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亦卿

终结英特尔半导体霸主地位，力压苹果稳坐全球最大手机厂商，这是三星；败走中国市场、5G手机刚上市就爆炸、折叠屏手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也是三星。

跌宕起伏80年，已站在多条产业链顶端的三星，如今依然远未到独孤求败的境界。

眼下，在中美日韩砸下千亿美元的5G战场上，底层技术的迭代正引发剧烈震荡。在韩国街头，运营商营业厅的橱窗里贴满了5G海报，上面印着三星推出的全球首款5G手机Galaxy S10。作为韩国科技龙头，三星义不容辞地挑起5G国家队的责任与重担。

重压之下，三星急了。

一边是手握全球手机存储器和液晶面板产业链命脉，一边是卡位抢跑后的质量问题频出，在5G浪潮来临之际，哪怕强如三星，也一不小心出了错。

洗牌之际，没有人能稳坐钓鱼台，机会和危险共生。

TCL的李东生说：“追赶三星，需要三代人”，而华为余承东则认为不然，“三年，华为超过三星。”无论距离究竟有多远，大家都认同三星在前方，甚至如今华为所走之路也依稀可见三星的印记。

然而，前行者也有焦虑与彷徨。

“抱歉，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最近，这封发给用户的致歉邮件让三星的“面子”很受伤——折叠屏手机发布时有多光鲜，如今被打脸就有多疼。

2月，三星特意赶在MWC之前，抢跑华为，在美国旧金山推出了传闻已久的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这是继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柔宇科技之后，全球第二款折叠屏手机。鉴于柔派手机发布半年还未发货的ppt属性，Galaxy Fold也可以说是主流市场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必须承认，这是一款惊艳的产品，不仅是技术和设计惊艳，近2000美元的价格也很“惊”艳。

在发布会上，三星称，该机型经过了20万次实际测试，可以在每天开合100次的情况下，五年不出问题，首批量产规模将达到100万台。

炫酷的外形、高昂的价格，使折叠屏手机成为科技产品“弄潮儿”的不二首选。

在已经非常成熟的智能手机市场，连iPhone的吸引力都不可避免的连年下降，已经鲜有产品能满足消费者追求个性和炫耀的需求了。折叠屏手机的出现再一次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戳中了用户的“痒点”。

尽管价格不菲，原定于4月26日开售的Galaxy Fold在美国开放预订的第一天仍然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很快就有了过万的预订量。

一时间，Galaxy Fold 风光大盛， 引来一众吃不到葡萄的二三线品牌侧目。杨元庆还曾吐槽说，这些都只是放在玻璃罩子里的PPT产品罢了。

当时，没有人把这话放心上，却未想“一语成谶”。

第二天，Galaxy Fold 的预定通道就没有预兆地关闭了，网站显示缺货。接下来，多家评测媒体纷纷反映，Galaxy Fold存在屏幕凸起、易碎、闪烁等问题。尽管三星称这是因为评测者撕去了保护膜这一不当行为所导致的，但消费者们并不买单——如此高科技的折叠屏全靠一张保护膜来支撑？如此重要的保护膜那么轻易就被误撕了？

这不是三星该有的水平。

质疑声中，三星不得不收回所有评测手机，在发售时间悬而未果的情况下，三星向客户致歉：“如果在5月31日之前我们还未发货，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当初捧得有多高，现在摔得就有多疼。

这边厢，折叠屏手机的“大型翻车现场”让三星头疼不已；那边厢，三星的第一款5G手机也来雪上加霜了。

4月底，一名韩国用户在线上平台分享了四张照片，称他刚买来不久的三星Galaxy S10 5G版发生自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无法使用。

按机主的描述，这款三星Galaxy S10 5G使用了仅仅六天就突然冒烟，三星售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后称“有外部损伤的痕迹”，并且没有换货或者退款的意向。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也承认了这一说法：“我们收集了产品并完成外部检查和X光检查，但手机外部痕迹很明显，我们找不到产品上的缺陷，有可能是手机受到外力冲击导致的。”

然而，这样的解释显然并不能说服用户。机主称，之所以有外部痕迹，是他在看到手机冒烟后，惊慌之下将手机丢在了地上才出现的，并不是自燃的原因。不满于三星的售后服务，他因此决定曝光。

剧情反转，质疑声纷至沓来。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的先后折戟，让三星的品控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绝不在三星的意料之中。

对于三星来说，无论是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还是5G手机Galaxy S10 ，原本都是野心所在——5G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窗口，折叠屏也是手机形态的一次关键转型，三星想要通过抢发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来体现其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并彰显供应链实力。

事实上，三星绝对是有实力抢跑的。

然而，也就是因为有实力，所以才更急迫——当上第一不容易，要想坐稳第一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登顶的三星，怎能在这个弯道上输给小弟们。

看看楼下iPhone因为缺席5G和折叠屏后被“群嘲”的尴尬境地，就能明白三星的焦虑。更何况，作为韩国民族品牌的象征，三星没有退路。

只是，本想留给竞对们一个一骑绝尘的潇洒背影，却没掌握好起跑质量，一不小心就抢跑犯了规。在田径比赛中，抢跑一次便会被罚下，而三星如今已经接连犯规了两次。

在5G和折叠屏两大自带高光的科技明星加持下，三星的这一跤摔得太难看。

更加尴尬的是，S10的意外爆炸，唤醒了大家对于三星“爆炸门”的记忆。爆炸、召回、解释为外力所致……还是那熟悉的配方，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爆炸，已经成了三星的标签，成为这家全球一流企业心中无法抹去的痛。

三星，曾是中国手机市场的霸主。

三星用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线，为中国市场打造了一个上天入地的巨网——上有近万元的臻和大器系列；主流旗舰是四五千元的S和Note系列；中档选择有S Advance和Premier系列；如果你看重性价比，那还有2000元档的Mega和Grand系列；甚至还有售价几百元的入门级W、Y、Ace系列。

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三星做不到。

在当时智能机刚崛起的大背景中，三星丰富的产品满足了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很快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3年Q2，三星电子销售了1530万部智能手机，占当时国内市场总销售量的19.4%，中国每5部智能机中就有一部三星手机。同年，三星电子被《经济观察报》评选为“2012-2013年最受尊敬的企业”，这是三星电子第8次获此殊荣。

谁也未能料及，如此风光的三星在中国市场从盛至衰，只用了4年时间。

当时，中国市场正从中华酷联的时代转向华米OV的主场，再加上苹果的异军突起，三星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但这并不足以摧毁三星——就像特洛伊城是被希腊“木马兵”从内突破的一样，三星固若金汤的城墙也是被自己从内部炸裂的。

2016年8月，拥有虹膜识别、四曲面屏等创新技术的三星Note 7在美国纽约发布，广受消费者的追捧，当天便售出过万部。

意外的发生毫无征兆——Note 7炸了。

就像如今对待S10的爆炸事件一样，三星的第一反应是粉饰太平，将爆炸定性为个例，认为是用户没有使用原装充电器所致。

然而，更多的爆炸接连发生，不仅是在韩国本土，海外的Note 7也没有幸免。三星这才意识到严重性，一番挣扎和辩解之后，三星终于在9月初向消费者道歉，暂停Note 7在10个国家的销售并对其进行全球召回换机计划。

然而，这个“全球召回”并不包含中国。

以采用了不同电池供应商为理由，三星告诉中国消费者，Note 7国行版本可以放心购买。

被单独撇出去的中国市场，在9月1日开启了Note 7的销售。给予了三星极大信任的中国消费者非常捧场，线上头部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都很亮眼，其中最受欢迎的珊瑚蓝版很快便告售罄。

平静的半个月过去了。其间，在被国家质检总局约谈后，三星“意思意思”地召回了1858台Note 7体验机。很显然，三星想要以最小的代价来粉饰这场危机。

但，现实总是很骨感。

9月18日，国行版Note 7发生“首炸”。虽然三星强行设定“被害情节”、解释是人为原因所致，但随之而来的更多国行版Note 7爆炸事件让三星失去了辩解的理由。

中国消费者的失望和愤怒被点燃。哪怕在避无可避之后，三星最终召回了国行版Note 7，却再也召不回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70天，史上最短命的“机皇”寿终正寝。

自作孽不可活，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之后，不真诚和侥幸很快就让三星自尝恶果。

就是同一时期，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急速上升，iPhone 7系列在中国市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苹果股价也创下了五年来最好成绩。一升一降之间，在这场抢7大战中，Note 7戏剧性地完败iPhone 7。

令人唏嘘的是，Note 7的问世本是为了阻击iPhone 7，就连型号也直接从Note 5跳到了Note 7，并抢先在苹果之前一个月发布。

回想起来，当时的三星与如今抢发Galaxy Fold和Galaxy S10的姿态何其相似。

Note7不足以炸毁三星，但却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坍塌的品牌形象，中国市场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环境，再加上运营商定制机的退场，三星在中国的市占率迅速下跌。2016年Q3，中国市场的Top5名单中便已看不到三星的名字了。

再加上Note 8时隔一年后才姗姗来迟，口碑没有被及时挽回的Note系列就这样被Note 7的爆炸闪了腰。此后的三年中，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一路下滑至0.8%，跌入Others。

虽然，现在三星高呼“重回中国”，但我们都知道，这片市场已经今非昔比，头部效应极度显著的中国市场已经不见增量——想起曾经的肆意驰骋，那是三星逝去的青春。

至此，三星的水逆还未结束。

2016年底，朴槿惠“亲信门”事件爆发。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韩国顶级财团三星被卷入旋涡，三星集团 “太子爷”、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行贿。2017年8月，韩国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李在镕为接班三星贿赂朴槿惠，此外还犯下贪污、作伪证等罪名，判刑5年。2018年2月，李在镕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

直到如今，这一事件的影响仍未被消解，案件还在三审期间，李在镕仍是缓刑犯之身。与政治的过密牵连让三星栽了跟头，同样的惨痛教训在败走中国的乐天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李在镕在押期间，包括其亲妹妹李富真、三星CEO权五铉，以及副会长崔志成都成了外界热议的掌门人候选人，三星分拆的声音也甚嚣尘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这当口，CEO权五铉意外宣布辞职让三星帝国进一步陷入僵局。会长李健熙卧病在床、“太子”李在镕深陷行贿官司，三星陷入了危险的权力真空。

为了阻止管理层的不确定带来更大内耗，三星在2017年底进行了领导层大换血，更换了全部3位联席CEO，三星电子还首次分离了CEO和董事长角色。高东真便是在此时上台，接管了IT和移动通信业务部门，主管三星智能手机。

忙于拔刺的三星，正是在此时被后来者逼近。

时间机器运转，曾经的三星是如何走向北美、占领中国、清扫印度的，如今的国产厂商就是如何以其人之道夺其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打败三星之后，国产手机厂商开始加速出海，在海外市场上不断侵蚀三星打下的江山。OPPO印度的一位前员工透露，三星印度由韩国人经营，决策过程非常缓慢，一个十多万的门头广告还要层层上报，一个月还批不下来。

管中窥豹，三星的傲慢，正让其在印度经历曾在中国市场面对过的危机。

2017年，恢复生机的小米在印度市场以每季度近40%的增速追赶三星，终于在Q4以25%的市占率超越三星，成为了印度市场的Top 1。同时，vivo、OPPO、一加也在印度市场不断发力。据Counterpoint，2019年Q1，中国国产手机已占据了印度66%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其他市场，国产手机品牌也在广泛插旗，挤入前三，向三星发起挑战。

显然，曾追随三星的国产手机品牌，如今正在围剿三星。

从败退中国市场、行贿案被曝、管理层更迭、海外遭围剿，三星的水逆仍在继续，而Note 7的爆炸只是这场寒流的序章，给庞大的三星商业帝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种说法，韩国人的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一个住在三星物产投建公寓中的韩国年轻人，或许会一起床打开三星电视机，在李健熙姻亲经营的电视频道上查看天气预报。在地铁里用三星手机观看前天晚上三星狮队的棒球比赛，在公司里用三星电脑办公，回家路上用三星信用卡购买日常用品。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他还买了三星寿险，曾就读于三星投资的大学，生病了要去三星的医院就诊。

韩国人将“大韩民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称为“经济总统”。三星，已经成为韩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纤细弱小的小树苗来说，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暴便能要了性命，只有根基牢固的大树才有抗击风暴的底气。

而三星不止是大树，它是一片森林。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庞大的三星帝国，当年却是发家于和科技毫不相干的鱼干贸易。

1938年，出生于韩国富裕农民家庭、青年时留学日本、已经历过一次失败创业的李秉喆，拿着3万韩元在韩国大邱成立了“三星商会”。创办之初，三星商会主要从事食品贸易，将韩国的鱼干、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东北。

在韩语中，“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代表着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三星这两个字，寄托了李秉喆的期望与野心。

通过生产面条和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三星商会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李秉喆又成立了酿酒公司，业务逐渐放大。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对朝鲜进行了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遭受掠夺，不得不停产。

幸好，李秉喆在此时遇到了贵人：李承晚。

因父亲与李承晚是故交，李秉喆在其回国后多次拜访，而李承晚也十分看重企业家的支持。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新公司“三星物产”。

三星发国难财的恶名也是在此时留下的：三星物产继续干着李秉喆的贸易老本行，不过从出口变成了进口，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用一年的时间便做到了行业第七。

战争结束后，李秉喆及时转舵，将战略从进口转为制造，建立了纺织厂“第一毛织”和韩国第一家制糖厂。

这一次转型为三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100%下降至7%，三星占据了超9成的市场份额。1960年，被李承晚赐字“衣被苍生”的第一毛织资本从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

此时的三星，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确定了家族制企业的形态，业务也逐步扩展到制糖、制药、纺织等制造业和保险等金融行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正在快速上升。家喻户晓的李秉喆也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三星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

若仅按这个路线发展下去，三星仍旧会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制造企业，但绝不会拥有如今的科技实力和产业链话语权。

三星企业命运的转折，与韩国的国家产业转型息息相关。

六十年代末，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韩国将电子产品列入六大战略出口产业，并于1969年1月通过了“电子业促进法案”，拿出了颇具吸引力的补贴和出口刺激措施。

海外电子企业看中了低成本的韩国劳动力资源，也在此时入局。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成立，韩国政府通过合资企业推动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摆在明面上的政策红利，让李秉喆果断作出决定，进入了此前从未涉足过的电子行业。1969年1月，日后叱咤风云的三星电子正式揭牌成立。

李秉喆想得很清楚：“考虑到技术、劳动力、产业附加值、国内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方面，电子产品是韩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适合的行业。”

然而，三星并没有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验，曾在日本留学的李秉喆于是选择向行业中先进的日本企业学习：在与日本三洋电机和日本电气组建了合资公司之后，三星派遣了一批员工前往日本各地学习电视和真空管生产技术，并投资两千万美元建设了一个以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电视显像管为主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基地。

合作之初，三星主要为三洋公司贴牌生产电视机。1970年11月，三星电子生产了第一只真空电子管和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在3年后推出了基于晶体管的19英寸黑白电视。1974年，三星电子开始推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白电产品。

然而，三星不甘心于代工。

三星研发团队大量购买市场先进产品，从拆机器开始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并出口巴拿马等国。

所谓“抄袭”“剽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国退民进”的大风潮中，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机械、造船等子公司相继成立，三星踏着多元化制造业的战略步伐快速向前挺进。

但，野心勃勃的李秉喆并未满足，这次他瞄上了半导体。

1974年12月6日，这个日子对三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看到了以半导体为代表尖端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之后，李秉喆和他的小儿子李健熙不顾管理层的反对，自掏腰包出资入股了Hankook半导体公司。1977年底，三星与Hankook业务完全合并，正式更名为三星半导体，并于1980年整合入三星电子。

也正是这次收购，三星开启了在存储器领域的霸业征途，走出了一条“贸工技”的道路。

1983年初，三星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设立了一个基地，为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寻找授权方，并从美国招募半导体人才。在被日立、摩托罗拉、NEC、德州仪器和东芝拒绝了之后，三星获得了镁光科技的64K DRAM设计授权和Zytrex公司的高速MOS工艺授权。

不过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镁光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三星提供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后来却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了出去。

技术封锁，往往催生不择手段的突围。

此时韩国开始举国家之力吸引海外人才归国，三星也大力从日本企业挖人、挖技术。终于，在1983年底，三星从无到有成功开发出64K DRAM芯片，震惊了美国和日本。

1983年11月，三星对64K DRAM芯片进行了首次取样——虽然仍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时间，但三星的这一突破为其在10年后成为全球最大存储器芯片生产商奠定了基础，踏出了三星半导体实现代际突破的第一步。

突破技术封锁的道路很漫长。

1984年，为摆脱授权费用，三星圣克拉拉团队通过逆向工程设计出了基于2微米工艺的256K DRAM，并在器兴的新工厂启动生产。一年之后，三星还成功实现了64K DRAM芯片的量产。

一切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好，三星却在此时遇上了一场有预谋的价格暴跌。

在头部企业的操控下，芯片价格从每片4-5美元跌至25美分。而当时三星的生产成本是1.3美元，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便要倒贴1美元。

如此困境下，三星并没有动摇在半导体领域的决心，李秉喆带领三星电子继续投资建设生产线，一路狂飙突进。直到1987年因病去世时，李秉喆也未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终于，连续五年在200mm晶圆上投入超过5亿美元之后，三星在1992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64M DRAM，两年后又率先推出了256M DRAM。

三星正式超越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

在DRAM之外，三星如今在液晶面板产业链上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984年起，三星开始跟踪液晶技术；1991年，成立面板事业部，并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液晶面板的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就越大。在这样一个强周期、重资产的领域，三星拿出了在DRAM领域从无到有的韧劲和破釜沉舟的信念。

这里又是一个“男默女泪”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三星利用液晶行业的低谷期，不退反进，重金扩建生产线，大量聘用失业的日本工程师。在1990年至1994年期间，每年亏损1亿美金，打造面板产线。1995年，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追平日本产能。

眼看就要熬出头，却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业务。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没有被砍掉，还追投了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面板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一，而第二名正式另一家韩国企业LG，实现了对日本的全面反超。

靠着韧劲和精明，三星成功在科技领域立足，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如果说，李秉喆时期的三星，从贸易转向科技，奠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李健熙所带领的三星便是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大幕，真正将三星推上了全球超一流企业的王座。

李健熙上任时的三星，虽然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是连续多年在电子产品、半导体领域的巨额投资已使得三星的资产负债率高达300%。而且，长期的跟随、拷版战略，也让三星始终难以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风向的一流企业。

与此同时，臃肿、僵化等大企业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却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外强中干的三星需要变革。

李健熙的上任为三星带来了新的动力。在其任内，一份报告和一份宣言成为了最终改变三星的关键功臣。

1988年，上任第一年的李健熙带领五十岁的三星，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并带领管理层立下了“2000年不能让三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便辞职”的军令状。

这位与父亲共同奠定了三星半导体格局的企业家，上任后便着手整合业务，将旗下10个事业部的非核心资产卖给海外财团，将分公司、子公司缩减到47个。

“瘦身”只是第一步。

此时的三星，已涉足移动无线研发，并成立了手机部门。但三星当年推出的SH-100手持式1G手机质量差强人意：当时，一名三星员工在山中徒步时，看到另一名登山者正在使用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但他手中的三星手机却根本没有信号。最终，这台手机只销售了不足2000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而，更大的伤害还在后头。

1993年初，在美国的洛杉矶，李健熙与三星电子的管理团队在考察市场时发现，相比大受欢迎的索尼产品，三星的产品被摆放在柜台上最不起眼的位置，布满了灰尘，无人问津。

这让三星的高管们深受震动。他们意识到，虽然三星在韩国是一家颇具地位的高科技企业，但在海外却仍然处于质量差、价格低的档位。

这次，李健熙自掏腰包，让高管团队购买竞对产品，并逐一分析。

等不及回到韩国，李健熙在洛杉矶便展开了三星产品出口比较会议，一开就是四天，具体分析了摄像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七十八种产品，覆盖了通用、惠而浦、索尼、东芝、飞利浦等竞对品牌。

其中有一天，面对仍然没有危机意识的员工，李健熙滔滔不绝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暴风洗脑”，底下坐着的高管团队正襟危坐，汗如雨滴。

这次会上，李健熙废除了三星“以数量为核心”的惯性，提出“以质量管制和力求变革为核心”。

1985年，张瑞敏一锤头砸醒了海尔人对质量的意识。1994年，李健熙也效仿张瑞敏抡起了锤子——在三星电子工厂的操场上，堆满了无线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产品，当着三星集团高管及三星电子所有员工的面，10多名员工用锤头将它们砸了个稀碎，只有又用一把大火将残次品烧毁。

锤子和大火，激起了三星员工的斗志，也用狠厉的手段将“质量为重”的观念灌入员工心里。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京都理工大学教授的福田民夫（Tamio Fukuda）也针对三星管理人员夜郎自大、尸位素餐的问题，写了一份直指三星弊端的报告，成为了李健熙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导火索。

这份三星历史上非常关键的《福田报告》，成了三星的一面镜子，它促使李健熙开始改变三星的用人方式，最终确立了三星“人才即公司”的理念。

此后不久，1993年6月7日，李健熙带领三星上下1800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一场三星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会议。

这场会议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李健熙破纪录的长时间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为《法兰克福宣言》，其核心就是“改变”。在会上，李健熙宣布“新经营”规划，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可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一份《福田报告》，一份《法兰克福宣言》，让李健熙为中年三星清除了病灶，散发出新的活力。三星集团盈利从1987年的2688亿韩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万亿韩元。

即便如此，重生后的三星依然也曾遇到过威胁生命的危机。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三星集团亏损达到22亿美元，负债率高达85%，濒临破产。在总裁尹钟龙的铁腕治理下，三星裁员30%，出售了120多个非核心资产，两年后负债率到55%，最终渡过危机。

三星的“狠”是出了名的。

重获新生的三星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大手笔投入研发，在海内外成立了30多家研究机构，每年营业额7%以上的资金用于研发。从1999年开始，三星荣登专利登记件数最多Top10企业，2002年，三星销售额占世界第一的产品比率高达24.5%之多。

经过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反周期投资等各种在短期看来是自废武功式的起伏之后，三星市值在2002年超越日本索尼，三星电子在2017年取代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终结了后者25年以来的霸主地位。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最大手机制造商的地位。

英雄之路是血与火铸就的。

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道路漫长而崎岖，其间三星花费了数十年在质量、管理、设计、创新等领域进行探索，几次起死回生。

如今，三星在前端产品和后端供应链上都做到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前端的产品上，三星的成绩单相当亮眼——2018年全年，三星手机销量超过了3亿台，连续第7年位居第一；三星电视的销售额占全球市场的29%，销量占18.7%，连续第13年蝉联榜首。

然而，这并不足以让三星成为帝国。

帝国之存在，并不在于手机卖了多少部、电视卖了多少台，而是三星在多条产业链上都已经成为了绝对的霸主，让其得以在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扎根稳立，扼住竞争对手的命脉。

虽然，三星的手机业务已经被后来者逐渐追上，但高毛利率的半导体和面板业务却一路高歌猛进——作为全球最大的屏幕供应商和闪存供应商，三星出产的DRAM内存占了全球产量的70％，NAND存储芯片约占全球产量的30％。

在中国市场，三星一年能卖出几千万块屏幕，而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移动硬盘、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大多都使用了三星的存储芯片。三星一年可以从中国市场赚走3000亿元。

从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再发展到制糖、建筑、纺织、保险、零售等制造业和金融业，如今的三星在手机、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做到了全球第一，集团旗下近80家子公司，最高曾占韩国GDP的四分之一，在扛起了韩国科技大旗的同时，建构了一个传奇的商业帝国。

80年时间，三星走上王座。

从拷版、到模仿、再到紧跟技术领先者，最终自己成为了全球技术领先者，要说其中有什么秘诀，那便是在关键技术面前，三星始终是一块海绵，“保持饥饿”。

也就是这份“饥饿感”，让三星这一路上的吃相显得并不好看。商业世界里，三星绝对算不上高尚。盗窃、抄袭、作弊的名声是其发展史上擦不掉的印记。

然而，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一切钻营如今看来都可称之为三星的“坚守”。

技术是最强大的生产力。

数十年间始终坚持的垂直化整合战略和科研投入，使得三星在产业链端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2018年，三星电子全年营收达到243.77万亿韩元（1.44万亿元），利润为58.59万亿韩元（3460亿元），利润率为24.03%。营收是华为的2倍，利润是华为的6倍。

其中，三星电子的主要利润来源仍旧是半导体，占比超过70%，包括DRAM内存芯片和NAND Flash闪存芯片。作为一家披着手机外衣的半导体公司——从SOC芯片、NAND、DRAM、OLED屏幕、CIS，甚至电池，三星都包揽了，在智能手机产业里，能做到如此硬件垂直整合的，仅此一家。

借助在供应链上的强悍话语权，三星仍然能够卡住包括苹果在内的几乎所有手机厂商的命门，铸就了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护城河。

也正是站在如此伟大的功绩之上，今天的三星才更加谨慎和急迫——5G压境，三星作为重量级的种子选手，必须参赛并为国争光。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抗。

其中，美国电信运营商Verzion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先后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5G网络。韩国政府还宣布，将在 2022 年之前投资 30 万亿韩元 (合 260 亿美元)，建立覆盖全国的 5G 通信网络。

在日本，NTT Docomo、KDDI、软银公司和乐天四大电信公司也已经获得了政府分配的5G频谱。四家还表示将在五年内累计投入不到1.7万亿日元(合152.9亿美元)来建设5G网络。

在美国，特朗普更是亲自宣布了5G部署，声称将投入2750亿美元建设5G网络，并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要求其放开频谱资源，提升批准效率。

在 “美国只能输不能赢”的口号声中，中国的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三大运营商齐发力，华为一边突围一边积极奔走，5G手机、5G公交、5G医院等各种应用均在加紧落地。

5G战场之上，金戈铁马，鼓声冲天，你方唱罢我登场。

敌人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此紧张氛围下，三星才急迫地抢发5G手机和折叠屏手机，恐为人后。在这场与自己、与对手、与时代的竞争中，蕴藏着三星半导体进一步扩大优势、三星手机重回神坛的重要机会窗口。

4月份，三星电子公布了“半导体远景2030”规划，这是一份投资总额高达1157亿美元的计划，用于逻辑芯片的研发、生产和代工，并为相关专业人才创造15000个就业岗位。

这一规划与韩国政府在近期提出的以非内存芯片、生物科技和下一代汽车为重点对象的产业扶持计划相呼应。三星的商业版图背后，是以三星为核心、上下游韩国企业共同参与的长期发展计划的成功，在此过程中，产学研与政府之手，缺一不可。

三星之道，提供了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模板，只是这其中埋藏着“爆点”——抢跑与坚守的背后，三星必须平衡速度与质量，容不得再“炸”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