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19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晚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口号，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改革。

公元1861年，恭亲王奕訢在慈禧的支持下，开启洋务运动先河。

此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开明汉族地主阶级官僚成为这场运动的中流砥柱，极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水平进步。

然而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的破产。

归根结底是由于满清的腐朽已烂入骨髓，仅仅依靠西方器物和工业挡不住这一古老封建专制帝国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让这场洋务运动走向失败。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农业文明体系下的满清封建帝国在以英国为首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强国面前不堪一击。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大刀长矛和骑兵为主的满蒙三万八旗精锐在对战数千名英法联军的火炮时几乎损失过半，而英法伤亡不过几十人，这样的降维打击给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和心理形成严重阴影。

在清朝内外交困之际，一些开明官僚精英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挽救帝国危机，实现富国强兵，洋务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公元1861年，慈安慈禧两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名八大臣，夺取清朝政权。

由于同治皇帝年龄幼小，无法亲政，故形成“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秉政”的格局。

即慈安慈禧两太后在上代同治行使决策权，奕訢在下领导政府主持日常政务。

奕訢自咸丰时起便喜好西方科学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洋人斡旋打交道甚多，素有“鬼子六”之称，如今大权在握，执政府之牛耳，自然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政府执政中。

而慈禧本与肃顺等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自然支持奕訢等洋务派势力，至此一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不过洋务运动虽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但真实目的只是出于维护慈禧和以她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利益，这种不纯粹的，以权力和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注定充满曲折坎坷。

奕訢主导洋务运动，落实还要靠地方，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打响了洋务运动第一枪。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大观亭创设了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安庆军械所。

起初规模较小，可以手工仿制开花炮、弹药及轮船，为湘军提供部分武器装备，1862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小火轮。

然而作为晚清近代军事工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轫，本应是值得普天同庆的事情，却让曾国藩如履薄冰。

当时的清朝在地方有三股势力，一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领导的满蒙八旗，二是以北洋通商大臣完颜崇厚为首的满人权贵，三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地主武装集团。

其中前两者代表满洲嫡系统治集团，而曾、李等人作为汉人却为满洲权贵阶级深为忌惮。

洋务运动本应雨露均沾，遍地开花，结果却被曾国藩捷足先登。

曾国藩的湘军作为当时唯一可与朝廷相抗衡的地方武装，待消灭太平天国被卸磨杀驴未可知。

如今又兴建自己的兵工厂，很快就会召开朝廷的猜忌，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心，曾国藩权衡再三，在安庆和军械所中间加了个“内”字。

即是为了表明该兵工厂只是湘军内部的一个兵工厂，湘军只是一支地方武装，既没有全国视野，也无图谋不轨。

可以说，洋务运动本质上是封建没落专制帝国的一次自救尝试，是政治妥协和斗争得来的产物，这样一个在腐朽没落旧土壤生长的改革自然不会长远。

虽然曾国藩是首创者，但真正把这场运动发扬光大的却是李鸿章。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收购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在此基础上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此后不断扩充，先后建十几个分厂，雇用2800余工人，不仅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一跃成为清朝乃至东亚最大规模的近代军事企业。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通过仿制德国毛瑟前膛步枪，自主生产第一种国产步枪，186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

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洋务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近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比如北洋大臣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兰州织呢局，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

1872年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创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几乎垄断官方航运贸易，随后开展的客运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此后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民用工业，先后创办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等，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到19世纪80年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似乎实现了“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谋”的目的。

然而辉煌的表象下却隐藏着不堪的腐朽，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封建衙门式管理和严重的腐败。

自古以来，商人给官员回扣便是天经地义，洋商与清朝官员打过几回交道后也入乡随俗。

比如德国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便学会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给予相关官员，很多有关系的官员想方设法挤进这样“有钱途”的洋务单位。

江南制造局发展之初的几年里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领导数量就翻了一番。

采购大吃回扣以及高额的人力成本使制造总局生产出的产品普遍质次价高。

比如每支步枪的成本为17.4两，而外国产品成本仅为10两左右，而且性能不佳，据说连李鸿章率领的淮军都拒绝使用。

同时洋务派内部互相倾轧，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把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快利步枪与自己办的湖北汉阳铁厂所生产的比较一番，向督办军务处发函:

“直拉式枪机，当枪机受热膨胀时，进退均涩，手力不足，每须佐以足力。”

也就是说步枪使用时，枪机会受热膨胀，导致滞涩，用枪的人如果手劲不足，还得上脚。

张之洞所说固然有理，但其私心也很明显，他说管理的汉阳铁厂一向生产仿德国8毫米口径步枪，军务处有意统一枪型。

由于当时江南制造局的快利枪呼声较高，因此他通过贬低快利，以免朝廷弃鄂从沪。

除了管理落后、内部竞争，洋务派领导者也非纯粹无私。

洋务派所建企业都是官督商办体制，即企业创建之初，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步入正轨，便排斥民资，实现独霸企业。

长期的内讧、冗员和贪腐使这些企业没几年就陷入暮气沉沉，很多洋务派官员倒是大发横财。

比如李鸿章自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拥有家产达到四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大清年财政收入的50%。

同时李鸿章及其家族更是在老家合肥广置房产，几乎覆盖了淮河路中段的半条街，以至于被当时老百姓戏称为李府半条街。

晚清时就曾流传这样一副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公元1888年，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下，北洋舰队正式成立。

在当时，北洋舰队是清朝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共有主力军舰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其实力被《美国海军年鉴》评价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尤其是舰队旗舰定远舰和姊妹舰镇远舰，这两艘战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排水量7000吨，装甲厚12至14寸，四门主炮口径达到12寸，是近代海军历史上唯二的铁甲舰，两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北洋舰队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也标志着洋务运动达到巅峰。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满清统治集团妥协的产物，其发展离不开政治的需求和权力的斗争。

虽然奕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主要势力却掌握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手中。

慈禧深知，若想维护统治，万不能任由汉族地方势力肆意发展，必须予以遏制，因此党争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大特征。

同治时期，慈禧默许顽固派攻击洋务派，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同治帝师、文华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倭仁。

他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的保守主张明明没道理，但却始终是朝廷的重要支柱，慈禧用意不言自明。

到1880年代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以光绪帝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又成为洋务派的党争对象。

李鸿章虽是文华殿大学士，但清廷不设宰相，最高行政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虚名。

同时作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守天津和保定，没有光绪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因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实力庞大、极具权势，经常以中央身份地位压制李鸿章，克扣海军军费，光绪作为翁同龢的门生，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派意见为是。

对日宣战前，翁同龢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上以分淮军之势，战争期间又处处和李鸿章作对，各种借口不发援军，这直接导致甲午战争变成李鸿章单独对抗日本的奇葩现象。

在多方因素掣肘下，这场战争终于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时也标志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洋务运动作为一场由封建地主集团领导的自救运动，其统治阶级本身就已腐败溃烂到根，指望他们改革救亡图存是根本不可能的，洋务运动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不过由于一些杰出官僚的非凡努力，才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