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一线，屯兵备战
1979年3月，解放军第14军42师126团刚打完自卫还击作战，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云南河口县撤了出来，但他们可没就此回内地歇着。部队直接被派到云南马关县的夹寒箐、小坝子、都龙这些地方驻扎下来，全都挨着中越边境一线。夹寒箐是山间夹道，小坝子是个不起眼的小平地，都龙则是更靠近边境的战略点。
中央的指示很明确：不能让越南喘口气，要保持军事压力，把他们拖在战时体制里，耗他们的国力。所以，126团的任务不是撤回去喝茶，而是继续在这片边境线上顶着，既要守住自己的地盘，还要随时盯着对面的动静。
驻扎下来没多久，部队就进入了一种特别的状态。说是休整吧，可一点也不轻松。战士们每天都得检查装备，巡逻边境，防着越南那边冷不丁搞点小动作。这种积极防御的架势，意思很清楚：咱们不主动挑事儿，但你要是敢过来，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到了5月初，昆明军区给126团下了新任务，叫“骑点线”拔点作战。这名字听着挺硬核，其实就是要把边境线上的一些关键点控制住，像骑马一样把点连成线，再把越南的据点一个个拔掉。任务一布置，团里的各个分队就动起来了，分头奔赴不同的区域。
侦察兵们扛着装备，翻山越岭，有时候还得趁夜色行动，尽量不暴露自己。回来之后，情报汇总到团里，指挥员们就得赶紧分析，琢磨下一步咋打。与此同时，整个126团也没闲着，全团上下开始了整补和大练兵。
把之前的损失补齐，武器弹药得重新配全，损坏的装备得修好，人员也得调整补充。新兵来了，老兵带，队伍得捏合成一个拳头。大练兵就更不用说了，战士们每天拉出去操练，跑步、射击、战术演练，一样不落。
烈士善后，文件落地
1979年5月中旬，中央军委下发了一份关于战后烈士善后处理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部队刚从边境一线撤下来，烈士的善后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文件里把抚恤标准列得清清楚楚：普通战士牺牲的，每位烈士家属能拿到450元；连排干部牺牲的，每位烈士家属能领550元；如果是营团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提高到650元；而师级干部牺牲的，标准最高，家属能拿到800元。
除了这些一次性抚恤金，文件还规定，如果烈士生前有抚养或赡养义务，比如家里有老人要养、孩子要带，部队会根据烈士生前的工资总额，按月发放抚养和赡养费。不过，师级干部的抚养和赡养费用不受这个工资总额的限制，可以适当放宽。另外，地方上的民政部门也会根据当地情况，给烈士家属一些额外的补助，但实际情况却不乐观。
数据显示，大多数烈士家属只拿到了中央规定的抚恤金，真正能从地方民政部门拿到额外补助的只是极少数，甚至有的家属听说了某些地方补助高达万元，但自己却连额外的几百块都拿不到，这也让部队在落实政策时倍感压力。
为了把这些复杂的善后工作落实到位，军、师、团三级都成立了专门的善后处理领导小组，每个领导小组都由一位副政委亲自挂帅，负责协调处理各种问题，比如抚恤金发放不到位、地方补助不均等情况。到了126团这边，任务被进一步细化，团里直接成立了八个烈士善后处理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片区域，实行分片包干的原则。
每个小组都得先跟烈士家乡的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联系上，确定好行程安排，然后亲自上门去见烈士的家属。到了家属家里，小组成员得先把烈士的战斗经历和牺牲经过讲清楚，比如这位烈士是在哪场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执行的是什么任务，牺牲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些信息得尽可能详细地告诉家属。
讲完这些，小组成员还得把烈士的立功证书郑重地交到家属手里，这证书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荣誉。接下来，就是遗物的交接环节。烈士的遗物可能是几件衣服、一块手表、一本笔记本，甚至是一些用过的日用品，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不值钱，但在家属看来却是无价之宝。小组成员得把遗物一件件拿出来，当着家属的面清点清楚，确保没有遗漏。
清点完后，家属需要在收条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所有遗物。抚恤金的发放也是重头戏，小组成员得把450元、550元、650元或者800元的现金直接交给家属，同时让家属在另一张收条上签字，证明抚恤金已经领到手。整个过程都得严格按照程序走，不能有任何差错。
每完成一户，小组成员就得在记录本上详细记录下来，包括时间、地点、交接物品的清单、抚恤金的金额等等。到了月底，小组得把这些记录汇总起来，交给团里的善后处理领导小组复核。如果发现有哪一户家属没联系上，或者遗物没交齐，领导小组就会要求小组重新跑一趟，绝不能让任何一户家属的权益受损。
欠款风波，基层为难
1979年8月，126团的善后工作已经忙了好几个月，烈士的抚恤金和遗物交接都逐步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候，一封信从广西田阳某公社寄到了团部，打破了平静。信里写得明明白白，蔡太平烈士生前欠了公社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说是因为家乡今年闹了灾，公社实在撑不下去了，才硬着头皮向部队求援。
3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战士一个月津贴才7块钱，3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战士四年的津贴总和，更别提200斤粮票，那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几乎是救命的口粮。团里接到信后一查，发现蔡太平确实是团里的烈士，生前是个普通战士，家里条件也不好，可能是战前回了趟家，向公社借了这笔钱和粮票应急，结果还没来得及还就牺牲了。
麻烦还不止这一桩，团里翻了翻记录，发现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比如起家才烈士，生前欠了同乡60元，这事儿是他在部队时跟老乡借的，打算发了津贴就还，可惜没等到那天。另一位赵鸿样烈士，欠了同连战友30元，这笔钱是战前他借来买点日用品的，后来牺牲了，债主也没好意思提，可账终究是账。
更有意思的是，赵鸿样战前把个人物品放到了后勤处寄存，其中一双皮鞋因为没人管，时间长了竟然发霉腐烂了，这事儿也被战友翻了出来，成了连里的一桩麻烦事。这些欠款加起来，对部队来说真不是小数字。普通战士450元的抚恤金都未必够还这些债，更别提还有家属要养。基层连队开始犯了难，有个连队甚至开了会，商量能不能从伙食费里挤点钱出来，把这些欠款先垫上。
连里的炊事班算了算账，发现伙食费本来就紧巴巴，一个月也就够买点粗粮和咸菜，再扣点钱怕是连饭都吃不下了。可不还吧，又觉得对不住烈士和家属，毕竟这些债是实打实欠下的，公社和战友那边也有凭据。团里也接到了不少口头反映，说这些债务问题不解决，家属那边不好交代，连队内部也有怨言。
高层出手，统一赔还
就在126团基层为这些欠款焦头烂额的时候，中央战后工作团来了。这支工作团是专门为处理战后遗留问题派下来的，分成两路，广西方向由王震副总理带队，云南方向由谷牧副总理负责。他们一来就深入部队和地方，了解情况。
8月中旬，工作团到了云南边境，126团的领导赶紧把这些欠款的事报了上去。团里把蔡太平欠公社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的情况详细说了，还拿出了公社的来信作为凭据。工作团的人听完没耽搁，当天就把情况整理成报告，直接上报给了中央。
中央接到报告后反应很快，没过几天就下了指示：凡是烈士生前欠下的债务，只要有凭据，不管是欠公社的还是欠个人的，一律由烈士生前所在部队赔还。这政策一出，126团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团里马上组织人手，把所有烈士的欠款情况重新梳理了一遍。
蔡太平的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最先落实，团部派人跟广西田阳的公社联系，核实了债务的来龙去脉后，直接从部队的经费里划了钱和粮票寄过去，公社收到后还回了封感谢信，说这笔钱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起家才的60元欠款也好办，同乡还在连队里服役，团里核实了他俩的借贷关系后，把钱直接发给了这位战友，账就算清了。赵鸿样的30元欠款也很快处理，他的债主是同连的战友，团里找来人一问，借钱的事确实有凭证，是战前赵鸿样写的一张借条，团里就按数把钱还了。
中央还特别强调，赔款必须有据可查，比如借条、信件或者证人证明，不能随便报个数就给钱。这事儿办下来，不仅让烈士家属免去了还债的负担，也让基层部队不用自己掏腰包凑钱，团里的伙食费总算保住了。
参考资料：[1]陈平,唐雄.我亲历的对越自卫还击战(1978—1979)[J].天涯,2016(5):139-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