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客厅中央，脸色涨红，像个被抽掉了底牌的赌徒，声音里带着愤怒、无助和一丝羞耻。
我静静地看着他，仿佛他的话是对另一个人说的。我的手在微微颤抖，却仍然稳稳地拿起放在沙发上的机票。海南的冬天温暖而湿润，适合父母的老寒腿。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平静地开口，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AA制生活，是你提的。既然如此，我的父母，我负责；你的母亲，你负责。”
他愣住了。仿佛不敢相信，我竟然真的会这么“绝情”。
而这场婚姻的裂缝，就是从那一句“我们以后AA生活”开始的。
我叫林蔓，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财务主管。大半辈子都在数字堆里打滚，我以为自己最懂得如何平衡生活的“账目”：家庭、事业、爱与责任。
可直到退休后的第三个月，我才发现，原来婚姻从来不是一场平等的交易。
如果一定要说起这场风波的起因，那得从我和老伴李国平的“AA制协议”开始。
退休前，我们的日子过得不能算差，虽然称不上富裕，但两份稳定的收入足够支撑一个普通家庭的开支。李国平是个大学老师，性格温和，对外人总是客客气气的那种，“老好人”几乎是他在亲戚朋友间的代名词。
可是，婚姻里的好人和坏人，从来都不是标签能定义的。
一开始，他提出AA制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抵触。
他说：“你看咱们孩子也大了，家庭开支也少了，咱俩退休后各花各的，也算是减轻彼此的负担。这样一来，有些事也不用太计较，大家都轻松些。”
听上去很合理。我的工资比他稍高一些，退休金也高出他几百块，AA制似乎可以让我不用再承担更多的开支。
于是，我点头答应了。
可所有的矛盾，往往都潜伏在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
李国平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是个极为传统的农村妇女。她的观念里，儿子是天，媳妇是地，所有的事都理所应当地该由地去承载和包容。
婆婆身体不好，三天两头感冒发烧，家务活也没法干，退休前我们就请了钟点工来帮忙。可退休后，李国平第一件事就是辞掉钟点工。
“咱们都闲在家，花那冤枉钱干嘛？”
从那以后，婆婆的日常起居就成了我的事。买菜、做饭、洗衣服，甚至陪她看病，几乎全落在了我身上。
我有过抱怨，可婆婆的回答让我始终无话可说：“我是你婆婆，你伺候我天经地义。再说了，这些年你们家开销大，钱不都拿去贴补孩子了？我也没花多少。”
她口中的“你们家”，仿佛我从未属于这个家庭，而只是个外来的“帮佣”。
转折点，是我父亲生病的那一年。
父亲突发脑梗，住进了ICU。我来回奔波在医院和家之间，疲惫得几乎站都站不稳。可婆婆却在我刚踏进家门时喊道：“蔓蔓啊，晚饭怎么还没好？我这糖尿病不能饿着。”
我站在厨房里，手指攥得发白。李国平端着手机坐在客厅，悠闲地刷新闻，仿佛一切理所当然。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付出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件需要感恩的事。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做得再多，也仅仅是尽“本分”。
父亲病愈后，我开始慢慢减少对婆婆的照顾。不是故意冷落，而是我实在分身乏术。
李国平对此并没有表示太多不满，只是偶尔抱怨几句：“你也别太偏心了，毕竟咱妈年纪也大了。”
我听了只觉得荒谬。偏心？难道几十年的照顾和忍让，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公平”？
真正的爆发，还是去年冬天。
母亲的腰椎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她到温暖潮湿的地方调养。海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跟李国平商量，希望带父母去海南住几个月，可他说：“家里还有妈呢，咱俩都走了，她怎么办？”
那一刻，我第一次正面提出了AA制的问题。
“你的妈，你负责。”
他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你这话说得可真轻松。咱们是一家人，不是分开两摊的生意。”
我回他一句：“一家人？那你提AA制的时候，怎么没说是一家人？”
他哑口无言。
从那天起，我们的婚姻就像一面镜子，裂开了无数细细的缝隙。
后来，我带着父母去了海南。婆婆留在家里，李国平请了个钟点工，每天过来做饭打扫。
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抱怨钟点工不够细心，抱怨婆婆对他发脾气，抱怨家里没人理会他的情绪。
“你回来吧，”他说，“咱妈也不是外人。你总不能不管她吧？”
我笑了一下，回答：“那你觉得，我的父母，是外人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其实，我并不是个冷血的人。
带父母去海南的那段日子，我经常会想起婆婆。想起她年轻时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的辛苦，也想起她年老后那些让人无奈的固执和偏见。
可我更明白，人的一生，注定无法面面俱到。
如果连我的父母都无法被善待，我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在别人的父母身上？
海南的冬天没有雪。海风吹过来，温暖而湿润。父亲的身体渐渐好转，母亲的脸上也多了笑容。
我知道，当初的选择虽然艰难，但我从未后悔。
至于李国平，我们依然是夫妻，依然有着几十年的感情。可那些裂痕，或许再也无法完全弥合了。
有些事，错过了便无从挽回。
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我希望，这样的结束，至少能让人学会珍惜。
珍惜那些在你身边默默付出的人，珍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平凡日子。
因为当裂缝出现时，后悔往往来得太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