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之下，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史称“南昌起义”。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成功占领了南昌。
在“南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三个政府并存，分别是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作霖的北平北洋政府。
而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根据自身的利益，从而选择依附他们中意的政府。
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黄绍竑和李宗仁、四川的杨森、云南的龙云、贵州的周西成，都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江西的朱培德、湖北和湖南的唐生智、张发奎和程潜、陕西和甘肃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都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号令。江北的孙传芳、山东的张宗昌、河南的张学良，都听命于北平北洋政府的号令。
“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蒋介石紧急下令调集各路部队进行讨伐，企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之中。
就在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汪精卫也没有闲着，他多次向朱培德和张发奎发布命令，让他们迅速集结赣东和赣南地区的部队，镇压起义军。
8月3日，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派出的大军压境，南昌已经无法守住，中共中央命令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境内南下。
中共中央的意图是，起义军进入广东夺取广州，在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次挥师北伐。
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当中，就包括叶挺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而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都是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麾下的部队。
眼看自己的两支部队都投靠了共产党那边，张发奎十分愤怒，他认为叶挺和贺龙背叛了自己，当即决定出兵追击。
由于起义军正在向广东境内转移，广东的李济深必然会出兵阻止，而张发奎又要出兵在后面追击，起义军即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处境。
就在这个时候，张发奎麾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出了一个主意。
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张发奎身边的秘密党员，他对张发奎说：“起义军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然会出兵迎战，届时广州城内的防御就会空虚，正是我们攻占广州的大好时机。”
因此，叶剑英向张发奎提议说：“我们与其出兵追击起义军，还不如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驱广州，进而占领整个广东！”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于是撤销了追击起义军的命令。
但是，为了避免被武汉国民政府扣上“通共”的嫌疑，张发奎还是派出了小部分兵力追击起义军，大部分兵力从南雄进入广东境内。
就在张发奎的部队进入广东境内，企图控制广州的同时，共产党深刻的认识到，如果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拥有多么深奥的理论修养、政治判断和民众组织，都是难以成就一番事业的。
就像马克思曾经说的那样：“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8月20日，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太雷匆忙从武汉赶往广州，此时的他还兼任着广东省委书记。
张太雷这次的任务就是，积极准备在广州和广东各地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以此来配合正在南下进入广东境内的起义军夺取广州。
9月14日，张太雷在广东各地积极筹备工人和农民暴动的同时，在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会议上正在热烈讨论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后的前景问题。
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认为，南下广东的两万起义军面对驻守李济深的四万部队，完全可以取得胜利，而且起义军的到来还会加强广州的工人和农民运动，首先占领广州，然后占领湖南，随后向长江一带进军，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然而，起义军的南下之路历经坎坷，并不像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所预想的那么顺利。
叶挺和贺龙率领起义军一路上边打边走，经过两个月的行程，终于来到了潮汕地区，却遭到李济深部队的阻击，导致起义军伤亡惨重，使得发动广州起义的计划落空。
很快，张太雷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来信，信中写道：“由于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广州起义的计划应当马上停止”。
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在会上说道：“广州起义完全是独立的行动，绝对不能因为贺龙和叶挺的失败而停下来！”
在诺伊曼的坚持之下，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正常开展广州起义的计划。
聂荣臻在后来的自传《聂荣臻回忆录》一书当中写道：
“诺伊曼的作风飞扬跋扈，他就像一个钦差大臣，是一个十足的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军事，没有实战经验，就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
其实，诺伊曼坚持要正常开展广州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当时粤军和桂军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
11月17日，李济深奉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要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召开军事会议。
然而，李济深前脚刚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和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就发动了兵变，打着“拥护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号，并把黄绍竑的桂军和李济深的粤军驱逐广州，史称“张黄事变”。
11月18日，张发奎出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任命支持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分别担任广东省省长、广州政治分会主席。
看到张发奎和黄琪翔的行动如此迅速，令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的李济深十分震惊。
就在“张黄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这是一次工人和农民发起暴动的绝好机会，于是要求张太雷随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
李济深和黄绍竑被驱赶出广州以后，心里非常气愤，他们联合各路桂系军阀发起了反攻。
面对紧张的局势，张发奎紧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具体的应对措施。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叶剑英故意对张发奎说道：“如果要应对桂军的进攻，我们必须要全力保住广州，把能用的兵力全部派上去，把警卫团留在广州城内就行了！”
为了保住广州，张发奎再次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
张发奎让叶剑英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的一个营留守广州城内，其余的兵力全部派往前线，并且任命黄琪翔担任前敌总指挥。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广州城内的兵力空虚。
第四军教导团一共有1300多人，全团编为三个营，以及一个炮工连、一个辎重连和一个警卫连，叶剑英曾经兼任教导团团长，为了不让张发奎怀疑，他主动提出了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
尽管如此，第四军教导团实际上依然听命于叶剑英的号令。
除此之外，叶剑英还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对第四军警卫团进行了扩编，将原来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三百余人纠察队编为第三营。
得知张发奎已经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广州的城防事务由叶剑英负责，张太雷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制定出了发动广州起义的具体方案。
12月6日，在张太雷的主持之下，广东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最终把广州起义的时间确定为12月12日。
参加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除了叶剑英在广州城内率领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作为内应以外，张太雷把工人赤卫队编成了七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他还发动广州郊区的农民也参加起义。
12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汇报广州起义的具体方案，并且得到了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张太雷马上组织广东省委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身在香港的叶挺担任总指挥，任命身在广州城内的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
12月10日晚上，叶挺乘坐一列从香港九龙开来的火车，秘密来到广州，他身着一身长衫，头戴一个大礼帽，还带着一副墨镜，手拄一根手杖，缓缓走下了火车。
此时距离原定的广州起义时间越来越近了，叶挺需要赶快弄清广州起义的具体方案。
可是，叶挺刚一见到张太雷，正要询问广州起义的详细情况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当时，位于广州城郊的一个制造武器的“大安号柴米店”被国民党军警发现，这是工人赤卫队专门用来秘密生产手榴弹的地方。
汪精卫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顿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马上给张发奎连续发送三封电报，要求张发奎立刻对广州实施戒严，并且解除教导团的武装。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要求张发奎集结广州外围的部队，火速返回广州进行防御。
遇到这个突发事件，让张太雷和叶挺有些措手不及。
眼看情况万分紧急，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张太雷和叶挺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广州起义的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两点。
12月11日凌晨两点，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周文雍等人乘坐一辆卡车来到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而教导团的战士们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时刻的到来。
在经过简短的誓师大会之后，第四军教导团团长杨松树走上讲台，把帽子上面的青天白日徽标抠了下来，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不仅如此，杨松树给全团1300多人每人发了一条红领带，系在脖子上，作为起义军的标志。
凌晨三点三十分，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等人的领导之下，第四军教导团首先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意味着广州起义正式拉开了大幕。
随后，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两个营和工人赤卫队共约5000余人，开始向广州的各个要点发起突然袭击。
除此之外，就连来自苏联、朝鲜、越南的革命者也纷纷站了出来，跟随广州的起义军一同加入了起义。
起义军的武装力量共分为三路：东路、中路和南路。
东路由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和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率领，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直指沙河，很快就打垮了张发奎留守在这里的一个步兵团。
在俘虏敌人六百余人的同时，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然后，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又歼灭了驻守在燕塘的炮兵团，并且协助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为顽固的一个堡垒——广州市公安局。
在中路的战斗当中，第四军教导团的一部分兵力和工人赤卫队首先攻占了广东省政府，然后占领广州的制高点观音山（如今的越秀山）。
而在南路的战斗更为重要，警卫团第三营和工人赤卫队联合向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械库等重要场所发起进攻。
徐向前把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分为两队，一队进攻芳村的警察局和保安队，另一队进攻佛山。
除此之外，位于广州郊外的花县、南海县等地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红军，全力配合起义军打击敌人的据点。
凭借在观音山等一些制高点上的成功布防，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城，广州起义进行的十分顺利。
12月11日拂晓时分，周文雍找来一条巨大的横幅，在上面写上了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
周文雍把这个巨大的横幅悬挂在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大门口，同时也意味着广州工农革命政权和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与之前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同，广州起义的起义军直接摒弃了国民党的旗号，第一次公开打出了“红军”的旗帜。
从此以后，“红军”的旗号开始在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之中一直沿用。
12月11日早上六点，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由苏兆征担任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由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兼广东省委军委委员。
由于苏兆征长期在苏联从事革命工作，在他没有回国赴任之前，由张太雷暂时担任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
12月11日晚上十二点，在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二楼的指挥部里面，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通过分析当前的形势，叶挺认为，起义军经过一天的血战，已经伤亡巨大，一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广州，那么起义军将会无力抵抗。
因此，叶挺提出建议，起义军应当立刻放弃广州，务必要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赶回广州之前，撤退到广东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丰和陆丰（俗称海陆丰地区，如今的广东汕尾）。
然而，叶挺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强烈反对。
关于这场辩论的具体情况，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回忆录》一书当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既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当面指责叶挺是逃跑主义。而张太雷等几位同志不懂军事，只能听从诺伊曼的意见，并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
面对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指责，叶挺只好沉默不语。
那么，诺伊曼为什么反对撤离广州，坚持固守广州呢？
当时，莫斯科正在召开苏维埃政府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想要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彻底开除出党，就需要中国革命取得一次大的胜利，才能说明他支持中国革命是正确的。
因此，斯大林希望看到，起义军能够坚守广州越久越好，说明中国革命正在朝着胜利的方向行进。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强烈反对，而张太雷等人也不愿意放弃刚刚夺来的广州，叶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然而，从12月12日开始，张发奎的三个师和驻守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五军从三面向广州发起反扑，广州的严峻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