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收复台湾38年后，岛上传来一个坏消息：有人要“反清复明”了。
这场起义的先锋，正是平民朱一贵。他原籍福建长泰，移居台湾后以养鸭为生。虽然台湾已经归入清朝统治，但一些遗民和游侠依旧在岛上活动，朱一贵与他们逐渐交好，常常在私下感慨亡国之痛，悲声不已。海峡的隔绝，不仅让岛民对大陆产生离心，也使得官员缺乏责任感。即便是清朝驻台官员，也有人将台湾视为弃土，导致“守土恬嬉，绝不以吏治民生为意”。地方官员的怠政，最终在康熙六十年（1721）引发了巨大的危机。
这一年春天，台湾知府王珍兼任凤山（今高雄市）知县，却将所有事务交给儿子处理。王珍的儿子借助父亲的权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凤山县的百姓苦不堪言。对于王氏的苛政，黄殿等人忍无可忍，便聚集在朱一贵家中密谋：“今地方长官只知沉迷于游戏，政乱刑繁，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矣。”反抗需要一个旗帜，朱一贵灵机一动，提议：“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光复旧物，以号召乡里，必有众人归附。”众人听后，纷纷表示赞同。四月十九日，朱一贵披上黄袍，号召起义，台湾民变随之爆发。叛军迅速扩张，人数一度达到三十万。
台湾民变让清军措手不及，镇总兵欧阳凯仓促应战，结果被叛徒杨泰偷袭身亡。清军陷入混乱，“全台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至澎湖”。消息传至大陆，郑氏割据政权与“反清复明”的口号再度兴起，清廷别无选择，只能派兵平叛。
在前往平叛的船上，有一位年逾四旬的老秀才，名叫蓝鼎元。蓝鼎元，福建漳浦人，是平叛大军指挥官、南澳总兵蓝廷珍的族弟。他曾多次参加乡试，但屡试不第，从未在朝廷做过官。然而，他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年轻时便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礼乐名物等，研究颇丰。
此番赴台，蓝鼎元的身份是随军幕僚，为族兄出谋划策。叛军势头如日中天，但蓝鼎元经过调查，认为朱一贵的叛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许多人“畏死胁从，知非本愿”。他认为，与这样的军队直接交锋只会增加无谓的伤亡。因此，他在与水师提督施世骠的信件中建议：“止歼巨魁数人，余反侧皆令自新，勿有所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希望剿抚并用，减少杀戮。在族兄蓝廷珍的支持下，蓝鼎元向台湾百姓发布了一篇檄文：“土贼朱一贵作乱，伤害官兵，窃据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残，无罪无辜，深可怜悯！本镇总统大兵，会同水师提督施，克期剿灭，为汝荡涤邪秽，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杀戮、苛求于百姓之心，汝其自安无畏……”这篇檄文在岛内广为流传，叛军军心动摇，导致“解散贼徒数十万”。
清军尚未正式进剿，叛军便已然瓦解，蓝鼎元不禁自夸，称此文为“平台第一妙着也”。经此一变，叛军实力大损。同年（1721）六月，清军在鹿耳门（今台南市安平区西北）成功登陆，并在数天后收复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叛军随后分散，凭借熟悉地形进行游击战。
七月某夜，密探来报，称发现叛军头目之一的江国论正率领数百人藏身于阿猴林。但蓝鼎元经过分析，认为江国论的部下理应只剩数十人。于是通知清军出兵围剿。出发前，蓝鼎元叮嘱官兵“明知其无数十人，不可不作数百人之备”。即便兵力占优，也不可掉以轻心。清军赶到阿猴林，情况正如蓝鼎元所料，所谓的旌旗不过是江国论挂在林中的布条，江国论则率领残部侥幸逃脱。经过劝说，走投无路的江国论最终投降。
杜君英是叛军的第二号人物，与朱一贵合兵后不久便因争权落败，率部出走。蓝鼎元不忍滥杀，将劝降重点放在杜君英身上。在劝降檄文中，蓝鼎元表示，朝廷一向宽仁大义，对于投诚的叛军“皆许归正”。同时，他还给杜君英送上一颗定心丸——“朝廷既许弗诛，总督复不忍诛”，其来降后，人身安全将得到保障。杜君英的部下“闻风思归诚者益众”，最终在降将陈福寿的影响下，出山投降。
此后，蓝鼎元随军奔波于台湾各地，继续追剿叛军余孽。在崇爻山，清军官兵因山高林密不识路，蓝鼎元便用盐、布等生活物资作为交易，雇用熟悉地形的土著居民代为搜捕。在竹仔脚，蓝鼎元命人布下天罗地网，挨家挨户排查逃犯。除了开出悬赏外，还命人通告“自首者免罪，能擒伙党立功”……叛军残部陆续被剿灭或招降，而此次叛乱的最大头目朱一贵，也在诱骗之下于七月初被设计抓获。台湾乱局逐渐平息，但问题真的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吗？
待到清军全面掌控局势，当局着手恢复政府统治与社会秩序。叛乱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闽浙总督满保事后仍心有余悸，为了铲除祸根，他向蓝氏兄弟下达了善后命令——在叛军兴起之地实行焦土政策，将台湾三县的山民全部迁出，并封锁所有进山通道。蓝鼎元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妥，遂致信满保：“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鸡鸣狗吠相闻，而彻乎山中，虽有盗贼，将无逋逃之薮。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信中，蓝鼎元还阐明了强行封山迁民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隐患，值此叛乱初定，更不宜再生事端。满保阅后，深以为然，随即撤销了这些“一刀切”的命令。鉴于台湾镇总兵欧阳凯遇害、全台俱陷的惨痛教训，清廷内部开始出现“台镇迁移澎湖”的声音。对此，蓝鼎元嗤之以鼻，并批评道：“部臣不识海外地理情形，凭臆妄断，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台，止在澎湖战胜，便尔归降；今夏澎湖未失，故台郡七日可复，是以澎湖一区为可控制全台，乃有此议。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外一粒耳。澎湖不过水面一撮沙滩，山不能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资捍御，形胜不足为依据，一草一木皆需台、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战自毙矣。”在蓝鼎元看来，将台湾总兵镇署从台湾本岛迁往澎湖的提议，纯粹是不懂台湾地理的官员在胡指挥。澎湖岛孤悬海中，地狭物贫，一旦被围困，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常识战胜了无知，清廷最终仍将台湾镇总兵留置岛内。
游走于岛内，蓝鼎元逐渐发现，这场民变的背后，是台湾社会管理缺失的恶果。他发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男人太多，女人太少。据其回忆，“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娇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尽管这其中包含着战乱减员的因素，但岛内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依旧让人瞠目结舌。台湾男多女少，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克复台湾，两岸归于一统。当时，闽粤地区人稠地狭，催生了赴台谋生的移民潮。但清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台湾有复为边患之地的风险，于是出于“为防台而治台”的需要下令：“渡台者不得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此举颇有“截留人质”于大陆的意味。大量“单身汉”涌入，因无家累，政策效果适得其反。正如蓝鼎元所观察到的，“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倾侧无赖游手，群萃其中，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难矣。妇女渡台之禁既严，又不能驱之使去，可为隐忧”。当养鸭人朱一贵振臂一呼，这些缺乏家庭约束的男丁便容易被裹胁，转化为叛乱的生力军。面对这种离谱的性别失衡，蓝鼎元认为堵不如疏。他坚信，允许家眷入台，“则数年之内，皆立室家，可消乱萌”。此后，蓝鼎元的建议逐渐传开，并为清廷官员认可与接受。雍正八年（1730），大学士鄂尔达奏请解禁。翌年，清廷开始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清廷为防止台湾再度成为“反清”基地，片面地认为岛内“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因此，岛内开发区域长期局限于以府城（今台南）为中心的西南部平原，区划建制也被限制在狭小的一府三县（台湾、诸罗与凤山），而广袤的北路与南路地区，仍是禁垦的处女地。事实上，台湾的农垦条件非常优越，蓝鼎元曾赞不绝口：“夫台地素腴，随垦随收，一年所获，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如此天赐宝地不加以利用，多少有些暴敛天物。于是，蓝鼎元提出“有地不可无人”，并建议在台湾北部增加县治，进行垦荒开发。雍正元年（1723），清廷采纳蓝鼎元的建议，增设了彰化县。如此一来，“在台民番皆安生乐业，数年间可得良田百十万，益国赋，裕民食”。
赴台与驻留期间，岛内的经历深深镌刻在蓝鼎元的脑海里。后来，他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观点全部书于纸上，写成了《平台纪略》《东征集》等书籍，刊印发行。因人微言轻，蓝鼎元的治台建议并未被清廷全部采纳，但在近半个多世纪后，却得到了清高宗乾隆的赏识。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了著名的林爽文起义。翌年，乾隆读到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后，不由感叹“其言大有可采”。他还叮嘱闽浙总督常青和福建巡抚李侍尧，在处理林爽文起义的善后事宜时，“不妨参酌采择”，借鉴这位治台先驱的看法与见解。多年之后，台湾史学家连横感念其在台湾开发史上的贡献，蓝鼎元便有了“筹台之宗匠”的美誉。
离开台湾之后，半生不第的老秀才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伯乐。雍正元年（1723），清廷下令诏天下学臣考选文行兼优之士贡入朝廷，蓝鼎元因平台小有名气，榜上有名。雍正三年（1725），蓝鼎元被安排到内廷校书。在分修《大清一统志》时，才华显露，逐渐为大学士朱轼所赏识。经其引荐，蓝鼎元得以与雍正帝相见，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雍正五年（1727），蓝鼎元48岁。这一年，他终于迈进了仕途——朝廷任命其为普宁县令。同年冬，朝廷又令他兼任潮阳县令。然而，一人兼任两县父母官，看似为朝廷倚重，实则是机遇伴随着挑战。时人有云：“边海难治，闽粤为最。闽粤之难治，漳泉、惠潮为最。”而普宁、潮阳两县，更是历任县官眼中的烫手山芋。这就意味着，蓝鼎元此番赴任，肩上的担子只重不轻。帝国政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各地源源不断的钱粮输送与供养。蓝鼎元是带着“保障”的使命，赶往普宁和潮阳两县赴任的。奈何，当地大户却跟他唱起了反调。雍正五年（1727）十月，潮汕地区驻军因缺粮告急，到任不久的蓝鼎元打算向潮阳地方征粮应急，却被泼了盆冷水。县衙书吏告诉他，乡民大多地少粮乏，而拥地甚多的城中大户要么非富即贵，要么就是政坛关系户，这些人“毫不以催征为意”，甚至不惜将征粮的衙役暴打一顿。久而久之，不少衙役都与之狼狈为奸，对官府阳奉阴违。军粮告急，蓝鼎元不敢耽搁，便秘派可靠的衙役将拖欠大户抓来。
起初，大户们绞尽脑汁搪塞推脱，被蓝鼎元痛斥为“不可化之士”。紧接着，蓝鼎元将其投入大牢：“请暂入狱中少坐，不论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粮米全完，即出汝矣。”一天不交粮，便多坐一天牢。很快，被捕大户的家人就将拖欠的粮米悉数补齐。对于那些吃里扒外的衙役，蓝鼎元也是雷霆手段加以震慑。他先是强令这些衙役前往征粮，待其拒不奉命，故技重施哗变解散时，他又发布告示，称衙役若是拒绝听调，便是“谋反叛乱”，官府将派兵剿灭。大帽子一扣，衙役们顿时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忤逆这位蓝知县的调令。
在审理地方疑难命案时，初入仕途的蓝鼎元也展示了高超的断狱能力。当时，潮阳县多个乡镇合作兴修水利，并约定轮流取水灌溉。后来，江氏与罗氏依仗家族人多势大，罔顾乡约肆意取水，与杨氏发生口角之争，继而升级为大规模械斗。杨氏族人杨仙友在混乱中被殴打身亡，而凶手不知是具体何人。命案发生后，蓝鼎元逐一审问，却始终无果。恰逢天色大变，蓝鼎元心生一计，召集众人，宣布将于夜里二更在城隍庙再度举行公审。
到了晚上，阴暗的天气将庭审现场的诡异氛围拉满，蓝鼎元假称已经委托城隍爷提来了杨仙友的冤魂，并要众人与之当面对证。蓝鼎元当众唤出所谓的鬼魂，众人齐刷刷望去，唯有罗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始终不敢抬头。经审讯，三名杀人凶手随即浮出水面。在蓝鼎元看来，司法的最终目的或许不是分清是非对错，而是敦谕教化，导人和善，使之回归伦理与亲情。有个叫陈智的人去世后，留下七亩田产。其子阿明与阿定都以拥有遗嘱为由要求继承全部田产，并因此反目成仇。清官本就难断家务事，加之陈智临终前一田两许，案件更是难以裁决。按照一般看法，田产一分为二或许是最优解，但蓝鼎元却不这么看。面对兄弟相争，蓝鼎元宣布：“你们各自选出一条不怕疼的腿，让我套上夹棍，谁能忍住疼痛不喊，田产便归其所有。”阿明与阿定一脸惊讶：“无论夹哪条腿，都是会感到疼痛。”这时，蓝鼎元说：“你们两条腿尚不忍心舍掉一条，难道你们的父亲，就能舍弃你们其中一个吗？”兄弟俩悻悻不语。言毕，蓝鼎元将两兄弟用铁链锁在一起，关进同一间牢房反省。两兄弟从第一天相对无言，到数天后开始同桌而食，怨气渐消。见火候已到，蓝鼎元召见两人，表示为避免田产纷争延续，祸及陈氏后人，要把阿明的长子送进孤儿院，将阿定的小儿子送给乞丐头子做养子，两人各自留一个儿子即可。两兄弟一听，顿时大悟，连连摆手拒绝。最终，蓝鼎元判定田产为陈智的香火田，由两兄弟轮流收租，合办祭祀。阿明与阿定也从之前的反目成仇变为兄恭弟谦。经过蓝鼎元的悉心治理，两县从历任县官谈之色变的“难治之地”，逐渐改头换面。史载，蓝鼎元“莅普两月，四境大治”，其兼管的潮阳县也“已臻大治，夜户弗扃，民有仁让之俗”。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一场弹劾却让蓝鼎元的仕途戛然而止。在帝制时代的官场生态里，“获上是治民第一义”乃默认的潜规则。然而，耿直的蓝鼎元似乎不甚谙此道，接连在这方面失误，以致先后得罪了两位上司。雍正六年（1728）二月，海阳县衙门书吏李振川从省城归来，途中发现银两失窃，怀疑是随行挑夫邱阿双所为，遂与侄子李阿显将其私刑逼供致死。事发后，李振川害怕担责，将责任全部推到云落驻军管队蔡高身上。由于案发普宁县地界，蓝鼎元受理了此案，并很快查出真相，李振川叔侄也认罪伏法。怎料，当蓝鼎元将案情上报、准备结案时，当时的臬台因蔡高“约兵不严”，正愁找不到机会整治他。得知蔡高卷入了这桩命案后，臬台授意蓝鼎元推翻调查结果，将杀人罪责归结于蔡高。蓝鼎元不愿制造冤假错案，一口拒绝。闻言，臬台气急败坏，将案卷掀翻在地，扬言将其弹劾去职，并愤然离去。接连几次复审，案件仍按照事实与真相秉公办理。臬台未能遂愿，忍无可忍，大骂蓝鼎元：“我让你稍作变通，你却丝毫不改，真是目无官长，把我的话当成狗叫了！”蓝鼎元不卑不亢地答道：“这件案子已经调查清楚，判决书也是按事实拟定。倘若被刑部驳回，我自然是无话可说。丢官去职是小事，枉杀无辜才是大事，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听候弹劾革职而已。”最终，案情如实上报，臬台无可奈何，但在心里给蓝鼎元狠狠地记上了一笔账。另一个忌恨蓝鼎元的，是广东惠潮道台楼俨。这事，还要从潮阳县赈灾粮失窃一事说起。从雍正五年（1727）起，潮州地区连续发生饥荒。楼俨奉命派人从粤西高州等地购粮，并派招宁司巡检范仕化等人负责押运，送往潮阳县仓，以备赈灾。途中，巡检与船户勾结，监守自盗，偷偷将好谷卖出谋取私利，再用掺水粃谷以次充好，交付应事。这些滥竽充数的把戏，自然过不了验收这一关。蓝鼎元亲往验收，发现不少稻谷已然霉变，不但发热异常，还掺杂着些许米粒。他假意接收，却私下派人调查，终于在周边村落找到了正待脱壳售卖的赈灾粮。一番顺藤摸瓜，涉案船户悉数落网。案发后，蓝鼎元找到范仕化当面对质，怎料对方丝毫不怵：“这些事情我本来就知道。”范仕化是惠潮道台楼俨的好友兼心腹。关于楼俨，雍正皇帝曾言：“此人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之才，若实心效力，取出良心，感恩做官，保系好员，但恐不肯耳。”这位惠潮道台的态度与立场，在此案中甚为关键。案情牵涉顶头上司，一向耿直的蓝鼎元暗自忖度：“念（范）系上台钟爱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伤宪心，恐非自全之道。”眼见蓝鼎元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楼俨便放低姿态，私下找到他，希望能再网开一面，将船户释放，暂时将此案糊弄过去，而亏欠的三千余石粮米，则待日后慢慢追讨填补。这时，蓝鼎元不再让步，声称“朝廷仓谷，不敢以有名无实，自蹈欺诳”。尽管蓝鼎元声称“自分代赔二千二百石”，剩下“缺额一千余石之谷，应于各船户名下追补”，但被驳了面子的楼俨已然恼羞成怒，并与之结怨。连续和两位上司搞不好关系，加之在治理县务时某些举措过于激进，树敌过多，蓝鼎元逐渐被集体针对。雍正七年（1729）春，楼俨倒打一耙，“诬揭六款，栽赃千余”，将脏水一盆接一盆泼到了蓝鼎元身上。有人劝其低头示好，以免蒙受不白之冤，但蓝鼎元直言：“今为命吏，肯俯首媚监司哉？”一连串的诬告，最终让蓝鼎元锒铛入狱，仕途也戛然而止。
蓝鼎元出事，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在得知昔日的父母官沦为阶下囚后，年逾八旬的王希五不顾身体的孱弱，拄着拐杖，远行两百里前往探监。王老汉泣不成声：“天乎，公乃至此。”连连为蓝鼎元鸣不平。广东的官场上，同样不乏一批为蓝氏打抱不平的同情者。蓝案发生后，两广总督郝玉麟不信此等诬告，在调任闽浙总督前出面周旋，为其争取到保释的机会。雍正八年（1730），在郝玉麟和一众士民的努力下，一千七百两的罚金很快凑齐，缴纳到位，蓝鼎元得以保释出狱。作为郝玉麟的继任者，鄂弥达对蓝鼎元亦极为赏识，坚信其无罪，并坚持收集证据，计划有朝一日为其翻案平反。可是，经此牢狱之灾，蓝鼎元似乎变了一个人。他一度萌生了“从兹入憩山阿，躬耕自乐”的避世想法，与早年的积极进取判若两人。尽管他已经为自己在县令任上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成为“戴罪之身”，但仍感受到四处袭来的阵阵寒意。为谋生计，蓝鼎元先是应潮州知府胡恂之邀，参与纂修《潮州府志》，后一度重操旧业，进入恩人鄂弥达的幕府，担任幕僚。可是，仅仅数月后，他便留书一封，向鄂弥达辞别：“倘天假之缘，尚有经营四方之日，自当力报大德，不敢有负郝公以负大人也。不揣冒昧，披沥肝膈，伏惟垂谅苦衷，婉转代辞。无使回籍废员得罪本省大宪，为他日门庭之祸，则感沐鸿慈非浅鲜矣。”他不愿连累恩人，而影响其仕途，故致信离去。而鄂弥达不忍如此贤才埋没市井，仍积极为其奔走伸冤。雍正十年（1732）冬，鄂弥达经深入调查，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于是向朝廷披露了蓝鼎元被诬始末。蓝氏平反后，雍正帝特命其进京会面，与之谈话良久，并赏赐了貂皮、紫金锭、香珠等贵重物品。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蓝鼎元决意“以身许国”，复出就任广州知府一职。正当亲友们以为蓝鼎元能再大展宏图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三个月后，六月二十日，蓝鼎元突发疾病，死于广州知府任上，年仅54岁。像蓝鼎元这样的能人，虽大半生未仕，却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影响着帝国政策的走向与落实。好不容易正式进入仕途，却屡遭变故，照见王朝体制深处的黑洞。能人不仕，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