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先锋，同时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生涯波澜壮阔，充满传奇。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航者，还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为革命播撒火种。但是这位被誉为“怪杰”的文人，因其独特的性格和思想，也经历了诸多曲折。
陈独秀是皖人，性格直率，脾气大，他粗喉亮嗓，动辄拍桌子、掼茶杯，在党内俨然如家长般存在，因此同志们背后称他为“老头子”。他一生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即使在被开除中共党籍后，也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馈赠，展现了傲骨文人的风范。
但陈独秀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一度引领革命风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右倾思想逐渐显现，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一失败使他不得不离开中央的舞台。在1931年“918事变”后，他勇敢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却因此遭到逮捕。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未放弃革命信念，他坚持写抗日文章，表达了强烈的抗战决心。他积极寻求回归党组织的途径，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并且陈独秀与年轻的毛主席曾有过一段并肩作战的岁月，两人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当陈独秀先生出狱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叶剑英等人，听到消息的毛主席想了一下，回复道：回延安可以，但是必须答应三个条件！
那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陈独秀答应了吗？
首先想要知道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就必须先要了解一下陈独秀先生生平！
陈独秀是我国共产党的早期奠基人之一，。1879年10月，他出生于安徽怀宁，其名字“独秀”源自家乡的一座山——独秀山。因为出生在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陈独秀目睹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义和团抗争等一系列国耻事件，这些经历深刻地塑造了他的爱国情怀和变革意识。
年轻的时候，陈独秀曾经五次前赴日本求学，在当时其实出国留学一方面是为了求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难，因为心怀革命之心，这和当时国内还处于清朝统治的理念完全相悖，当时的清政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不是有个笑话吗，慈溪做火车都得要马拉着，其实就能完全体现出当时的封建统治有多么的可笑！在日本，他学习了西方的新思潮，这些思想成为他日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三十岁的陈独秀已深入参与到革命活动中。他曾在安徽都督府担任秘书长，致力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尽管没有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但他通过创办《新青年》杂志，大力宣传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1915年，《新青年》的创立，激发了一场风靡全国的文化和思想变革，陈独秀与李大钊携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20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共最初的核心组织，并担任秘书长。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者，这场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可是陈独秀的政治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直率和缺乏策略性，使他与党内外的许多人产生了分歧。鲁迅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说他像是仓库外的一面大旗，标语虽威严，但仓库门却敞开，易于洞察内部情况。这种性格特质，使他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经常表现出不满和独立性。尤其是当共产国际的决策与中国国情严重不符时，他的不满更为显著。
就比如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批评中国同志们利用国际资金不力时，陈独秀激烈反驳，指出大量资金被代表们挥霍在高消费上，而非用于革命。说白了就是哪怕在高的参天巨树，也会有一些蛀虫，而且当时能心生革命之心的读书人，哪一个家里不是环境优越的，可能在别人看来，这种消费是正常消费，但是在陈独秀眼中却是十分的浪费！这种对革命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坚持，使他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逐渐疏远。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开始怀疑与蒋介石的同盟战略，提出共产党需要保持独立性以制约国民党。他的这种独立主张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到了1927年的八七会议，陈独秀因其立场与共产国际指示不符，被免去了所有党内职务，这标志着他与党的关系彻底恶化。
被开除党籍后，陈独秀并未放弃对革命的追求。1928年，他未受邀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对党中央的疏离感。在这段时间里，他深受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对共产国际的批评产生了共鸣。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与陈独秀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给了他巨大的慰藉和新的方向。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托派”。说的是起源于苏联共产党内部，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托洛茨基主义是其核心思想，也被称为“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采取持续和不断的革命策略。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等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后来的“托派”。这一行动虽然源自他对革命道路的深思熟虑，却不幸地让他走上了与自己最初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对立的路径。由于新立场与中共六大确立的政策方向存在本质冲突，再加上他对托派活动的积极参与和坚持己见，中共中央在1929年11月最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彻底切断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但是陈独秀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被开除党籍后，他被国内托派选为总书记，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并在“九一八”事变后调整策略，将斗争重点转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种坚定的立场，使他在国民党内部也树敌众多。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他，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面对这一指控，陈独秀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坚决否认危害民国，认为政府并非国家，打倒腐败政府并不等于危害国家。他的辩护词掷地有声，展现了他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尽管有许多人为他推荐辩护律师，包括蔡元培、胡适等，但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并不领情。他认为这些辩护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耻辱。他始终认为托派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不愿被人看成是国民党一条道上的人。因此，在章士钊辩护后，他立即发表声明，强调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自己的文件为根据。
最终国民党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经过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在狱中，陈独秀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撰写文章和信件，继续为托派事业而奋斗。
1937年8月，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他拒绝了国民党的示好，坚守自己的气节。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都曾努力争取陈独秀的回归，陈独秀本人也想去延安，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但遭遇了不少波折。尤其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后，他们对陈独秀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指责他为“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这无疑给陈独秀的回归增加了难度。
当然更大的阻碍或许来自陈独秀自己的坚持。当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出狱后，毛主席曾亲自提出三个条件，期望他能回到延安，与党共同抗日。这三个条件不仅涉及到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对抗日战争的实际支持，还有对过去与托派关系的切割。但陈独秀对此并不买账。
第一个条件：毛主席首先希望陈独秀能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不仅是为了抗日大局，也是为了党内的团结。这个条件其实在我们后来人看来，可以答应的，但是当时陈独秀先生已经对国民党完全死心了，所以并不看好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当然陈独秀也没反对！
第二个条件：希望陈独秀能通过实际行动来展现他对抗日战争的支持。这可能包括参与抗日宣传、组织或捐助等活动。陈独秀虽然支持抗日，但他并不愿意按照党的要求去行动，他认为自己有自己的方式去支持抗日。
第三个条件：最后一个条件是要求陈独秀彻底断绝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联系，并公开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这一条件触及了陈独秀的底线。他虽然对自己的托派经历有所反思，但公开承认错误并彻底断绝联系，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个条件是陈独秀先生完全不答应的，这关乎信仰问题，虽然都是共产主义，但是理论派别之争是很难打破的。
在面对这些条件时，陈独秀展现出了他的坚定和执着。他不愿在思想和原则上做出妥协，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回到延安的机会。他曾对好友朱蕴山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这句话透露出他对过去岁月的怀念，也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环境的无奈和疏离感。
周恩来在王明失势后，曾多次尝试邀请陈独秀到延安，但都被他委婉地拒绝了。陈独秀选择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即使这意味着与党的主流路线背道而驰。他的这种坚持，既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也预示了他与党的渐行渐远。
1938年8月，陈独秀在历经多次迁徙后，最终选择了四川江津作为他的寄居之地。生活的困苦和身体的衰弱并未击垮他的独立精神。尽管离开了组织，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仍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气节。
1939年2月，陈独秀因重病在重庆住院。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特地前来探望，表达了对这位老同志的深切关怀。数月后，周恩来再次踏足江津，亲自邀请陈独秀重返延安。他诚恳地说：“独秀先生，我此次来访，一是关心您的健康状况，二是希望您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出发，放下过去的成见，重返党的怀抱。党中央和您的许多老朋友都在热切地期待着您。
陈独秀听后，沉默了许久。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的遭遇，被排斥、被误解，甚至被诬为日本间谍。那些痛苦的记忆如同一道道伤痕，刻在他的心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恩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你知道，我当初出狱时曾主动提出去延安，却遭到了拒绝和诬陷。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我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在那里，我只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而无法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宁愿留在这里，过一种实实在在的学者生活。
周恩来听了陈独秀的话，心中不禁感到一阵失望。但他仍然尊重陈独秀的选择，并从党的互济基金中拿出100元银票，希望能为陈独秀解决一些眼前的困难。然而，陈独秀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份帮助。他说：“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比如监狱中的同志和烈士家属。我怎能心安理得地使用它呢？”周恩来无奈，只好将银票收回。
在江津的日子里，陈独秀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他的精神却是充实的。他继续致力于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并受国立编译馆的约请，编著了一部文字学专著。这份工作不仅为他带来了经济上的支撑，更让他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即使身体日渐衰弱，他也从未放弃过对学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生活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时常折磨着他，使他无法继续写作。经济的困窘和身体的病痛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气节。他拒绝了那些与他政治立场不合者或国民党著名官僚的赠予，甚至包括他曾经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罗家伦和傅斯年的救济。他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这句话不仅彰显了他的孤傲清高，更体现了他对人生价值的坚持。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逝世，享年63岁。他的离世让许多人为之惋惜，但他的精神和原则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中央最终在历史的评价中恢复了他的名誉，宣布他从未为日寇工作过，那些曾经诬陷他为汉奸的记录也被正式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