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迎帝都许
1.袁绍的犹豫
迎接献帝东归，最早是袁绍的谋士沮授提出来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当时袁绍刚刚占据冀州，立足未稳。沮授在指出了袁绍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外，还提出了“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的构想。
《后汉书·袁绍传》中提到当时袁绍对沮授的这个构想是非常赞同的，并因此把沮授任命为奋武将军，委以重任。
但是等到了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仍然是沮授把这个意见告诉袁绍，但结果却被袁绍否决了。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李催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比较沮授两次给袁绍的建议可以发现，“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与“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沮授后面说的“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这句话上面。从这句话里可以发现，沮授真正担心的是其他的割据势力捷足先登；而郭图、淳于琼所说的“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无非就是觉得有个皇帝在身边碍手碍脚。
面对着两种不同的意见，袁绍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四年之前他听到沮授的建议时是大为赞赏的，之后沮授再提出这个意见时他也是同意的，但是在郭图、淳于琼与沮授的对话之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里面有着深层的原因。
首先，形势的发展已经与四年前截然不同。四年前袁绍在冀州立足未稳，中原局势混乱。袁绍的政治影响力虽然很大，但不远的南阳还有一个同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术，而且当时袁术的实力远在袁绍之上，政治影响力与袁绍并没有多大的差距。如果在当时能做到奉天子，无疑手中就多了一个吸引天下士人的金字招牌，对自己非常有利。而四年后的袁绍自觉羽翼丰满，中原地区除了曹操之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更何况曹操此时还是自己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奉天子对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个未知数，弄不好真的会出现郭图、淳于琼所说的“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奉天子就等于是作茧自缚，并没有实惠的地方。
其次，曾经至高无上的东汉皇权对各路诸侯到底有多大的震慑力也是个未知数。在这个问题上，郭图、淳于琼所说的“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也是实情。既然皇帝的诏命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留在身边也就多了个累赘。
出于这种考虑，袁绍拒绝了沮授的建议，没有去奉天子，而且在曹操奉迎献帝的时候，袁绍还是去帮过忙的。《后汉书·袁绍传》记载陈琳讨曹檄文中曾经提到：“会后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效庙，翼卫幼主。”这说明袁绍对于曹操奉迎天子的行动还是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