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人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和战争。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用于这两个方面。战争和礼仪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秩序，战争通过暴力，礼仪通过非暴力手段。不同文明维持秩序的方式各异，中国则主要通过礼制来实现。
2、青铜器承载着礼制，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古代主要用于礼仪场合，如祭祀，而非日常使用。例如，爵和觚虽然被称作酒杯，但它们的设计并不适合实际饮用，鼎和盉等大型铜器也不适合日常烹饪或搬运。
3、这些青铜器更多是作为礼器，用于展示和仪式，而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陶器或其他更实用的铜器。因此，青铜器在博物馆中展示时，常常引起观众对其实际用途的疑问，实际上它们主要是礼仪的象征。
4、存世的青铜器中，许多是王赐给贵族的，上面刻有铭文，详细记录了赐予的时间、场合和原因，体现了权力关系。铭文常以“子子孙孙其永宝用”结尾，强调世代传承，固定这种权力关系。
5、其中，出土于宝鸡的“何尊”尤为重要，因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根据铭文，周成王在营建洛邑后，赏赐给贵族何，纪念其家族与王的特殊关系，象征其地位。
何尊
何尊铭文上的“宅兹中国”
6、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在古代中国象征着社会等级。根据周代的礼制，天子和诸侯的鼎和簋的数量有明确规定，如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等级越低，使用的数量越少。考古发现虽然存在例外，但总体上青铜器的数量、大小和工艺水平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大致对应。
7、此外，一些青铜器如名为“禁”的青铜案，体现了道德训诫，反映了西周对商王因好酒而亡国的反思，因此将摆满酒器的案命名为“禁”，以示禁酒之意。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常包含道德教诲。
8、国家之所以垄断青铜器的生产，是因为青铜器成为了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不是随意可造的。特别是青铜礼器，通常由国家控制。通过研究国家对青铜礼器生产的垄断程度，可以判断国家控制力的强弱。
9、考古学家发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生产出现了新情况，一些地方性中心如西安附近的老牛坡遗址也开始生产礼器，如鼎和觚，这些礼器造型各异，纹饰包括鸟兽纹和人面纹。这种现象表明，这些地方可能已经开始自行生产社会秩序，不再完全依赖中央。
老牛坡遗址出土铜觚
10、有学者推测，老牛坡可能已经开始游离于商代国家的控制边缘，甚至可能是武王伐纣时会盟的八百诸侯之一。这反映了商代晚期中央集权的松动和地方势力的崛起。
11、在古代中国，礼仪是区分社会等级和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方式。礼仪中使用的礼器，如鼎、俎、笾、豆等，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礼器的使用数量和种类根据人的身份、场合和时间有严格的规定。
12、例如，祭祀时需要准备牺牲、礼器和乐器，并撰写祝词以迎接神灵或先祖。丧葬仪式中，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反映了死者的社会地位，如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普通民众则不允许使用鼎。这些规定体现了周朝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
13、总之，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就是等级，就是秩序，一句话，礼就是政治。孔子强调礼的重要性，认为在祭祀中，规矩比物质损失更为关键。古代中国人重视秩序，认为遵循礼制是文明的标志，反之则会导致文明崩溃。礼崩乐坏的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礼器的变化上。
14、九鼎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礼器，代表上古时代的正统和统治合法性。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至洛阳附近，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军。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意图夺取，王孙满则强调九鼎自夏朝传承，象征天命所归，周朝虽衰但天命未改，九鼎仍在周朝手中，暗示楚庄王不应觊觎。
15、东周灭亡后，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派人搜寻未果。汉代画像石上仍有“捞鼎”的故事，显示九鼎的重要性。九鼎的消失象征着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三代结束。鼎从陶制炊具演变为青铜礼器，最终成为上古文明的象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独特之处。
16、王孙满提到的“铸鼎象物”指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如饕餮、肥遗、夔、龙、虬等。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巫师用来沟通人神的媒介或助理。从全球视角看，类似的神怪动物在萨满教中也很常见，它们通常由现实中的动物如牛、虎、蛇等演变而来，或通过嫁接、复制不同动物的身体部分形成。这些青铜器主要具有宗教功能。
鼎上典型的饕餮纹
17、总之，中国古代青铜器在礼仪上有三种用途，一是宗教，二是政治，三是道德。这三类礼器，加上用在战争和统治中的兵器，构成中国青铜器的主干。可以说，中国青铜文明的重点在国家、在权力，而不在日常生活、不在社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