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八年春，辽东城下血染玄菟。隋炀帝杨广站在龙辇上，望着前方久攻不下的城墙，不会想到这场动用113万大军的征伐，竟成为隋帝国崩塌的导火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三十年前那个看似恭顺的藩属国说起。
开皇九年，隋军横渡长江灭亡陈朝的消息传到平壤，高句丽婴阳王高元连夜召集重臣。这位刚继位的新君深知，中原王朝完成统一后，下一个目标必是东北边疆。他紧急增修千里长城，同时向突厥、靺鞨遣使结盟——这些动作被隋朝边境的烽燧尽收眼底。
2017年吉林集安高句丽遗址出土的隋五铢钱与突厥箭镞并存，证实了高句丽的“双面外交”。这个表面岁贡不绝的藩属国，暗中却在构建对抗中原的军事同盟。隋文帝在边境屯田留下的犁铧与铠甲，无声诉说着当时剑拔弩张的局势。
开皇十八年，三十万隋军冒雪出临渝关。汉王杨谅督师的水陆大军，本欲一举荡平高句丽，却因粮道被契丹袭扰陷入绝境。辽宁朝阳出土的隋军灶坑遗址显示，远征军日均消耗粮草高达万石，陆路运输效率低下导致“师出百日，粮尽兵疲”。
高句丽采取的焦土战术更为致命。他们清野千里，将隋军诱入辽东寒冬。现代气候学研究证实，598年辽河流域遭遇百年一遇极寒，隋军非战斗减员超过三成。婴阳王在高元城（今朝鲜平壤）捧出“辽东粪土臣”的降表时，隋文帝的霸业已随冻毙的将士埋骨雪原。
大业七年的洛阳码头，三千艘战舰遮蔽黄河。隋炀帝为彰显“天朝上国”威严，竟令全军分二十四路出征，每路相隔四十里。这种“首尾千里，鼓角相闻”的阵型，成为军事史上的反面教材——辽东出土的隋军令箭显示，前线部队收到撤军诏令时，后方部队才刚刚开拔。
三次东征暴露出隋朝军事体系的致命缺陷。2014年河北发现的运粮木牍记载，民夫从涿郡向前线运送一石粮食，途中需消耗八石口粮。当杨广在辽河东岸建造“鱼梁大道”时，山东、河南的农户正因征粮令典儿卖女。
婴阳王最终在612年假意请降，但隋帝国的根基早已动摇。辽东城遗址挖掘出的万人坑，与同时期中原出土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民谣刻石，构成了残酷的历史镜像。
隋朝征高句丽本质是新兴帝国与地区强权的碰撞。最新研究显示，高句丽鼎盛时期控弦二十万，其山城防御体系依险而建，绝非传统认知的“边陲小邦”。隋炀帝的失败，实为低估对手战力与高估自身国力的双重失误。
当杨广第三次从辽东铩羽而归时，黎阳仓的烽火已点燃天下。这场持续26年的霸权之争，用百万枯骨印证了一个真理：任何脱离国力的扩张野心，终将遭到历史的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