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相较于殖民体系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扩展，以中国为中心所形成的朝贡体系在19世纪上半叶则经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与挑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殖民者强扣中国国门，以“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为标志，清廷也逐渐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方式和策略。

(一)19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朝贡体系的变迁

在19世纪上半叶的绝大部分时间里(1840年以前)，朝贡体系基本还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模式。

尽管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体系不断在中国周边对古老的朝贡体系进行挑战，但这种挑战绝大部分还是以尊重朝贡体系的安排为前提的。当然，由于西方殖民者拓殖历程的不同进展，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朝贡体系要先于东北亚地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但从朝贡体系的具体实践来看，19世纪上半叶周边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出现与清廷“脱贡”的迹象。一方面是由于相较于殖民体系来说，朝贡体系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纳。

特别是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朝贡体系要比殖民体系更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另一方面，借助于清廷依旧保持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周边国家和地区借与清廷之间的朝贡关系以抵抗西方殖民者对本国和本地区的入侵和殖民。因此，与一般历史常识相悖的是，在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加强与清廷之间的朝贡关系的“积极”意愿。

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较于中国大一统的前现代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并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国家，有的甚至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根本无法抵御殖民体系的冲击。而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不仅能有效抵御殖民体系的冲击，更能保全统治者对国家的实际统治和控制。

与殖民体系的忌惮相比，清廷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强与清廷之间的朝贡关系的态度却是极其的抗拒。这一方面与朝贡体系中國有的“上国不治夷狄”传统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朝贡体系实践中,朝贡国越来越成为清廷的负担。

以尼泊尔为例，在1792年清廷与尼泊尔之间建立起朝贡关系以后，清廷除了要赏赐尼泊尔大量的贡品以外，尼泊尔使团每次朝贡过程中途经西藏、四川、山西、河南等地方，都要由地方供应使团的衣食住行各项事宜。

朝贡使团看准了清廷对其优待条件，更是在出使过程中央带货物进行贸易，甚至携带清廷明令禁止的商品，但有的却更是在尼泊尔言廷的公然支持下进行。利用使团所有供应均有地方支援的有利条件，使团往往会在中国内地长时间停留，更有甚者会停留3-4年的时间。

(二)19世纪初西藏地方内外环境的变化

对喜马拉雅地区政策产生影响的不仅是清廷整个朝贡体系变迁所带来的，更是由西藏地方局势的发展所决定的。

19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西藏地方除了驻藏大臣座次风波、波窝事件、乍两活佛内讧以及达旺争端以外,并无出现其他根本性的问题。其中肇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驻藏大臣座次风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地方上层挑战中央治理权威，借机扩张势力的现象。

事件缘起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金瓶掣签”制度，西藏地方政府借认定八世喇嘛转世灵童的机会，向嘉庆帝提出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后得到允准。而寻访的九世喇嘛仅仅在七年后病逝，引发嘉庆帝的怀疑。后在九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中嘉庆帝拒绝了西藏地方提出的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由此引发驻藏大臣的座次争端。

按照嘉庆帝“持以镇静”、“遵奉定制”的指示，驻藏大臣基本维持了清廷在西藏地方治理中绝对权威的地位。清廷在西藏地方治理中地位的稳定使其在喜马拉雅地区问题上愈发保守，这种保守根源于清廷对西藏统治的绝对稳定。

(三)19世纪上半叶清廷的喜马拉雅政策

在整体朝贡政策及清廷在西藏实际统治的双重影响下，清廷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政策表现出愈发保守的特征。19世纪上半叶，由于清廷的各项内外政策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谋划,清廷整体朝贡政策对喜马拉雅地区政策的影响仍是策略性的。

相比较来说，清廷在西藏实际统治的需要则是影响喜马拉雅地区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清廷的喜马拉雅政策根植于其在西藏的统治，其政策的核心就是保证清廷在西藏统治的稳定，进而达到“安众蒙古”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尼泊尔乃至这个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也是被动之举。

因此，在战后安排中，清廷的政策也充满了“保守主义”的色彩。而从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19世纪上半叶清廷介入喜马拉雅地区的意愿是非常不强烈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对沾染上地区的任何麻烦。英国殖民者通过对尼泊尔国内政局的介入以达到影响该国政策的手段相比，清廷的政策则完全符合这一时期朝贡政策的整体思路。

如1804年尼泊尔国内政局动荡之际，尼泊尔国内各派别纷纷向驻藏大臣求救以期清廷能介入到其政局之中,嘉庆皇帝则几次三番地反对西藏以任何形式介入到尼泊尔的国内政局冲突中:

“岂有天朝容纳叛臣之理”。“若逃至境上,不但不行收留，应当缚交该国王听其自行办理”、“逃亡他处，听其自便”等处理手段都说明以达到“边界自可永臻宁谧”。这种处理喜马拉雅地区的方法在19世纪上半叶是一脉相承的,也形成了喜马拉雅朝贡体系的一般性原则。

例如在对待1816年的英尼战争、1841年西藏地方与拉达克之间的冲突及其后英国吞并拉达克，1846年尼泊尔国内政局的动乱，历任皇帝和驻藏大臣都近乎一致地采取了“避免介入”的鸵鸟政策,更有甚者在1816年英尼战争期间，嘉庆帝派赛冲阿“以奉旨询问喇嘛呼毕勒汗为名”赴藏维持边界稳固，以免英尼双方得到大军入藏消息而强拉清廷介入冲突。

但在赛冲阿具体处理时，就因向英尼双方发檄谕时透露了大军入藏的消息，嘉庆帝屡次以“胁以兵威”、“妄起贪功之心，欲构成边衅以邀爵赏，而至国家大局于不顾”为由质问其“是诚何心”?这也就直接印证了清廷对于介入藩属国冲突的小心和谨慎，也反映了清廷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整体策略是极端保守的。

结言

尽管在具体的政策设想中，嘉庆帝也指示驻藏大臣等要在尼泊尔局势危急时要从“兴灭继绝”、“事大字小”的原则出发拯救尼泊尔国王于水火，但嘉庆帝也指示众大臣“当密存于心，所有文武员弁,不可使一人知之,若稍一宣露，岂非招之便来自启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