飞和杨沂中的高光时刻。
绍兴四年到六年这三年，才是南宋真正扬眉吐气的时候。
南宋权力运行的关键是庙堂。前线将士虽然高歌猛进，但前提是庙堂的运筹帷幄。此时庙堂，正处于赵鼎时代。
如果再加一个人，那就是赵鼎和张浚时代。这两个宰相一个保守、一个激进，全都主战、全都能干、全都尽心。更关键的是，赵鼎、张浚都能够得到皇帝赵构的绝对信任。
而这个最好的时代，却因为一场外部扰动而彻底终结。
1136年伪齐南侵这件事，实际是刘豫狗急跳墙的无奈之举。刘豫太渴望通过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至于打得过打不过，全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这就是一场国际玩笑。而这场国际玩笑却成了一块试金石，试出了南宋君臣到底都是些什么成色。
首先是真金子，一块是岳飞、一块是韩世忠。这两个人骨头最硬、胆子最大、能力最强。面对伪齐举国南侵，不仅不犯怵，而且一以贯之的硬刚本色。甚至，伪齐大军都要想方设法绕开这两只大老虎。
其次是新金子，即以杨沂中为首的三衙军。1129年的苗刘兵变实际是禁卫军兵变。此后，赵构就没有了禁卫军。1132年，赵构破格提拔杨沂中为神武中军统制，重新打造禁卫军。至藕塘之战，杨沂中打出了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证明大宋禁卫军不仅能保护皇帝，而且能保家卫国，是一支能打仗的劲旅。
第三是假金子，一块是张俊，这家伙能打仗但脑子不好使、真忠心但缺乏独挡一面的能力；一块是刘光世，这家伙是打仗不行、忠心不够，甚至流氓行径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是张浚亲临采石督战，大衙内就真敢放弃淮西、逃过长江。
第四是钝金子，就是南宋庙堂。伪齐南侵的时候，左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又是给张浚写信又是给赵构上书，主要意思就是建议大军后撤、放弃淮西。这俩人其实不怂。尤其是宰相赵鼎，在满朝扬言“散百司而他幸”的时候，就是他力主硬刚金齐联军。折彦质是赵鼎举荐的，做到了副宰相。但问题是反应迟钝，没能与时俱进。在他俩的认知中，宋军还是建炎年间的水平。按照建炎年间的水平算，那南宋就应该以空间换时间、退守长江。问题是当时是绍兴六年，南宋军力一直上升、金军军力开始下降，伪齐军力不值一提。
真金子、新金子都要重用、必须提拔。
即便没有岳飞第三次北伐，但岳飞还是凭第二次北伐拜为太尉，成为南宋顶级武官。
藕塘之战的杨沂中，被提拔为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寻兼领马步帅，当上了节度使。
韩世忠在当年就一直升官，又是节制镇江府，给了地盘；又是赐号“扬武翊运功臣”，加至三镇节度使，既给荣耀有给地盘；同时还在平江拜见了皇帝赵构，这都是极大的殊荣。
然后就是如何对待两块假金子。
张俊先不搭理。
藕塘之战虽然是杨沂中打的，但总指挥是张俊，张俊的部队也的确参与其中。关键是他没有临阵逃跑。所以，南宋庙堂就没有理由收拾张俊。
但大衙内刘光世必须处理。
这家伙既蠢又怂还坏，拉着整个大宋庙堂智商跳水，带了一支主力部队集体逃跑。如果这都不处理，那南宋朝廷真该赶紧解散。
对刘光世的处理，就是解除他的兵权。但这件事的危险系数和难度指数都非常大。
首先，刘光世的军队是刘光世一手打造的，是刘家军不是赵家军。你南宋庙堂有啥本事解除刘光世的兵权？难度很大。
其次，大衙内的流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真敢带着部队逃到伪齐，甚至顶替刘豫给金人当儿皇帝，这不是没有可能。危险很大。
但右相张浚一定要处理刘光世。而且，干这种事，他非常有经验。富平之战前，他就解除过泾原帅曲端的兵权、收了泾原兵。
那南宋庙堂呢？
南宋庙堂集体误判肯定要负责。主要负责人是赵鼎和折彦质。如果赵鼎能委曲求全配合张浚，或许还能维持庙堂一团和气的局面。问题是张赵两个宰相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当时，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
一是要不要移行在。右相张浚力主趁打败伪齐之机再次组织北伐。这就要求行在前移，皇帝躲在临安就没法彰显进取之心。赵鼎虽然保守，但也是主战派，所以勉强同意前移行在的建议。
二是要不要灭伪齐。张浚认为不灭伪齐不足以扬国威、平国恨，北伐就是灭伪齐。赵鼎认为伪齐是砧板鱼肉，想灭随时可灭，而且已经没了威胁。所以，留它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对南宋更有利。
三是要不要收兵权。也就是罢免刘光世军职、收编他的行营左护军。张浚把刘光世当成了曲端、把行营左护军当成了泾原军，所以坚持要干。赵鼎反对，“且刘光世军下统制、将辖、士校多出其门，若无故罢之，恐士卒惧而不安”。行营左护军从上到下都姓刘，你张浚有啥本事收编？所谓“恐士卒惧而不安”，言外之意就是兵变。
在要不要灭伪齐、要不要收兵权这两件事上，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谁也不让、势同水火。于是，矛盾上交给赵构裁决。
此时裁决明显对张浚有利。自公元1134年江淮大决战以来，张浚不仅算无遗策，而且为朝廷收回兵权，如1135年宋军整编；为大宋扛住进攻，如1134年金齐南侵和1136年伪齐南侵。
最后，左相赵鼎主动辞去相位，“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赵鼎辞相的时间，是在公元1136年绍兴六年十二月。
这件事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因为他终结了绍兴四年以来的赵鼎时代。
但当时没人能看得出来。
即便赵构，也仅是认为这就是一次权力洗牌。而且，赵构让赵鼎出任绍兴知府，就在浙江，后又让赵鼎任万寿观使兼侍读，就在身边。所以，只要时机允许，赵构随时可以重新启用赵鼎。
但问题是谁来牵制张浚。
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六年，是岳飞的高光时刻，也是张浚的高光时刻。但这些人都是韩信、张良式的人物。高光的确高光，但没有萧何居中调度、镇国抚民，他们又怎能高光？
岳飞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张俊和刘光世这两个顶级军头都被派来打配合。当时决策权重最大且极力举荐岳飞的人，就是时任副宰相参知政事的赵鼎。
没有赵鼎力荐，北伐或许就要另换他人。大衙内刘光世已经主动请缨。换掉岳飞，谁又能把北伐打得那么成功、那么精彩？
张浚打赢江淮大决战。但江淮大决战定策之人，是赵鼎；启用张浚担任决战总指挥的人，还是赵鼎；鼓动赵构御驾亲征的人，也是赵鼎。
张浚在前线组织战争，赵鼎在后方凝聚庙堂，甚至以宰相之尊邀请宦官喝酒，就是让这些人坚定皇帝赵构的决战意志。这种看似下作而实则高端的顶级操作，只有赵鼎玩得出来。
赵鼎入主中枢的这段时间，是南宋庙堂最团结、最英明、最有生命力的时期。赵鼎之后，南宋庙堂再又退回从前，一时忽左则举国北伐、一时忽右则跪地求和。
公元1137年绍兴七年八月，大权独揽且无人牵制又无人配合的张浚，终于搞出了比富平惨败还要大的事情，即淮西兵变。
大衙内刘光世非常痛快地交出了兵权。但他的行营左护军拒绝朝廷改编。四万大宋精锐裹挟十余万百姓，竟然北上投了伪齐。
赵构苦心经营十年才攒出五大主力，现在却有一支集体叛变。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甚至足以改变他对宋金关系的解读。
在淮西兵变之前，赵构的大体主张基本能与赵鼎契合，想求和但求和无门，于是只能比较保守的主战。
在淮西兵变之后，赵构的大体主张基本倒退回建炎年间，求和始终是主基调，不管宋军打了多少胜仗也无法阻止赵构求和的决心。
赵鼎辞相、淮西兵变，就是南宋政治的两次政治地震。这两场地震之后，南宋自绍兴四年以来积攒的朝堂生气和军心士气几乎荡然无存。
那么，女真和伪齐呢？女真和伪齐也发生了两次政治地震，其烈度甚至不亚于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