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俄乌冲突与历史上的朝鲜战争存在不少共同点。两者都涉及大国间的角力，战争背后都有国际势力的干预。在朝鲜战争中，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直接影响了战局走向；而如今的乌克兰危机中，北约与俄罗斯的博弈同样主导着局势发展。此外，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特定地缘政治要地，朝鲜半岛和乌克兰都位于大国利益的交汇处。从战争形态来看，两者都呈现出代理人战争的特征，即大国通过支持当地势力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场战争都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战争奠定了冷战格局，而俄乌冲突正在重塑当代国际关系体系。
与当前普京面临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的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可谓是收获颇丰。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巧妙地运用了战略手段，不仅避免了直接卷入，还通过军火交易和军事顾问支持，大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苏联借机加强了与朝鲜的关系，巩固了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这种间接参与的方式，使得苏联在未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显著的地缘政治利益，堪称这场战争中的一大赢家。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
6月25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了美国提交的提案，敦促朝鲜立即停止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苏联没有参加这次关键的会议。
美国迅速采取了军事行动，直接出兵介入朝鲜局势，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一过程中，美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阻碍或反对，便轻易地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干预。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行动迅速而果断，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有效制约，使得这场战争很快升级为全面的军事对抗。美国的军事介入几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阻力，迅速在朝鲜半岛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为何没有行使否决权来阻止这项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的决议？
【缺席会议】
这首先展现了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紧密同盟关系。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协议标志着两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正式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签订不仅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为双方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互动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条约，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为后续的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框架。
这份所谓的“友好同盟条约”，实质上连基本的对等性都未能体现。
条约不仅确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还规定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此外，大连被设立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旅顺则成为中苏两国共享的海军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这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条约仍处于三十年的有效期内，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执行。这份条约原本对苏联极为有利，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其实际效力已经名存实亡。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第一次前往苏联访问，这次行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废除中苏之间原有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作为一位精于权术的领导者，显然不会轻易妥协。
在中苏两国是否缔结新条约的议题上，双方立场分歧明显，导致协商进程一度停滞不前。
苏联方面对中方代表团的接待十分热情，但在涉及条约的具体问题上，始终采取拖延策略，避而不谈。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在关键议题上保持沉默，迟迟不肯进入实质性的讨论。这种表面上热络、实际上回避的做法，使得双方关于条约的谈判一直未能取得进展。
1950年1月2日，经过毛泽东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斯大林最终同意重新进行谈判，双方决定签署一份新的协议。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局势下，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与妥协。
【不败之地】
苏联当时没参加联合国会议，背后有个很直接的原因。说白了，这事儿不是偶然，而是有明确缘由的。那会儿的情况是，苏联出于某些考虑，选择了不参与那次会议。这种缺席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基于特定因素做出的决定。可以说，那次会议少了苏联的身影，完全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了不参加。
苏联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非出于所谓的“手足之情”，也不是斯大林一时感情冲动。
苏联采取这一举措的主要动机在于深化与中国的联系，以此彰显其对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这一举动可能也是为了在接下来的新协议磋商中，促使中国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妥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能在未来的讨论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由斯大林主导的说法逐渐流行，这使得他未参加会议的行为被解读为精心策划的策略之一，成为其整体布局的重要步骤。
很多人觉得，苏联当时没动用一票否决权，是因为金日成进攻南方其实是苏联在背后撑腰的。
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实际上是斯大林一手安排的策略。
苏联的意图是挑动中美两国爆发冲突，借此机会从中获利。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以正当理由介入，坐享其成。通过制造中美之间的矛盾，苏联希望双方陷入战火，自己则在一旁观望，等待时机成熟后轻松获取利益。这种策略旨在让中美两败俱伤，而苏联则成为最终的赢家。
这种说法纯属猜测，既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又在逻辑上存在诸多漏洞。
这种看法并非毫无依据。
在那份高度机密的电报文件里，斯大林多次强调了一个观点：“从全球局势的平衡角度分析，这些事态发展对我们是否有利？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清晰地表明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
斯大林预判，美国肯定会军事介入朝鲜战争，而中国基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势必会派兵与美国对抗。
美国如果参与朝鲜战争，不仅会破坏自己的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它在亚洲的影响力。这种军事介入可能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下降，进而影响其全球布局。同时，美国的资源和注意力被牵制在朝鲜半岛，可能错失在其他关键区域的发展机会。因此，美国需要谨慎考虑是否介入这场冲突，以避免不必要的战略损失。
这一策略能够为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稳固争取到宝贵时间。通过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延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影响力的窗口期。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为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争取到了更多发展壮大的机会。通过这种时间缓冲，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得以更从容地推进其发展进程，逐步强化其地位。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相关国家提供了更充分的时间来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体制。总的来说，这一策略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赢得了战略主动权。
1950年8月27日，这封电报发出时，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决议案已经获得通过，并且美军已经进入朝鲜战场。到了这个地步，任何后续的讨论或行动都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局势已经无法逆转。
无论这封电报的内容是斯大林精心设计的策略，还是他事后为了掩饰而找的借口，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都是一场稳赚不赔的赌局。
苏联对旅顺港的战略需求十分迫切。
虽然他们的沿海区域相当广阔，但一到冬季，所有的港口都会被冰层覆盖，无法正常使用。
俄罗斯对不冻港的渴望，最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这位沙皇在位期间，就已经意识到拥有不冻港对国家的战略意义。这种追求源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大部分港口在冬季都会结冰，严重制约了海上贸易和军事行动。彼得大帝通过建立圣彼得堡，展现了俄罗斯对不冻港的迫切需求。这一战略思想贯穿了俄罗斯几个世纪的外交政策，成为其地缘政治的重要目标。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再到太平洋，历代俄罗斯统治者都试图寻找和获取不冻港，以增强国家的海上实力和影响力。这种对不冻港的执着追求，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扩张政策，也成为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旅顺和大连这两座重要港口即将重新归属中国管辖。
根据条约附加条款规定，如果中国或苏联遭遇第三国军事威胁，双方可共享旅顺港海军基地，进行联合作战。这一条款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协作，共同应对外部安全挑战。通过共享战略要地，中苏两国能够在必要时迅速展开联合防御行动，提升区域安全系数。
当时中国缺乏正式的海军部队，因此在签署协议时不得不依赖苏联舰队来保卫军事港口。
然而，这种情况也表明，如果美军接近中朝边界，苏联就有正当理由介入，并重新掌握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支配权。
朝鲜半岛南部的港口冬季不结冰。
苏联若完全放弃与中国的旧有协议，便需在远东地区寻找新的海上通道。这一变化迫使苏联重新评估其战略布局，特别是在获取太平洋沿岸港口方面。寻找替代方案成为当务之急，以确保其远东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利益不受影响。这一调整不仅关系到苏联的对外贸易，也直接影响其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
假如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选择袖手旁观，那么在中苏两国全力支持下的朝鲜，几乎可以肯定能够战胜南韩。当时的朝鲜在军事装备和人员训练方面都占据优势，加上中苏两国在武器、物资和战略上的强力援助，使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远超南韩。南韩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占据有利条件，但在军事实力和外部支援方面明显处于下风。因此，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朝鲜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实现统一半岛的目标。
通过实现半岛的统一，苏联将获得朝鲜半岛南部的天然不冻港资源。这一战略布局不仅拓展了苏联的海上通道，还增强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控制不冻港意味着苏联可以全年无阻地进行海上贸易和军事部署，这对于其整体地缘政治战略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也为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提供了更为稳固的立足点，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地位。
关键在于，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那些选择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人总能保全自己，不受牵连。他们通过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纷争，从而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这种策略使得他们在复杂局势中始终处于安全地带，无需承担任何风险。
【艰难抉择】
在那个时期，苏联似乎稳操胜券，而中国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苏联的局势显得坚不可摧，而中国则面临着复杂的选择，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局面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既要应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又要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处境可以说是夹缝中求生存，既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又要避免陷入更大的冲突。这种两难的局面让中国的外交政策显得尤为复杂和谨慎。
10月1日天还没亮，斯大林就收到了金日成发来的求助信。
他深知，一旦朝鲜半岛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控制，整个远东地区的战略形势就会发生剧变，这将对苏联的东部边界带来巨大风险。
斯大林对此显然非常不满。
二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国内正忙于大规模的建设工作。
斯大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策略。他既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也试图避免与国际舆论产生正面冲突。然而，他同样无法接受朝鲜半岛完全落入美国掌控的局面。因此，斯大林选择了一种间接的方式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通过支持朝鲜来牵制美国的影响力，同时避免直接卷入冲突。这种策略既保护了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又降低了与美方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
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中国。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内容明确建议中国派兵参与。
就在当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中国驻朝使馆递交了正式信函，请求中方派遣军队支援朝鲜战场。
毛主席随后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代表朴一禹，详细询问了朝鲜战局的具体情况。
紧接着，毛泽东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进行了一次重要而紧急的讨论。
尽管他们三人都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觉得此时发动军事行动会对中国带来负面影响。
由于分歧未能解决，10月2日下午，他们召集了更多人参与的讨论会。
毛主席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情况非常紧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主张中国应该马上派兵支援朝鲜。
不过，大部分参会者还是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刚刚经历内战，经济处于重建阶段，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
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过口述的方式向斯大林发送了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中国当前无法派兵参战的具体原因。
在苏联高层会议上，各方达成了一致看法：务必防止苏联与美国正面交锋，同时必须坚守对北朝鲜的支持。
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将这一棘手问题交由中方处理。
【深谋远虑】
中国最终选择介入朝鲜战争，并非受苏联方面的强制要求，而是源于毛泽东主席的远见卓识和果断决策。他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认为出兵朝鲜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做出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这一选择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独立判断和战略眼光，而非外界压力下的被动应对。
从地理位置来看，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意义不可忽视。
朝鲜的地理位置独特，西北和北部紧邻中国的辽宁省和吉林省，东南方向与日本隔海相望，而南部则与韩国相邻。
中朝两国地理上紧密相连，朝鲜在历史上常被用作入侵中国的战略通道，某种意义上，它扮演了中国东北的重要屏障角色。
那时的东北，地方大，人多，资源也多，尤其是重工业特别强。
东北地区的安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增长。这一区域的平稳运行，如同全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工业产出还是农业收成，东北的表现都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因此，确保东北的稳定，不仅是地方事务，更是关乎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关键环节。
倘若冲突扩大至鸭绿江沿岸，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难以估量。
“嘴唇没了，牙齿就会觉得冷；门坏了，屋子就不安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朝鲜战争开始仅三天后，美国便迅速调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域，意图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行动。这一军事部署直接干预了中国的内政，使得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不仅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也对中国的主权构成了严重挑战。
朝鲜的军用飞机不仅跨越国界，对东北边境地区实施了空袭，还进一步将攻击范围扩大至山东半岛，导致中国境内无辜百姓遭受了生命损失。
美军取得军事优势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开始频繁活动。随着战局对美方有利，国民党残部趁机在大陆各地展开行动。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占据上风之际，国民党遗留的势力在大陆境内重新活跃。美军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趁机活跃起来。随着美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残存力量也开始积极活动。
在美国的协助下，他们计划通过内外联合的方式，试图重新夺回对大陆的控制权。
从当前事态发展来看，这一区域的安全形势正在不断恶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
当时中朝两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之间有着长期且牢固的历史纽带。
朝鲜劳动党的前身是朝鲜共产党，成立之初，许多重要活动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统一指导下展开。
历史上，多位朝鲜高层领导人曾在中国共产党内任职。
在抗击日本侵略和争取国家解放的岁月里，不少朝鲜同胞选择投身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武装力量，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曾在东北地区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与中国军队和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支由他领导的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为反抗外敌入侵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东北地区，金日成组织并指挥了多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展现了他作为抗日领导人的军事才能。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中朝两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紧密合作，也彰显了金日成在朝鲜抗日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的抗日活动为后来朝鲜独立运动奠定了基础，在东北地区的抗日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篇章。
解放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国民党已经牢牢掌握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这让中国共产党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
为保障东北地区部队的后勤补给，中共在北朝鲜设立了东北局专属联络机构。该办事处主要承担物资调配、人员往来等支援任务，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通过这一特殊渠道，各类战略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输送至前线，为东北战局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机构的建立，体现了中共在战略布局上的前瞻性，有效解决了东北部队的后勤供给难题。
朝鲜北部在解放战争期间扮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战略支撑角色，成为东北地区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该地区不仅为前线部队提供了稳定的物资补给，还在战略纵深、人员休整等方面给予了中国军队全方位的支援。这种强有力的后方支持，为东北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确保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中朝两党长期以来的深厚联系，以及双方在革命斗争中的相互支持，成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重要考量。这种建立在共同理想和革命实践基础上的特殊纽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段历经考验的革命情谊，不仅体现了两党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彰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精神。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并不算融洽，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局面。这一时期，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互动中充满了微妙的博弈与试探。
在中苏结盟初期，斯大林对毛泽东仍持保留态度，双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尽管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彼此间的疑虑和差异并未完全消除。这种状况反映出当时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只有当他命令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斯大林才开始真正信任中国。这一行动成为中苏关系转折的关键点，标志着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逐步建立。在此之前，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存有疑虑，而志愿军的出动则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巩固了中苏同盟，也为后续的国际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
中国倾向于履行国际责任，而非效仿铁托式的自主政策。中国更注重在全球化框架下合作，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这种态度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与铁托的独立路线不同，中国选择通过协商和协调来解决问题，展现了其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和负责任的态度。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并未表现出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更非斯大林所形容的"半个铁托"。相反，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精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保持团结合作。这种立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特征，也驳斥了有关中国走向民族主义的错误论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不仅体现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其外交政策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参与朝鲜战争有助于巩固中苏同盟，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深度。这一军事行动能够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促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协作。通过共同应对国际局势，中苏两国可以建立更加坚实的伙伴关系，为未来的长期合作奠定基础。
假如中国决定不参与朝鲜战争，战事可能扩展到东北边境。这种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借机以维护东北安全的名义，重新在该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权，使局势更加复杂。苏联的介入不仅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局面可能使中国再次丧失对大连、旅顺及中长铁路等关键区域的完全控制权，这是我们极力避免的后果。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全球政治版图的分裂。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发展路径。这种两极格局不仅塑造了国际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走向。各国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队，形成了明显的阵营化特征。这种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冷战结束才逐渐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外交领域采取了明确的"一边倒"战略方针。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资本主义阵营保持距离。这种外交选择是基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决策。通过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关系，中国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支持，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外交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在台湾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正式结盟，使美国感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随着中苏关系的密切，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这种态势使得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条约的签订不仅改变了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
在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特殊时期，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这一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应当明确立场，全力支持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理念的国家。这不仅是对自身原则的坚守，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通过积极支持志同道合的国家，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这一战略选择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坚决维护与朝鲜的关系，对于巩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同时也能有效避免中国被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陷入外交孤立的困境。这种战略选择不仅保障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与朝鲜保持紧密联系，中国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游刃有余，避免被两大阵营边缘化。这种外交策略体现了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远见卓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务实态度。
在朝鲜战争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做出了关键决策，果断下令抗美援朝。这一决定不仅扭转了战局，更成为影响深远的战略转折点。正是由于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中国军队才得以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向。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安全，更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