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决定开始战略大转移，目标是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向西部展开长征。然而，要保证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留守中央苏区的任务必须由一支坚决而有力的队伍负责。于是，关于谁该留下、谁该撤离的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留守意味着面对敌军的正面围剿和极高的生存风险。这一时期的会议记录揭示出高层在决定留守名单时的艰难与暗流。

在这场战略转移的会议中，陈毅作为苏区的重要将领，拖着打着石膏的伤腿站在大雨中，向士兵们激动地宣告：“同志们，革命一定会成功！红军虽走，但我们留下的阵地还在。拿起武器，战斗到最后一刻！”他的激励话语为士气低迷的战士们注入了一丝斗志。但这种激励之下，是红军高层之间微妙的政治博弈。

红军将领项英和陈毅名列留守名单，两人都被视为最适合带领剩余力量的指挥者。陈毅因腿伤无法随大部队转移，项英则经验丰富，具备组织残留部队的能力。而这份名单中还有其他显眼的名字：宣传家瞿秋白、革命家何叔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人。几乎所有的留守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和毛泽东关系非同寻常，这不禁让人怀疑，此名单背后是否带有刻意打压毛泽东势力的意图。

博古、李德等高层对毛泽东的不满早已有迹可循。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李德为摆脱失利责任，对红军的领导人进行重新调整，将更多亲近毛泽东的人排除在长征计划之外。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在苏区的威望而言，他原本是随主力部队撤离的最佳人选，但出人意料的是，博古与李德最初竟提议将毛泽东留在苏区。这个决定在高层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对。幸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力主毛泽东随大部队转移，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对未来的长征至关重要。最终，毛泽东得以随主力转移，这个决策后来也证明了其对于红军长征成败的深远意义。

另一位博古意图留守的将领是刘伯承。他的军事能力及坚定的反围剿立场，使博古、李德倍感压力。二人在拟定名单时甚至强行要求刘伯承留下。然而，留守苏区不仅意味着无尽的战斗，还可能断送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方反对。博古不得已作出妥协，刘伯承才最终脱险。

这场留守决定的会议不仅决定了个体命运，也关乎着整个苏区的存亡。最终名单中，留下了约16000名红军士兵，其中包括2000名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以及大量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除此之外，还有近25000名因伤病无法行动的伤员，这些人无法参加战斗，但又需要物资和医护人员的照料，进一步削弱了留守部队的作战实力。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前起草了《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他在指示中指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留守部队应当放弃土地，换取时间，与敌人游击作战，确保部队完整。”毛泽东这一方针深深影响了留守指挥官们的作战策略。他们被迫在山间游击，放弃了传统阵地战，转而灵活作战，尽可能地保存实力。正是这一作战策略，使留守部队在面对数倍敌军的围剿下，仍能顽强抵抗并保存部分实力。

历史最终证明，这份名单对中央苏区的红军残部意味着生死考验。面对装备精良的敌军和恶劣的生存环境，陈毅、项英带领余部开展游击战。几经挫折，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最终在数年后成功突围生还，虽经历了巨大牺牲，终究为红军历史留下了不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