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史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抛家舍业，拜别父母，别妻离子，远离挚爱的家乡，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奔赴江南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山东及周边地区几万干部随军南下，就没有江南新区的建立和巩固，就没有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值得骄傲的是，这些功勋卓越的山东南下干部大多是从我们青州走出去的，是在经过短期集训后，从青州集合出发，背上行装扛起枪，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挺进南下的。大军南下后，为做好南下干部子女的安置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院址就设在现今弥河镇大关营村。父母走了，孩子们留在了“娘家”，留在了青州。
1948年3月21日，青州城解放，华东局机关和华东军区机关进驻青州，驻扎在现在的弥河镇闵家庄村。在这里，华东局领导同志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和胶济铁路线上的17座县城，歼敌8.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春季攻势。同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肃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
华东局在青州设立过若干工作机构：华东局财贸委员会驻城南涝洼村，曾山同志任主任。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里西皇城街温氏故宅，下设邮电学校。在大关营村建立华东保育院，集中教育培养烈士遗孤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任协理员。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所属交通学校在城北裴桥村。以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为基础成立的利华烟草公司以及《大众日报社》印刷厂等也相继移到青州。鲜为人知的是在黄楼街道王岗村还有一个华东局党校，南下干部就是在这里进行短期培训的。
一、华东局在青州运筹帷幄部署南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这样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类干部5.3万人左右。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华东局驻地青州市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同时，华东局要求各级党委选送的党员干部，速到华东局党校所在地黄楼街道王岗村集结学习。
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一地委随即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翌年1月，渤海区第一大队全体南下干部由行署驻地出发，最后来到益都县华东局党校所在地王岗村。与此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也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华东局党校”接受南下前的培训。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第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二部由华东局机关干部组成；第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第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及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在党校学委会统一领导下参加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接管政策的文件。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南下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三、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浙江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三四天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宁波地区、临安地区、金华地区、杭州市区和绍兴和萧山县。同时接收的还有台州地区、建德地区、嘉兴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渡江后除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和参加宁波地区接收外，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后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四、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上海
上海当时拥有500万人口，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
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
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五、四支队接管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外，大多数是属于民族资本。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不少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六、 “青州支队”在上海大显身手
在这支南下干部纵队里面，有一支打着“青州”旗号的特殊支队，他们肩负着接管大上海的特殊使命。上海是旧中国最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当时全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于此。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总的部署：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准备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局负责，原华东财委接收上海全部财经系统。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驻涝洼村)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大名鼎鼎的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作为南下干部，34岁任“青州支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顾准在培训期间，“青州支队”的领导们仔细研究接管上海以后的每一项工作，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领导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在讨论会上惹人瞩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当时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至今仍为健在的与会者们津津乐道。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青州支队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支队”队长的重要因素。
七、青州各界积极响应出色完成南下任务
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指标一下达，青州解放区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各县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从速抽调南下干部的问题，并将外调干部任务具体分配到各个区委。同时要求在选拔外调干部中，一定要做好思想动员与教育，着重抓好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阶级教育及南下开展新区工作重要意义的教育，从而启发大家的觉悟，服从组织的决定，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在选调方法上，按照“公开动员、干部带头、自报公议、组织批准”的原则进行，对应选者的实际困难要尽量帮助解决，以免有后顾之忧。根据各县委的统一安排与要求，各区委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层层动员，一个一个地落实，许多领导干部带头报名去新区工作。有的区委还针对干部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开展了对比教育，“比比战士送炸药包”，“比比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比比参军支前时所做的贡献”。这些活动对干部的思想触动很大，再加上我们的干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大多数人具有较高的觉悟，因此，自愿报名去新区的热情高涨起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益都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南下；中共益寿县委在县委副书记孙兴国、宣传部长吴化远、民运部长李华村、农救会主任王金樽的带动下，抽调56名干部南下，县委在北马兰小学召开了欢送大会，并合影留念；中共益临县委书记张光、县长纪立纲带领部分干部南下。
南下新区的广大青州干部，在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发扬了在革命老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各方面人士努力工作，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建设新生活，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许多同志在建国后继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又立了新的功劳。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随后于1949年3月下旬南下，迁往上海，华东保育院的孩子们随后由大关营村搬到了城里教堂，6月份接到命令南迁上海，从青州“姥娘家”回到了父母身边。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给青州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和昌盛，给青州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青州现代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辉煌一页。
附录：“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大事记
1948年
9月8日至13日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军五百万、用五年左右 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并同时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所需要的干部工作。
9月10日 华东局发出《关于抽调南下干部的通知》,对抽调南下干部在地区和人数上进行了初步分配,要求全体干部于10月25日前调集完毕。
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 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 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
10月28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 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 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以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 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因此,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 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 3万人左右,并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千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为此,中央要求华东局准备1. 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政权。
12月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在临朐县与益都 县交界处的闽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会议要求山 东每个战略区抽调干部各组成一个区党委(山东共组成五套区党委的架 子)和下属若干个地、县、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架子,集中进行学习整训, 随时准备渡江南下。
12月25日 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 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 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同时,还 就1. 5万名干部的落实做了具体分配:鲁中南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配备1套区党委级、7 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配备1套区党委级、 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配备1套区党委级、 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 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225 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 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3009人。
12月 底由各战略区抽调的首批南下干部在山东益都县境内华东 局党校所在的王岗村一带集训,并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四个部:党校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二部由华东局机关的干部组成;三部由渤海区 干部组成;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 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 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学 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 全部学员已达3000名左右。
1949 年
年初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山东各战略区的班 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鲁中南区党委确定由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张雨帆、 魏思文、刘建中、李培南及一地委书记林乎加等组成一套区党委,带队南 下。渤海区党委经研究决定,抽调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军区副政委周贯五、渤海第四 地委书记彭瑞林等5人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 任南下区党委秘书长。胶东区党委确定由赵明新、曹漫之、宫维桢、梁歧 山等组成南下区党委,赵明新任党委书记,曹漫之任行署主任,宫维桢任 宣传部长,梁歧山任组织部长。济南特别市委、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也分 别配备了 1套区党委的班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 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1月初 中共渤海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工作全面展开。四大队由彭瑞林任大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李铁锋任大队长,王文长任副书记兼副政 委,杨信任军分区司令员,傅光汉任副大队长。
1月中旬 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郭子化等亲 临大会作讲话。
2月1日 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发出《关于执行华东局准备一万五千名干部外调任务的指示》,规定南下干部必须是政治立场坚定、身体状况 良好、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并按照自愿报名、组织考察批准的办法进行组 织,分数批完成。
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形@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 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
2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复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 军的电报中,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 三野战军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随即指示华东局党校南 移临城,并要求在此接受各战略区正在南下的15000名干部,编为华东南 下干部纵队。
2月中旬 为具体部署渡江作战任务,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第 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驻地苏北贾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学习解放区的 有关政策,做好进军江南的接管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渡江作战发起后, 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率七兵团负责接管浙 江,同时决定成立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
同月 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谭震林任书 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委员有杨思一、黄知真、李丰平、陈洪、张雨帆、刘格 平(未到职)。根据形势需要,决定由谭震林负责作战指挥,率七兵团挺进 浙江;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进行浙江省情 调研,并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 前干部的思想、组织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地、市、县委成套的班 子迅速到位,顺利地进行接管工作。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 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 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 总数8000多人。
3月中旬 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 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 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陆续汇聚临城地区,与已先期到 达的第一批南下干部会合。至此,南下干部队伍达1. 5万余人,集中驻扎 在临城周围的沙沟镇和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在临城,全体南下干部 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千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 干部名单: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 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 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 局直属机关南下千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 海区南下千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 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全体南下干部作 为华东局党校学员,进行集中整训学习。学习的文件主要有:《中共中央 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 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 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 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 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 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 等。
3月下旬至4月上旬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中共中央决定 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 战,随军筹集粮草。华东南下千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四大队接到命令提 前结束学习,从沙沟车站乘火车顺津浦线向南经徐州、蚌埠到达合肥。经 大队党委与华东局支前指挥部联系,由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 四大队跟随第三野战军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五军过江,并拟定了 各中队随军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
3月底4月初 除已经先期出发、随军筹粮的南下干部外,华东南下 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南下干部, 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队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于4月底5月 初从扬州附近渡过长江,进入镇江,开赴丹阳。
4月1日 华东局发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指出对新收� 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制制度, 一切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入城纪律等。《指示》规定:我军 进入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 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 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战胜这些敌人。”《指示》确定接管的方针 是:“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并规定了 11项具体政 策。
同日 华东局发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草案)》,指出双方会师"是关系我党我军与南方老苏区老游击区广大人民 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是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 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我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党,自己站在领导地位,尤应以自我批评的态度,主动的去团结当地党和当地同志, 从军事会师,进到思想会师,以至政策会师,对于团结全党去完成解放南 方各省的任务,是有其决定意义的。”《指示》提出了会师时应该注意的3 项问题。
4月10日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四大队在巢县正式编入第 三野战军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五军,一、三、五、七4个中队编入第二十七军,二、四、六、八4个中队编入第二十五军。彭瑞林、杨信、王耕 野和直属中队大部分人员随第二十七军军部行动,李铁锋、王文长、傅光 汉、刁筠寿及直属中队部分人员随第二十五军军部行动。
4月17日 为部署接管浙江的准备工作,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 会在江苏高邮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领导机关的建立等问 题。组织部部长杨思一还主持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干部配备问题。为加强 对南下干部的了解,谭启龙、杨思一还先后到南下干部驻地了解情况,听 取了南下干部纵队的情况汇报。在此基础上,筹(准)备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了组织调整方案。
4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四大队随同 野战部队突破长江天险,渡过长江,随军作战。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 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
5月初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四大队第一、三、五、七中队随 第二十七军进入浙北向上海进军,途中三中队奉命接管桐乡、嘉善等县 城。二、四、六、八中队随第二十五军转战皖南、苏南等地追剿溃军。后接华 东局电令,离开部队,归还建制,开往丹阳,待命分配。
同月初 谭启龙赴江苏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华东局指 示:接管浙江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办。南下干部必须兼程赶赴杭 州,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杭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后,谭启龙等立即 到纵队驻地去接收被派往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向第八兵团交涉了汽车、 火车,把派往浙江的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
5月3日 杭州解放。
5月4日 谭震林与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 鹏飞进入杭州,谭启龙率一部分南下干部也于5日到达杭州。
同日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 示(草案)》作出批示,指出《工作指示》写的很好,中央完全同意。中央批示 还强调:要“特别注意教育野战军的与随军南下的干部,认识到游击区 的党与游击部队的缺点,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长期在敌后作战,得 不到中央经常具体的领导,中央的许多文件也很少看到,学习的机会也 少等等。这样来看问题是合乎事实的,也能使游击区的党与游击部队的干部更愉快地自觉地检讨其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也就能使野战军的 与随军南下的干部对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少作求全的责备,这样就 有助于双方的团结。这是一个外来与本地的关系问题,也是野战军与南 下干部如何与当地群众结合的问题。从接触的一开始,特别是外来干部 就必须自觉地深刻注意这一点”。
5月6日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委 员有王建安、姬鹏飞、杨思一、沙文汉、林枫、龙跃。省委第一次会议确定, 以实行军事管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迅速分配千部,接管城市,肃清匪 特,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解放初期的 中心任务。5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新的浙江省委。
5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 立,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任副主任,为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 构。根据华东局制定时‘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方针,军管会开始全面接管国民党政权机构和没收官僚资本。在南下干部与当 地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大 部分旧职人员,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逮捕了一批严重 危害人民安全的特务分子;严厉取缔了金融投机商人,举办折实存款,平 衡了工业产品价格,解决了居民的粮食和燃料供应;保证水电照常供应, 邮电照常营业。整个杭州出现建设新社会的新气象。
5月10日 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会师大会,庆祝南下大军与坚 持浙东、浙西游击战争和杭州地下斗争的同志胜利会师。省委书记谭震 林、副书记谭启龙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浙江。浙 东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杭州市委书记林楓的代表刘加林也分别在大会 上作了热情的讲话。
5月11日 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 杭州市委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前杭州市委在杭州解放中所做的工作 和所发挥的作用,公布了新成立的杭州市委的人员名单。《决定》特别指 出,本地干部虽然数量不多,经验缺乏,水准不高,但他们不仅熟悉当地 具体情况,熟悉城市生活习惯,而且建立了与广大人民的很好联系,外来 同志必须充分的运用他们的这些优点,尊重他们,虚心的向他们学习,主动的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迅速了解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切戒自高自大,只重视自己不重视别人的错误思想;本地千部亦应认识由于长期处于反动 统治之下,进行秘密工作,与上级党及解放区隔离,对党的现行政策不能 完全明了,对建设解放区尚缺乏经验,党的一般水准也不能有系统的学 习,而外来干部则由于自己直接受到上级的领导,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及 对建设解放区的工作则比较有经验,因此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样 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只有全党从军事上的会师达到思想上政 策上的会师,才能完成当前的任务。
5月12日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一大队到达杭州,在拱宸桥 驻营待命。在杭期间,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关于浙 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除个别领导和中队作适当调整外,浙江省 委决定把一大队分配到衢州接管工作。
5月15日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四大队根据华东局不去苏 南分配浙江的决定,相继到达杭州。
5月16日 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 强调指出为了适应浙江全省解放的新形势,必须把人民解放军正规军的 力量、大量南下干部的力量与浙东游击区的力量,更好的组织起来,加以 重新部署。在一般干部的配备原则上,应以正规军的干部及南下干部负 责主要的领导工作。正规军与南下干部及游击区的当地干部,必须很好 的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互相照顾。
5月17日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四 大队经金华、丽水到达温州。
5月19日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一大队南下干部全部到达 衢州。接着,由南下干部大队和驻衢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及地方干部组 成新的军管会领导机构,燕明任主任,下设秘书、行政、公安、教育、财经等 5个处8个科,继续进行接管工作。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了对银行、学校、 医院、铁路、公路、财政税收等部门以及官僚资本的厂矿的接管任务。
5月20日 中共浙江省第三地方委员会(简称三地委。11月22曰, 省委通知改名为衢州地委)成立。燕明任书记、周化南任副书记,委员张 华墀、关器、高希圣、史兴华。地委工作机构设秘书处,处长史兴华;组织部,部长关器;宣传部,部长刘云青;民运部,部长高希圣。5月20日至6 月7日,中共衢州市(县级)、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县委员会相继建立。
5月29日 中共浙江省委发出《给原浙南特委的指示》,肯定了浙南 党组织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的工作,指出浙南党组织“十余年来坚持了 南方敌后的艰苦斗争,保持了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保持了党的组织和 干部,保持和发展了强大的游击武装,组织武装了广大群众,有力配合了 北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军渡江以来机动出击并争取叶芳起义,先后解放温州等十余座县城”,“这些伟大成就是全党最可宝贵的。
5月至6月 中共浙江省委对南下浙江的干部作出具体分配:由张 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千部全部被分配到浙江,其中一 大队接收宁波地区,二大队接收临安地区,三大队(其中有从二、六两个 大队各抽调来的一个中队)接收金华地区,四大队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 一个中队到二大队去接收临安地区的于潜县),五大队也分配去接收杭 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绍兴和萧山县),六大队接收台州地 区,七大队接收建德地区,八大队接收嘉兴地区。因嘉兴地区是浙江最大 的一个地区,共12个县市,所以又从七大队抽调一个中队负责接收海宁 县,从渤海一大队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嘉善县和武康县。另外,第一支 队还有一个由华东大学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大队,南下到浙江后分 配到省直机关100多人,其余被分配到各个地区。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 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一大队共有13个中队,渡江后路过湖州 时抽出两个中队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到达杭州后又调 出4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 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 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沿津浦路 南下经合肥到达长江北岸,各中队都分配到第九兵团的第二十五军和第 二十七军各师、团,随军一起渡江并一直打到皖南广德一带,完成支前任 务后再转向苏南地区南下,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全部分配接收温州和 丽水两个地区。
6月2日 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对由于南下干部和地方坚持干部过去生活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工作作风不同,加上时间短,双方有语言障碍,不能很好的沟通,而在会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 6个解决的途径。一是应多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将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的3个重要指示及省委 有关决定进行传达、讨论,有计划地组织学习;二是建立各级统一的集体 组织生活,严格的工作生活报告请示制度;三是必须保持和发扬实事求 是、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作风;四是必须建立集体领导 制度及个人负责制度;五是必须注意在南下干部和坚持干部中个别思想 意识不健全的人,不能以他们的言论来评价整体表现;六是除坚持干部 中的领导外,一般坚持干部应集中起来,有计划地组织一次短期学习。同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还分别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进行谈心,深入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严肃批评了南下干部中个别不尊重地方干部 的现象,又教育坚持干部要与南下千部坦诚相见,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实现由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进到组织上、生活上、各种制度上的会师。
6月18日 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干部大会,热烈欢迎坚持浙南斗争达 14年之久的龙跃等浙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再一次强调了会师工作的重要性。
6月中旬 中共浙江省委再行决定,由李铁锋带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四大队第一、三、六、七4个中队及大队部部分干部留温州工作, 由彭瑞林带第二、四、五、八4个中队及大队部大部分干部去丽水工作,由 杨信司令员带原司令部人员调绍兴组建军分区工作。
7月1日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四大队第一、三、六、七4个中队和温州地方干部在温州大众电影院召开会师暨纪念‘七一”大会。会后,着手开始分配工作,第一、三中队6月中旬全部到达温州市分配工作, 第六、七中队于8月中旬分配到温州地专机关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 青田、玉环、文成各县工作。
7月15日 中共浙江省委根据第八、九、十地委的情况汇报,再次发 出关于会师团结问题的指示。
7月22日 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前处属地委工作的决定(草 案)》,肯定了前处属地委在革命斗争中的成绩,宣布将前处属地委改为七地委,并决定以彭瑞林、傅振军、宣恩金、张志清、林艺甫、曹恒、李文辉、 刁筠寿等8人为地委委员,彭瑞林为代理书记,傅振军同志为副书记。《决定》还特别强调了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和学习问题,要求南北干部必须 从党的政策原则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去正确的解决工作中所发 生的各种问题,求得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制度上各方面的融洽一致; 坚持干部首先要学习党中央的总政策总方针,同时学习跟当前工作密 切相联的具体政策、具体方针;南下干则首先要学习当地的具体情况、言 语、风俗、生活习惯,同时不放松政策学习。
7月 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再次肯定了浙南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工作和成绩,指出“浙南地委在长期远离 上级领导,独立在敌后坚持斗争阶段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 确的”。《决定》宣布将原浙南地委改为五地委,龙跃、李培南、林辉山、郑海 啸、刘正发、邱清华、胡景碱、张金发、陈辉、曾绍文、张蓬、李铁锋、郑梅欣、 王耕野、王林芳、叶铃银等16人为地委委员,龙跃、李培南、林辉山、郑海 啸、刘正发、邱清华、胡景碱等7人为地委常委,龙跃为书记,李培南为第 一副书记,林辉山为第二副书记。《决定》还对地委当前的工作任务做了 安排,对南北干部会师中出现的误会做了说明,承担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