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治国智慧是什么？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其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而《老子》作为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哲人高道、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乃至平民百姓。
老子的智慧是各个方面的，有对于天道宇宙的理解，有对于人生进退的理解，但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老子》中蕴含的治国智慧。
一)、从《老子》中汲取治国智慧
《老子》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人们对《老子》的学习、借鉴和运用，“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比如，出自《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上善若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等典故，大家都曾在不同场合借鉴和运用。
二)作为一部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经典，《老子》已经是世界性的经典著作了，同时它在传统的经典格局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
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刘向父子等人用2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西汉的皇家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献整理，东汉班固《汉书》中的《艺文志》就是以刘向父子的整理目录为基础的。班固在《艺文志》里这样评价《老子》和道家：“道家者流，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是讲治国之道、领导艺术的一部书。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老子》和《论语》之间会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对比：《论语》是一部普遍之书，老百姓要读，领导人也要读。领导人开蒙的时候，肯定要读《论语》的，这是人人要读的一本书。而《老子》这本书则是领导者必读的，它是作为一种君王“南面之术”而出现的。
关于唐玄宗对《老子》的尊崇，我们从另一个文物上也可以看到。在苏州玄妙观有一个老子像碑。传说这个碑由唐朝吴道子绘像，唐玄宗题赞，颜真卿书写，由宋代刻石高手张允迪摹刻，所以称“四绝”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两块老子像碑之一。我们从唐玄宗给老子像的题赞里面可以看得出，作为一个皇帝，唐玄宗对《老子》的理解达到了非常精深的程度。老子一切的侧面，在这个题赞里基本上都涵盖了，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说：“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气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东训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像，紫气浮天。”有一个大德之人，他生下来年龄就很大了。因为在《神仙传》的传说中，老子的母亲怀孕81年才生下来他，他生下来就有长胡子了，是一个老头，所以起名叫老子。“白发垂像”，生下来就有白发。“紫气浮天”，老子在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喜远远地就看到紫气东来。“含光默默，永劫绵绵”，是说老子修身养性。“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所谓的“东训尼父”，就是说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曾经教育过仲尼。“西化金仙”说的是道教的传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那么他去了哪儿呢？实际上他越过函谷关，辗转来到了印度（天竺），在印度传播了他的新教义，收了很多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释迦牟尼，所以叫西化金仙。后来道士就撰写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这是关于老子的故事。
“百王取则，累圣攸传”，这是重点。《老子》是“百王所取则”，所有的君王、领导者都要从老子和《老子》这本书里去寻找治国的法则。“累圣攸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是对国家治理来说的。“万教之主，先天地焉”，他是万教之主，道德天尊，先天地焉。然后说“函谷关右，传经五千”，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了五千言。“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五千言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最后一句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概括得非常好。
作为帝王的唐玄宗对于老子的整体把握很精深，这也说明《老子》（《道德经》）这本书历来是作为“百王取则”的法典而存在的。
第二位为《老子》作注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徽宗也是一个“明星”皇帝，他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终年54岁。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生对道教都很推崇，对《老子》当然也是很喜欢的。宋徽宗在政和元年八月，下诏把他的《御解道德真经》颁行天下。宋徽宗在《道经》开篇的注里面说：“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长存”。道就是路，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共同经过的。我们身上、心中所得的那个道，在人身上就叫德。所以“道者，亘万世而无弊”，道是不会有问题的，“德者，充一性之常存”，德是充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的。在《德经》开篇里面他说：“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见解精微。
虽然后来北宋在宋徽宗手里亡国，但是宋徽宗十分聪明，不管在哪个领域，他一旦进入了就是绝顶高手。他的诗词写得很好，书法也非常了不起，创造了瘦金体，至今大家仍然非常喜欢摹写；他的画也非常精妙，跟其他大画家相比，也都是绝顶高手；他足球也踢得很好。除了在治国这个方面以外，宋徽宗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好，也许他的很多智慧都用在艺术上了。当然，宋代对于《老子》的智慧运用得最好的，肯定不是宋徽宗。
第三位为《老子》作注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的事例我们下面作为运用《老子》的事例来讲。我们直接讲第四位为《老子》作注的皇帝清世祖顺治皇帝。清世祖是清王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他对《道德经》一书亦有着十分精到的注解。顺治十三年，清世祖完成了《御注道德经》，又亲笔为其作序，一方面说明了其御注的理由，另一方面称赞老子的“治心治国之道”。
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这里顺治帝纠正了人们对《老子》的两种误解。所以顺治亲政之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帮助之下，运用了《老子》的民本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减免苛捐杂税，整顿吏治，提倡节约，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为康乾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老子》在治国安民中的应用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应用老子之术、老子之道来治国而且效果很好的实例。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天下大乱之后，百姓疲惫、天下穷困之极时，政府一般会倾向于采用老子之术、道家之术，以让天下得到安定，休养生息，社会不断发展起来，财富积累起来。经过若干代之后，社会财富达到顶峰，这时候帝王更多的是采取儒家或是儒法相结合之术。因此，在历朝历代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运用《老子》的智慧来治理国家的典范。
这里面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辅弼系列。我们发现，每到天下大乱，一定有一批道家人士，作为智囊出来寻找拯救天下的方略。而这时候的帝王，一般采用黄老之术来推行休养生息的治理方略，为国家带来安定和繁荣。
魏源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他撰写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同时，他还在传统中寻找智慧，发现了《老子》，所以写了一本《老子本义》，期望恢复《老子》作为治国理政之术的地位。在《老子本义》魏源总结：“汉人学黄、老者，盖公、曹参、汲黯，为用世之学，疏广、刘德，为知足之学，四皓为隐退之学，子房犹龙，出入三者，体用从容......惟孔明澹泊宁静，法制严平，似黄老非黄老，手写申韩敎后主，而实非申韩。”
我们发现，很多创业时期的帝王背后都有一个类似于道家的人物来支持他。比如刘邦背后有张良和陈平，都是道家者流，老黄之术；刘备背后有诸葛亮；唐太宗背后有道士王远知、魏征，也是偏于道的。唐朝“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能够保持不灭，又延续下来，其中兴是靠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李泌。李泌连续辅佐了四代君王，从唐玄宗开始，到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李泌历次出山，最后归隐，辅助了几任皇帝安定天下，进退从容，除了他之外，这个时期的历任宰相下场都是被杀。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有著名的道士陈抟。元世祖能够鼎定元朝，一切的规划基本都来自刘秉忠。刘秉忠有儒家情怀，做过道士，也有僧人之身。元朝的两个都城，开平城和元大都都是刘秉忠设计的，包括元朝取名为元朝，也是刘秉忠从《周易》里面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而来，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刘基（刘伯温）。明成祖手下有姚广孝（道衍和尚）。
在天下大乱之后，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一群这样的智慧之士，他们作为智囊在背后帮助历代皇帝来鼎定天下。这是作为辅弼、智囊系列的《老子》治国之术。
第二类是帝王系列，叫“君王南面之术”。魏源在《老子本义》里面也曾经总结：“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是也。”“上焉者羲皇”，我们从很早开始就有黄老之术。“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张良、曹参、文、景治之以济世”，这是汉朝取得的效果。“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始在反腐和处理官员的时候杀伐特别厉害，但是当他读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时候，他心里也有诫慎恐惧之意，然后就改变了策略，不再杀，而是把他们投入牢中或者是让他们去服劳役。“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这些都是一些典故，是这些皇帝听到老子之术以后治国方略做出的改变。所以魏源说：“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这是一种根本的智慧和方法。
另外近代著名学者刘咸炘，是四川的一位学者，他贯通四部， 圆融三教。刘咸炘说：“汉高、汉宣、明祖皆刑名，汉文、光武、宋太祖皆黄、老也。惟汉武帝、唐太宗乃假儒术。武帝之伪儒，人皆诋之，太宗则儒者所称，然实虚言多而实效少，且其根本已谬于儒术。”可见，在运用《老子》智慧的谱系中，汉代的汉文帝、光武帝和宋代的皇帝，是比较受到肯定的。
下面看几个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中运用老子之术的实践。首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汉朝建国初期，运用黄老之术让天下休养生息。经过秦末的战争，当时天下疲惫已极，皇帝的车都没有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宰相都要用牛车来上朝，所以穷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连续几任皇帝都运用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国家就富强至极，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发动对外战争才消耗完。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汉文帝。
《史记·汉书》里对汉文帝的一个记载，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老子》智慧的汲取和运用。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机缘。汉文帝是刘邦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儿子。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早年嫁给魏王魏豹，魏豹为韩信所败后，薄姬进入汉王刘邦后宫，生下儿子刘恒，少有侍寝机会。后来刘邦建立汉朝，鼎定天下的时候，刘恒被分到了远远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的代县，是一个苦寒之地。也因为他被分得这么远，所以到吕后掌握权力，大杀刘氏子弟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被重视，后来在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人选继承人的时候，选到了刘恒，就派人去请他做皇帝。
刘恒当时既没有势力，也没有地位，回去掌握不了什么东西的。但是汉文帝跟随着他的母亲薄太后在代县生活多年，而薄太后一生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道德经》，每日以诵读《道德经》为是。因此《老子》一书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刘恒后来被请到长安，接了帝位以后，他的治国方略就体现出《老子》“清静无为”之风。
汉朝开始已经把秦朝的法律大大地简化了，但是仍然很多刑法很严苛。汉文帝先后下了三道诏书，第一道叫《议犯法相坐诏》，把连坐之罪废除了，第二道叫《除诽谤法诏》，第三道是《除肉刑诏》，原来犯罪要割耳朵、割鼻子、剁脚、剁膝盖，一旦有这个刑法就会造成终身残废，汉文帝把这个给废除了。《老子》中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从三道诏书可以看出，汉文帝发布的这些法令多么有《老子》所谓的慈仁之心。另外，汉文帝解决国家大事的方式与后来的汉武帝也非常不一样，在他的时期基本上没有发动过大的战争，但是他没有丢过寸土，而且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
当时南越王赵佗在南越称帝，已经年龄很大了，汉文帝做了皇帝以后，没有去征讨他，而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成为古文的名篇，在各种古文选本里面都有。信的一开头写道：“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这句话既摆明双方的地位，奠定原则和基础，同时又亲切、低姿态。紧接着是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汉文帝知道赵佗对他的父亲刘邦很有好感，所以强调了自己是刘邦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刘邦与薄姬所生，意在强调自己是“侧室之子”，一方面继续低姿态；另一方面与吕后划清界限，不让赵佗产生误会。汉文帝在信中还告诉赵佗，他家祖坟已被修护，进一步增进好感。之后汉文帝笔锋一转，说南越掀起战火以来，双方损失都很大，“长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赵佗的地盘，这句话表面看来是慨叹，也有慰问之意，但其实软中带硬，意思是“杀我八百，你自损一千”。就赵佗关心的长沙王封地问题信里也专门进行了解释，认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决定，并不刻意针对赵佗，汉文帝向赵佗承诺，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汉文帝还让陆贾带去一些礼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问。赵佗看到这封信，感动之余也陷入沉思，他是个能洞悉大势的人，与汉朝长期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取消了帝号，重新接受汉朝所封的南越王。
另外，汉文帝还给匈奴的莫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汉文帝表示赞赏匈方捐弃前嫌的建议，同时又指出违背和约的情况常常发生在匈方，因此希望匈方告诫各级官吏严格遵守和约。莫顿知道这个皇帝看上去很客气，其实并不好惹。因此，他们之间相互威慑，保持了一种平衡。
汉文帝在位时期一直保持了这种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在国家治理上以和平、怀柔为主，因此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在个人生活上，他的黄袍穿了20年，从来没有换过。他给国家、给百姓带来了很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汉朝对文帝极其推崇，汉朝的臣子在劝诫汉武帝的时候，拿出来做话题的就是文帝如何如何。
第二，我们说一下宋朝。宋朝比较倾向于怀柔的方式来统治，比如杯酒释兵权、不杀文人。其中怀柔做得最好的就是宋仁宗。宋仁宗赵祯是一个很独特的皇帝。他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个太子。他曾经在民间生活过，所以对民间疾苦了解很多。他在位41年，统治时间很长，历史对他的评价是深得“恭俭仁恕”之道。史书里面说，他对内“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宋仁宗尊崇黄老刑名之术，皇帝不参与、不干涉法律的执行，国家的各种事情都要交由外廷去议。所以大臣对他的评价是：“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我们这位仁宗皇帝什么都不会的，他就会做皇帝。为什么？他不乱干涉朝政，把事情都赋予法度。
所以总的来说，仁宗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皇帝。在他在位的时期，基本上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对外的纠纷。“澶渊之盟”就是在他那个时期发生的。另外，他在位时与西夏也有一个“庆历和议”，所以他的时期维持了和辽、西夏一段时间的和平。我们历数宋代最能拿得出手的事，比如唐宋八大家，北宋占了六家，这六家（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活跃在宋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宋仁宗时代；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出自宋仁宗时代。
宋仁宗作为皇帝其实很弱势，他的意见也经常被大臣驳回。有一次，仁宗的一个妃子想要给她的父亲安排一个职位，在仁宗上朝之前这个妃子对他千叮万嘱。结果上朝之后，大臣就是不同意，包拯为了跟他辩论甚至走到了他面前，唾沫都喷到他脸上了。最后这件事也只好作罢。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宋仁宗在面对大臣时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但是这种弱势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因此，尽管这个皇帝不是那么英武，北宋邵伯温却评价这个时代是“仁宗盛治”，他评价宋仁宗：“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说他特别知道治理国家应该怎么办，用谏官，畏天爱民，当时的宰辅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都是名臣。这些名臣是要靠皇帝虚心的胸怀来成就的，所以“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他认为这是宋朝最典型的时期。
因此，宋仁宗去世的时候，“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并且在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当时辽国的道宗耶律洪基感叹：“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对左右说：“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我如果不是生在辽这个地方，而生在中原，也只能替仁宗皇帝执马鞭做一个都虞美侯。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就是把宋仁宗的画像放在他们那个地方，像祖宗一样祭拜。后世金兵占领中原后，曾经大肆地盗掘宋陵，但是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他的永昭陵下手，所以“唯昭陵如故”。这是运用《老子》“清静无为”之术治国的仁宗皇帝。
第三位我们来说一下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初，曾经御注过《道德经》，在洪武七年（1374年）注成。他在《序》写道:“我即位以来，不知前代哲王之道，惶惶宵昼。访究于人，人皆我见，试简群书，得《道德经》，文浅意深，不可知通而作罢。观之旬日，又获另一版本，注家复异。我悉视盘桓，欲想试注，又恐后人耻笑。一日，见《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而暮仍有百人犯罪，这岂不是印证了老子的话吗?我便罢极刑而囚禁，令其役作。”因为朱元璋出身贫寒，即位以后不知道怎么做皇帝，所以惶惶不可终日，非常担忧。当他探讨如何管理国家做皇帝的时候，去问书，就得到了《道德经》。看了很多天，又获得一个版本，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后来他自己有了心得，就想着去注它。有一天看到《道德经》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每天早晨有十几个人被杀头，晚上仍然有100个人犯罪。这不就印证老子的话吗？所以说杀头是没有用的，因此就不再轻易杀头了，而把他们囚禁起来。因此，朱元璋把《道德经》（《老子》）看作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道德经》里面的一些治国之理对朱元璋早期的治理有很大的影响。
《道德经》在传统上是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治国理政之书而出现的。《道德经河上公注》就把老子的治身和治国作为“双轮”来阐发。首先是治国与治身并举。比如在注《老子》的第十章里面说：“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国者布施德惠，无令下知也。” 第六十章说：“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这是他的两个方向，是“双轮”。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文化经典格局中，老子作为治国的智慧是非常受重视的，可以说是传统治国的第一宝典，不愧是“君王南面之术”。
《老子》集中体现中国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汉唐宋明的一些明智之君将其中的政治原则运用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实践，起到了恢复经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安定社会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贫弱积弊的状况，一大批仁人志士不断地从各个方向去寻求救国之道，《老子》又重新被发现。这些仁人志士也想从《老子》之学中去寻求救世革弊之道。比如魏源，对外有《海国图志》，对内有《老子本义》，又比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是如此。魏源的《老子本义》从治国理政的根本智慧上去重新解读《老子》，并从中找出能够带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方式。严复是翻译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大家，同时他又非常重视《老子》，他所作的《老子评点》也是对《老子》的近代化。还有梁启超的《老子哲学》，以及章太炎后期对《老子》和《庄子》的重视，都是如此。
可以说，每当中国到了一个转折时期或者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人们总是会积极地从《老子》中找到治国理政的新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