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底快12月的时候，一股知识青年去乡下跟农民学习的大风潮是越来越猛，我就像那不起眼的一滴水，也被卷进了下乡种地的大队伍里。
那年12月26号，我和差不多一百个北京知青坐火车到了夏县的水头站，接着又换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我们要下乡的地方——赵家庄大队。到了那儿，我们十一个北京知青就被安排到了第一生产队。
赵春明领头管着一队，并且他还是赵家庄大队的领头人，也就是大队书记。因为我们在一队安家落户参加劳动，有的人就叫他赵领头，而那些知青呢，则管他叫赵书记。
赵队长大概五十岁左右，皮肤红黑相间，个子虽然不高，但说话声音特别大，让人感觉他很威严。不过赵书记其实特别热心肠，人也挺好，他跟我们说知青们要来这儿落户，他代表一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大家，还给我们找了住的地方，暂时先安排在小学里。
赵家庄小学挺小的，就是用干打垒的泥墙围起的一个小院，里面仅有五间房，这些房间既是学生的教室也是老师的办公地儿。那时候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整个学校就我们十一个北京来的知青在。
那时候在学校住就是图个方便，赵队长讲，等年过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建新房。于是，我们在两间教室里铺上了地铺，七个小伙子挤一间，四个姑娘占一间。院子边上，靠着围墙，架起了一口大铁锅，锅上还摞着蒸笼，那就是我们的临时食堂。做饭的是个年轻姑娘，她管赵队长叫叔，不过我们也不清楚他俩是亲戚还是同姓。
到子就掉下来了，没想到我们刚来就赶上了冬天里的头场雪和第一波冷空气。
天气突然变得特别冷，给我们做饭的大姐可受苦了。锅灶上头就搭了个简陋的棚子，一点风都挡不住。看着她在那冷风中给我们生火做饭，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也想过去帮她生火拉风箱，可大姐却摆摆手，笑着说：“外面太冻人了，你们还是进屋暖和去吧，我一个人忙得过来。”
那天中午，赵队长和会计小伙子各自拎了一捆草帘子过来，给咱们把门窗都给遮上了。白天呢，他们就把草帘子卷起来，等到天黑再放下。你别说，就这么一层草帘子挡在门窗上，屋里头感觉暖和多了。
大家都说冬天是农民休息的时候，但我们到了赵家庄，没歇上几天，就跟着村民们一起去干活了。田里头虽说没啥急活要赶，但拉粪挑粪到地里、修牛棚、垫羊圈，活儿是一天天都排得满满的，时不时还得去大队开会学习。那个冬天，我们可没偷着懒。好在赵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挺照顾，给我们分的是相对轻巧的活儿，可算工分时，却跟村民们一模一样。
第二年秋天来得挺快，村里终于给我们把房子建好了，还搞了个青年聚集地，大伙儿都搬进去住了。听说啊，要不是上头让学校重新开课，我们可能还得再等多一个秋天，才能住进这新房呢。
新建的青年点地方挺大，就在一个院子里，总共有五间屋子，跟赵家庄小学的大小差不多。其中四间都用来当宿舍，每间住两到三个人，剩下一间就用来做厨房，这样冬天做饭就再也不用受冻了。我们住的屋子里还搭了个土炕，炕上面铺了层苇席，整体住宿环境比之前好了太多。
中秋假期结束后，赵家庄小学又开门上课了。一年级迎来了些新面孔，但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却比上学期少了，还有几个孩子就是不肯再来学校了。老师们还是老样子，一个没少也没多。赵队长家的闺女赵秋香，初中刚毕业，心里头特想当老师，去学校教书。但学校目前人手够用，暂时不需要新老师。虽然现有的老师里头，有那么两位只是小学毕业，但他们教了好些年了，也不能随便就把人家给换了呀。
1971年那年的秋天，赵家庄小学开始教五年级的知识了，赵队长他家闺女就去学校里，干起了民办教师的活儿。赵秋香她念完了初中，要知道，整个大队里能读完初中的也没几个，所以她去教书，大伙儿都觉得挺合适，没啥反对的。
大家伙儿没说啥，可不代表我们这些知青心里没想法。毕竟，从北京下乡来插队的知青，大都是初中读完的，我和李桂英两个，还念到了高中呢。
有次在田边歇息时，李桂英聊着聊着就提到了赵家庄小学的老师情况。她说啊，那儿的老师学历最高的也就初中毕业，还有两个只是小学文化。她琢磨着，咱们北京来的知青去那儿教书挺合适，毕竟咱们好歹都是初中以上的学问嘛。
赵队长一听李桂英的话，立马就给出了回应，说以后学校要是缺老师，那肯定先考虑你们这些下乡的知青。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两年就过去了，到了1973年秋天，咱们村里那位在学校教书的女老师，马上就要出嫁了。她要嫁到外村的水南大队去，这样一来，就不能继续在赵家庄的民办小学教书了。所以呢，学校那边得再找一个民办教师来顶上。
一听到这个确切的消息，我就直奔赵队长家，自己主动上门推荐自己。我先跟他说了我是个高中生，接着又告诉他，我特别爱教书，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帮老师给低年级的同学代课。
赵队长咧嘴一笑，对我说：“顾春凌啊，你高中毕业了这事儿，我这个大队书记能不清楚嘛。但话说回来，咱们赵家庄小学选民办教师，那是有要求的，得能稳稳当当地一直教下去。老是换老师，孩子们受不了。所以啊，我打算先不让你干这个民办教师。”
回到青年点，我就跟大伙儿讲了讲在赵队长家那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儿。李桂英就问我：“春凌，赵书记到底跟你咋说的呀？”“他也没讲个清楚，反正就是不想让我继续当这民办教师了，说是要找个能一直踏踏实实教书的老师。”我一边想着赵书记的话，一边跟大家伙儿这么说。
李桂英突然间像是有了点记性，她轻轻拍了我一下问道：“春凌，你去赵书记家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啊？没给赵书记捎点烟酒之类的礼物？”“啥礼物也没准备啊，”我实话实说，“让我去教书我就去，不让我教就算了，哪用得着买烟酒呢？”
听我这么一说，不光是李桂英笑话我太天真，就连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也都说我不懂人情世故。他们都认为，只要我送上烟酒或者别的什么礼物，赵家庄小学那个民办教师的位置就肯定是我的了。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建议下，我只好跑到大队的小卖部，买了两瓶白酒和一条香烟，然后鼓起勇气，再次踏进赵书记家的门槛，跟他表达了我想去学校教书的想法。
赵书记这下可恼了，他直接发火道：“顾春凌，我话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打算让你做这个民办教师的位置。你这是在折腾啥呢？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你赶紧跑一趟代销点，把那些烟酒都给退咯。”
见赵书记是真恼了，我只好乖乖地把烟酒拿回代销店去退。代销店里的售货员态度挺好，一点也没给我脸色看。
回到青年宿舍，大伙儿瞧我脸色不对劲，李桂英赶紧上来劝我：“春凌，你甭担心，赵书记既然收了你的烟酒，这民办教师的位子肯定是你的了。”
没过几天，赵书记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审批表，说：“顾春凌啊，你是高中毕业，平时干活挺卖力，表现也挺棒。我跟各个生产小队的队长都聊了聊，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去上大学，一致推荐你呢。”
拿到那张印有大队革委会大红印章的工农兵学员申请表格，我整个人都懵了，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都快飙出来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愣是没说出一句谢谢赵书记的话。
经过身体检查、各种测试和背景审查，我一路过关斩将，成了赵家庄大队头一个被选上工农兵学员的人。
上班后，第一个月工资到账，我就给赵书记寄了二十元。没过多久，赵书记不仅给我回寄了五斤绿豆和五斤芝麻，还特意让他闺女给我写了封信。信里说，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手头紧，千万别再往他家汇钱了。要是以后再寄，他就真不高兴了。
自那以后，我就再没给赵书记汇过款了。
1998年，是咱们在赵家庄下乡三十年的大日子。那年春上，我和李桂英以及其他几位老同学，一块儿回了趟咱们的第二故乡，探望了那里的父老乡亲。那会儿，我特意给赵书记备了份礼，是北京那边的糕点，外加一个电唱机，就是以前说的留声机。我见赵书记爱听戏，老往邻居家跑，就为了听那么几嗓子，心里过意不去，就上镇上给他置办了一台电唱机，还有好些唱片，记得好像没花上一百块。
那次我给老书记送了礼物，他乐呵呵地就收下了。还特意让闺女出来给我们忙活着包饺子，整了一大桌子美味佳肴。
一年后，老支书就走了。还好我们九八年回去瞧了他老人家一眼，不然，我这心里头得一直内疚，悔得肠子都青了。
过了这么多年，每次回想起在山西当知青的日子，还有那里像第二故乡一样的乡亲们和老支书，我心里头就暖洋洋的，特别感动。那段在山西的知青岁月，我肯定会记一辈子，永远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