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年）末，国民党内部的暗流涌动，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开始了改组，意图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然而，党内“联俄容共”政策引发了强烈争议，导致以邹鲁、谢持为首的部分党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路线，另立“中央”。
这次分裂，如同一道突兀的裂痕，撕开了国民党表面上的团结，也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西山会议派的举动并非简单的内部纷争，它潜藏着颠覆广州政府的巨大风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化解危机，维护革命的成果。
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场充满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的大戏即将在中国的舞台上演……
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标志着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第一次正式分裂。此前，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虽然也宣称暂时“代行”中央职权，但影响力有限，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分裂。
中共中央担忧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会导致广州政府垮台，因此必须紧急商讨对策。
中共中央分析认为，西山会议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既有坚定的“右派”，也有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中派”人物。争取这些“中派”，分化瓦解西山会议派，成为中共中央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
西山会议派内部确实存在严重分歧。
以邹鲁、谢持为首的强硬派，主张彻底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广州中央势不两立。而以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孙科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较为缓和，不希望与广州中央彻底决裂。
上海“中央”成立次日，戴季陶甚至打算公开发表声明，脱离西山会议派，但被邵元冲劝阻。邵元冲等人对西山会议派内部“各挟私意，无团结奋斗精神”的状况深感忧虑，认为如果继续下去，国民党必然走向失败。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积极斡旋，安排孙科、邵元冲、叶楚伧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会晤。会谈中，孙科等人表示仍然承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只要广州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他们愿意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中共方面将孙科等人视为西山会议派内的“中派”代表，同意在国民党内部事务上不搞包办，不排斥忠实的国民党员，并暂停对西山会议派的公开批评。
同时，中共也致电广州，建议暂缓召开二大，为谈判争取时间。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隆重开幕。会议开始后不久，孙科离开上海返回广州，正式回归中央阵营。孙科的离开，无疑是对西山会议派的沉重打击。
然而，中共的策略却遭到了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强烈反对。他质问从上海返回广州的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鲍罗廷对广东的局势表示乐观，认为国共合作依然稳固，应该继续对“右派”势力保持强硬态度，不应做出任何退让。他批评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过于教条，讥讽与孙科等人的协议是错误的安抚政策。
鲍罗廷甚至鼓动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决定，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广州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惩处，但处理结果较为宽容。
大多数代表主张宽大处理，最终只有谢持和邹鲁被永远开除党籍。其他参与西山会议的成员，如居正、石青阳、石瑛等12人，仅受到书面警告。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虽然参与了西山会议的筹备，但并未出席会议，而且他此前撰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曾遭到中共的强烈批判，被冠以“新右派”的称号。
然而，大会却以196票的高票选举戴季陶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排名第20位。从得票数来看，戴季陶很可能也获得了部分共产党代表的支持。此外，在中共的推动下，从上海返回广州的孙科也以142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参加过西山会议预备会议的吴稚晖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与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吴铁城也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些人事安排，都体现了广州方面有意分化西山会议派的策略。
孙科
据张国焘回忆，在二大召开前夕，他曾向汪精卫详细汇报了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人的会谈经过和争取“中派”的意向。然而，汪精卫在预拟中央委员名单时，并没有采纳中共的意见，反而增加了多名共产党员。张国焘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尽量减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所占名额的初衷。
广州国民党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人。共产党员在其中占有一定比例，包括7名中央执行委员、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名中央监察委员和1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共计15人。
中共党员在这次大会上表现活跃，在代表选举、资格审查、决议起草、报告发表以及中央委员选举等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四个主要报告中，共产党员于树德负责其中一项。在七项关于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有四项由共产党员担任报告人。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党员在228名代表中只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他们通过“党团”统一行动，其影响力远超实际人数比例。
二大结束后，紧接着开中央全会，选出了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这九位常委有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就是李达）、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和杨匏安。
在部长名单里，谭平山和林祖涵是党员，汪精卫兼了宣传部长，毛泽东被提名为代职。其他部长像胡汉民、宋庆龄、宋子文等要么没来上任，要么不想多负责，所以日常工作都由秘书来做，而这些秘书多数也是党员。这样就使得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大。
广州国民党二大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广州中央的领导人，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顶峰。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在幕后操纵，对大会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张国焘回忆，汪精卫“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大会宣言的第一段，甚至直接照搬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内容。鲍罗廷对自己的政治手腕颇为自负，认为广州局势尽在掌握。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带有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从语言和修辞上都能看出其影响。
在广州二大召开两个多月后的3月29日，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二大”，另行选举产生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二届中委”共76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9人，中央监察委员7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值得注意的是，胡汉民同时被广州和上海的“二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则同时被双方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胡汉民因卷入廖仲恺案被汪精卫“放逐”苏联，却在广州二大获得了最高票数，后来汪精卫指示吴玉章将胡汉民的票数减少一张，使其与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的票数相同，排名第三。张国焘认为，这表明代表中并没有坚决反胡的人，而且中共代表也投了胡汉民的票。两个多月后，上海“二大”也选举胡汉民为中央执行委员。这使得远在苏联的胡汉民反而成了“左右逢源”的人物。
张继
与广州二大的左倾气氛不同，上海“二大”呈现出明显的右倾色彩。张继在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国民党的主张是全国人民起来救国，是国民革命，而非阶级斗争。中国革命是建国运动，而非世界革命或国际革命。
上海“中央”的组织架构也较为完整，设立了各部部长，但由于缺乏军队、地盘和财源，其运作举步维艰，甚至连日常经费都难以维持。西山会议派内部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成员组成复杂，很多人只是以反共为名，谋求个人私利。上海“中央”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多达39人，明显带有分赃的意味。
西山会议派也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党务组织系统，其主要基础是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在一些地区，西山会议派的地方组织甚至一度超过广州中央下属的系统。例如，在安徽，西山会议派成立的临时省党部很快发展到20多个县市，拥有党员13300人，而同期广州中央所属的安徽省党部只有3223名党员。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和地方军阀的镇压，西山派地方组织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上海“中央”自身都难以维持，更无力支援地方党部。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底，上海市党部人心涣散，党员很少参加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自7月之后也停止了开会。最终导致西山会议派地方组织瓦解的主要原因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
北伐的迅速推进，巩固了广州国民党的法理地位，西山会议派的号召力日渐衰落，活动空间日益萎缩，基层组织也随之瓦解，部分党员转而投向广州国民党。
蒋瑞元
就在国民党左右两翼纷争不断之际，蒋介石正悄然崛起。在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并未当选中央委员。然而在“二大”上，他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陆续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借此机会清除了党内异己，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最终掌控了广州中央。此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
蒋介石的崛起，既有其自身的谋略，也有时代的机遇。从孙中山逝世到“中山舰事件”爆发，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蒋介石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军人，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也折射出乱世政治的不可预测性和充满变数的特征。孙中山如果在世，或许中国革命的走向将完全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蒋介石的崛起，也开启了国民党历史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