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永徽三年（652），唐高宗李治收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高阳公主遭到非礼。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心头肉，也是唐高宗的姐姐，早在贞观年间，她便嫁给了名相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这次公主被非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高阳公主的侍女的说法，非礼公主的竟是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同时，向唐高宗汇报的人还透露，房遗直自从成为房家家主后，便与一些阴谋分子交往，私下里常常对唐高宗发表不屑的言论，实属大不敬。房遗直被弟媳控告非礼，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立刻进宫举报高阳公主私窥天象，意图谋反。不仅如此，他还给唐高宗带来了更为震撼的内幕消息——房遗爱曾与薛万彻密谋：“若国家有变，当奉荆王（李）元景为主。”
薛万彻是唐初著名的将领，以勇猛著称。他是丹阳长公主的驸马，也就是唐高宗的姑父。如果此事属实，那性质比公主遭非礼、房遗直的恶言更为严重。唐高宗随即命长孙无忌全权处理此事。
于是，这起带有八卦性质的家庭性骚扰案，逐渐演变为高阳公主及房遗爱夫妇谋反案。在某些人的操控下，案件升级为针对唐初宗室的政治大清洗。
唐太宗画像
对于高阳公主被房遗直非礼的指控，唐高宗显然不予相信。毕竟，在贞观年间，高阳公主与高僧辩机的风流韵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后来唐太宗为此赐死了辩机，才平息了风波。可见，高阳公主的名声早已不佳。
作为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的命运却十分悲惨。她注定要成为父亲联络各方势力的工具。成年后，唐太宗便将她嫁给了宰相房玄龄的二公子房遗爱。房玄龄才智出众，与杜如晦齐名，但房遗爱除了姓房，几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才智，史书中记载他“无学有武”，智商不高，除了力气大，别无长处。这样的丈夫，自然难以吸引高阳公主。
因此，高阳公主初嫁房家时便感到不快。为了寻求尊严与乐趣，她不仅大胆与和尚交往，甚至在家中给房玄龄夫妇“摆谱”。然而，房玄龄的妻子范阳卢氏是贞观年间的“河东狮”，不好对付。传言唐太宗曾为奖励房玄龄的贡献，赐予他几位美女，结果房玄龄却战战兢兢，生怕妻子会对他大打出手。唐太宗不信，便召卢夫人入宫，并给她一杯“毒酒”，让她在生死之间选择，卢夫人毫不犹豫地喝下了毒酒。
高阳公主在宅斗方面并非卢夫人的对手，找和尚谈恋爱又不被世俗接受，经过一番思索，她决定将目标放在房遗爱身上，极力鼓励他争夺家产，挑战长兄房遗直。于是，房遗直便成了高阳公主眼中的“眼中钉”。
唐太宗曾封房玄龄为梁国公，享有与郡王相同的待遇。按照规定，房玄龄去世后，爵位应由嫡长子房遗直继承。然而，高阳公主对此并不认同。房玄龄去世后，她立刻在房家展开争斗，借助皇家公主的威势，鼓动房遗爱夺取原本属于长兄房遗直的爵位。房遗直无奈之下，向唐太宗上书，告知高阳公主在房家捣乱的经过。
唐太宗得知后勃然大怒，召见高阳公主狠狠训斥，并禁止她插手房氏爵位的继承问题。然而，唐太宗去世后，高阳公主又开始行动。她找到即位的唐高宗，请求将房遗直逐出房家。唐高宗虽然不如唐太宗果断，但也以仁厚著称。为了顾及高阳公主和房家人的面子，他最终发令将房遗直和房遗爱分别调往山西隰州和湖北房州担任刺史。
然而，高阳公主并不甘心，在暂时平息一段时间后，直接控告房遗直非礼自己，这才引发了开篇所述的互咬事件。
唐高宗将案件交给长孙无忌处理，虽然有些大材小用，但长孙无忌作为皇帝的舅舅，处理家务事也算顺理成章。长孙无忌显然了解高阳公主的个性，这起家庭纠纷案的审理并不复杂。然而，从某种程度来看，唐高宗将这种小事交给长孙无忌处理，显然希望看到的并非一般的审理结果。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该如何审理此案？他决定打破常规。通常情况下，若高阳公主声称被非礼，理应提供证据和证人；而房遗直若指控公主谋反，亦需拿出相关证据。然而，长孙无忌并未采取这些常规方法。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长孙无忌接到唐高宗的命令后，立即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鞫问”。所谓鞫问，即严苛审讯，必要时还要施加些手段。根据史书的描述，这场拷问是不分原告与被告的。也就是说，所有涉案人员在长孙无忌面前，或许都遭受了刑讯。
经过一番审讯，案件的真相逐渐明朗。长孙无忌很快发现，所谓高阳公主被非礼，实际上是高阳公主对房遗直的故意诬陷，目的是为了获取房玄龄留下的爵位和财产。而房遗直所言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之事，当前也并无实证。
然而，公主夫妇谋反的证据虽然暂时没有，但并不代表将来不会有。在审讯期间，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传来了唐高宗的哥哥、濮王李泰病重的消息。
李泰在贞观年间是一个高度危险的人物。曾经，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李泰向唐太宗“表忠心”，称若他成为太子，必会亲手杀死自己的所有孩子，将皇位传给弟弟李治，以保大唐江山万年太平。在李承乾的供述中，李泰也是促使他谋反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泰因而遭到唐太宗的打压，最终被贬为东莱郡王，迁往均州安置。
唐太宗在打压李泰时，并未株连旁人，因此李泰的心腹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名皇亲国戚得以幸免。然而，唐高宗即位后，情况却大为不同。
虽然李泰未能成功夺嫡，但没人能保证房遗爱、柴令武等曾参与夺嫡的人不会再酝酿新的阴谋。此时，李泰病重的消息传来，仿佛在提醒长孙无忌，围绕唐高宗的潜在威胁依然未消。原本负责调解家庭矛盾的长孙无忌，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一起大案的“审判者”。
要将家庭纠纷案变成谋反案，长孙无忌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房遗直的指控虽然存在，但若认真追究，也只能算是个“动机”。没有计划、目标和行动时间，所有的指控都显得空洞。
然而，房遗直在告发高阳公主谋反时，提到：“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大意是高阳公主常找掖庭局的首领太监陈玄运观星、看月。唐代的掖庭局专职管理宫女，公主找宦官头子看星星，这在当时显然不寻常。除了皇帝，只有钦天监的天文学家才有资格窥探天象。若其他人敢在宫中占卜，必会被视为阴谋家。
高阳公主夜里与太监私通，房遗爱又在做什么呢？长孙无忌顺着这个思路，梳理了房遗爱的交往圈，发现了“惊人”的秘密：除了驸马柴令武外，将军薛万彻、侍中宇文节、荆王李元景等宗亲都曾是房遗爱的座上宾。
房玄龄像
薛万彻不仅是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的驸马，更是唐初数一数二的猛将，曾随唐太宗大破窦建德、平灭东突厥，立下赫赫战功。唐太宗曾说：“当今名将，唯李勣、江夏王（李）道宗、（薛）万彻而已。”房遗爱与薛万彻的交往，长孙无忌认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长孙无忌将房遗爱抓起来，重点审讯了一次。这次，房遗爱终于“吐露真言”。他承认与薛万彻的交往是因为对当今皇帝的不满。那时，刚被重新任命为宁州刺史的薛万彻，曾在酒席上口无遮拦，借酒劲夸耀自己的功绩，并称：“今虽患脚，坐置京师，诸辈犹不敢动。”房遗爱因而一时冲动，萌生了推翻唐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的想法。
至此，“房遗爱谋反案”终于有了些许眉目。
但仔细一看，这桩谋反案的核心人物——房遗爱与薛万彻，虽与皇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谋反之际，两人都是被外放的刺史，手无寸铁，想要谋反简直是痴人说梦。
再看房遗爱结交的“同谋”——柴令武、宇文节和李元景，除了宇文节与权力稍有接触外，柴令武、李元景根本无足轻重。当时的《唐律》也并未规定驸马、宗亲之间不能私下交往。若以此作为房遗爱私下结交外臣、意图推翻唐高宗的证据，显然难以成立。
即便这些皇亲国戚真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依照《唐律》也不过是“口陈欲反之言”的罪。按律，“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也就是说，即使房遗爱他们言辞犀利，长孙无忌“勘无真实之状”，依律最多也只是流放。
然而，长孙无忌依然咬住高阳公主、房遗爱不放。问题的关键或许还在于薛万彻。
李治
唐太宗临终前，曾将名将李勣贬到叠州（今甘肃迭部），目的是让唐高宗施恩于李勣，避免长孙无忌一家独大。薛万彻在贞观末年因傲慢被流放象州，直到永徽二年（651）才得以归来。唐太宗与他相处多年，绝不可能后知后觉。史料记载，薛万彻一开始还不满朝廷的处理，甚至引发了李勣向唐太宗上书建议杀他的举动。但唐太宗最终并未下手。
薛万彻归来后，迅速成为唐高宗时代的宁州刺史，显然是唐太宗的安排。
宁州地处西北边陲，是唐朝的边防重镇，也是各部落南下侵扰的必经之地。唐太宗留薛万彻一命，并让他成为唐高宗的封疆大吏，若非巧合，实在太过巧合。
长孙无忌以唐高宗之名大办“房遗爱谋反案”，真实目的是打压政敌，树立威信。要实现这一目标，长孙无忌最好的办法便是以“房遗爱谋反案”为名，将更多有想法的人一网打尽。
皇帝想办的案子，便在此背景下，变成了舅舅想办的。
要扩大“房遗爱谋反案”的影响，关键在于房遗爱能再说点什么。因此，长孙无忌援引当年废太子李承乾的卫士纥干承基首告太子造反有功的先例，要求房遗爱透露更多内幕，争取宽大处理。
房遗爱本身智商有限，他不知道纥干承基被免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交代了李承乾谋反的真实情况。而他至今所交代的不过是些“莫须有”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无法构成免罪的理由。相反，他所交代的一切，符合《唐律》规定的另一项大罪——诬告。
在长孙无忌的引导下，房遗爱又陆续供出了包括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在内的一系列皇亲重臣及军方高层的名单。
李道宗、执失思力虽是出身军旅的高层，但与长孙无忌之间的矛盾并不深。而吴王李恪则是长孙无忌最希望房遗爱提及的人物。
吴王李恪
吴王李恪在唐太宗生前被称赞“英果类己”，曾多次被唐太宗考虑立为太子，长孙无忌曾竭力维护唐高宗的继承权。尽管如此，李恪在朝中的声望依然很高，后世史官都称赞他“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
此时，濮王李泰已奄奄一息，能威胁唐高宗帝位的，岂不就剩下吴王李恪一人？
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房遗爱一口咬定，先前与薛万彻商定的造反计划中，荆王李元景只是个备选，真正要做皇帝的是吴王李恪。
长孙无忌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宣布“房遗爱谋反案”审讯结束，急匆匆地将审讯结果汇报给唐高宗，请求照准执行。
长孙无忌的审判结果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为首犯，皆斩。作为他们的盟友兼亲人，高阳公主、巴陵公主（柴令武的妻子）、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赐自尽。而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等“帮凶”，则与房遗爱等人的亲属房遗直、薛万备等同罪，流放蛮荒，无召不得回京。
面对舅舅长孙无忌审讯出来的结果，唐高宗深感震惊，表示个人情感难以接受。他在朝会上向大臣们求情，声泪俱下地恳求舅舅轻判：“朕兄弟不多，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
长孙无忌似乎没有听见，默然不语。看到太尉不发言，朝中大臣们也都选择沉默。
直到气氛变得极为尴尬时，与长孙无忌意见一致的兵部尚书崔敦礼才勉强开口：“陛下虽申恩，不可诎天下法。”言外之意，太尉审判公正，房遗爱等重犯不宜免死。
想象一下，朝堂之上，皇帝孤立无援，众臣唯听长孙无忌之命行事，这种场景是否与当年汉献帝身边的董卓、曹操如出一辙？
长孙无忌借谋反案杀吴王李恪等人，主要目的是守护唐高宗的皇位。从根本利益上看，唐高宗的诉求应与长孙无忌一致。然而，站在需要维护皇帝尊严的唐高宗这边来看，长孙无忌的行为，细想起来，确实令人不安。
当然，“房遗爱谋反案”的焦点，依然在于如何有效根除唐高宗帝位的潜在威胁。作为这一事件的获益者，深谙权谋的唐高宗用实际行动支持了长孙无忌的最终裁决。
永徽四年（653）二月初二，吴王李恪以谋反罪名被缢杀。同日，求生的房遗爱与好友薛万彻一同被处决。作为本案的“导火索”，高阳公主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最悲惨的莫过于房遗直。作为房遗爱的哥哥，他从头到尾并未参与弟弟一家的谋逆，反而是首告房遗爱谋反的功臣。然而，由于他是房遗爱的兄长，依然被连坐，贬为春州（今广东阳春）铜陵尉，了此残生。
从表面上看，长孙无忌似乎大获全胜。然而，他并不知道，当刀笔吏带来刑具送李恪上路时，这位王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震撼天地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是的，“房遗爱谋反案”仅仅过去六年，长孙无忌便因同样的罪名被唐高宗逼令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