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是我军一位比较特别的将领，早前他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后来才投诚加入了我军麾下。
在朝鲜战场上，他有着突出的表现，回国后还两次受到主席的接见。
但是，在第一次受到主席接见后，他为何突然回家交代妻子说：“不能再待在北京了呢？”
永善将军曾泽生的出身不低，但也不算大富大贵。他成长在云南永善县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名叫驿马村。
这里风景如画，悠闲静谧，满目的稻田旁边有一栋古旧的四合院，这便是他的旧居了。
年少时光，曾泽生先后在大兴、昭通和昆明读书，之后参军习武，先后加入过云南唐继尧办的建国机关枪军事队和云南陆军讲武堂。
回看曾泽生的早前经历，不难看出他身上嫉恶如仇、敢于同恶势力相斗争的一面。
在讲武堂学习时，他有感于校方克扣学生津贴的恶行，联合同学发起了一场“暴动”，最终迫使校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将津贴悉数交还给了学生。
1925年，他到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本是得到了机会任职教导师三团连长的，但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却突然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就是看不惯那里的“腐朽恶习”。
1927年，他从黄埔军校毕业，也是因为不想跟腐败的官员共事，所以去了很远的上海谋生计。
面对恶势力，曾泽生如此刚硬的表现，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相关。
他虽然是地主家庭的儿子，但父亲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常受到其他族人和当地无赖的欺负。
由己及人，自己受过伤，更想给别人撑伞。曾泽生看不惯这些恶行，是在给小时候的自己出口气，也不想其他人受自己受过的苦。
分析了这样的心理，再看曾泽生后来的表现，便不奇怪了。
另外，他在黄埔军校上学期间，还经常听到如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等时政风云人物的演讲，“以身许国”“救国救民”的愿望便是由此萌发的。
从那时开始，他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当作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曾泽生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也让他的职业生涯颇为波折，一直不太顺当。
离开黄埔军校后，他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直到两年后，他才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之下，回到了云南老家的军队任职。
之后，他接连担任了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和司令员，晋升很快，可见能力不凡。
1947年，他麾下的国民党第60军在东北野战军的进攻下节节退败，被困在了长春，他迫不得已，在我们地下党员的策动之下走上了投诚的道路。
他的这一行动对于长春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加速了整个东北的解放进程。还有人评价说，他开创了城市和平解放的先例。
当时，曾泽生会做出投诚的决定，并不都是完全因为眼前形势所迫。
他有着身为军人的自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实力对比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出了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知道之后的状况难说。
于他来说，改换阵营是更为保险，也更为正确的选择。
60军隶属于滇军，而滇军的统领龙云在抗战胜利后便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整个滇军群龙无首，甚至闹出了部分士兵抢夺百姓粮食的丑闻，因此也被人叫作是“六十熊”。
曾泽生对60军这样的处境感到揪心，他也早已厌倦了内战。
他带人出滇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一个蒋家王朝卖命的，不想看到同胞们相互残杀，血流不止。
他看着手下的将士们因为蒋介石的歧视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更是对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对于蒋介石下令开战的命令，他坚决拒不执行。
他知道，如果这场战一旦打了，他们不但没有什么胜算，还会很快成为东北人民的死敌，民族的罪人。
他手下的十多个县城都要沦为泽国，将有无数的死伤，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曾泽生起义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下面士兵们的支持，3个师2.6万人揭竿而起。
就这样，他用一场正义的起义换来了一座城市的和平，也避免了一场浩劫的发生。
加入解放军之后，曾泽生担任的是第50军的军长，依旧有大将之风、突出表现。
一个比较出名的故事是，他强忍着病痛，参加了鄂西战役。一路上，一众部队翻山过岭，淌过急流，再过险关，终于拿下了这一战。
之后，他又带着部队向西出发，参与了刘伯承和小平同志指挥的成都战役。
在奔赴朝鲜战场之前，曾泽生正是凭借着这样不怕死，敢拼命的斗争劲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成功战役，在解放军队伍里面建立了自己的威望。
朝鲜战场在朝鲜，他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军官，迎战的是装备远胜过自己的敌人，过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
面对美军的攻势，他特别擅长打防御战，以此在全军扬名。
做军事指挥的时候，他总是深入到战场第一线研究前沿阵地的情况，他的足迹也因此遍及了汉江南北的山岭之间。
因为他带的兵表现实在出色，彭德帅还特别以志愿军总部领导的名义表彰了他的第50军，重点表扬了148师和149师的447团。
50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电视剧《鸭绿江》中也有刻画。
一开始，面对美军，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叫人满意的，有两次战役打得都很一般，一些从解放军老部队过来的干部颇有微词。
曾泽生看到这样的情况后，很快协同军委做了调整，40军的副军长蔡正国也协助他指挥战斗，很快他们便在第三次战役中突破了“三八线”，让联合国军成了惊弓之鸟。
在这次战斗中，他们还歼灭了英军二十九旅的皇家坦克营，击毙敌人200多人，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用步兵打击重型坦克的英雄战绩。
1951年1月3日，联合国军被打到弃汉城南逃。曾泽生指挥第50军攻占了汉城，同时乘胜追击，将美军追击到了水原城以南的位置。
在这次战役之后，50军有一雪前耻的感觉，甚至传出了“50雄”的威名。
之后，在美军向汉城发起进攻的时候，曾泽生带领50军临危受命，被要求定要顶住这场突击，掩护大部队顺利渡江。
他再度顶住了压力，他给士兵们下了死命令：“不许后退一步，哪怕全军阵亡！”
因为是国民党起义军队出身，曾泽生之前总有在解放军战士中间不好抬头的感觉，朝鲜战场上的表现让很多人对他有很大改观。
有一次，彭德帅见到他的时候，就说要给他补兵，还要给他带的第50军换装，他听了之后颇为动情，说了一句：“我们尽力了，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头了。”
彭德帅听了之后，还宽慰曾泽生，说自己也是来自旧军队的湘军，他可从来没有把曾泽生当后娘养的人看待，说50军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共产党员。
曾泽生在战场上的英勇是公认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也对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做过评价，说他的兵虽然是国民党军旧部改编而来，但是和38军这样的主力相互配合，一点没有被比下去，打得很英勇。
他也评价了曾泽生这位军长的表现，说他一直跟着部队在前线指挥，几乎每一个小点都要跟敌人反复争夺，让对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因为在战场上表现出色，1951年4月，他带兵回国修整的时候，毛主席便在中南海接见了他。
投诚之后，他努力学习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主席充满了敬重。在得知主席接见的消息后，他内心的激动心情难以自禁。
主席问了他汉江南北五十昼夜的战斗情况，他靠着自己的记忆，做了相对仔细的回答。
事后，他还很感叹地对别人说，觉得自己答得并不是很好。
前沿阵地的情况他记得情况，但是一些纵深的地名，还有分队的驻地就记不真切了。他内心愧疚，有赶紧再回去看看的想法。
对话中，主席还夸奖了50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说他们“打得还是蛮漂亮嘛”。
曾泽生听后心情激动，觉得这既是对50军全体指战员的激励，也暗含对自己的深刻教育。
他从国民党部队到了解放军中，前后的感受对比实在强烈，早前的生活充满了侮辱和歧视，现在则多是关怀和理解，这让他感动，也决心在战场上有更好的表现。
正是在这次接见之后，曾泽生回家对妻子有了交代。他告诉妻子，自己不能再待在北京了，他要赶紧回到朝鲜战场去，继续投入到奋战杀敌工作中。
后事发展重回朝鲜的曾泽生照样把仗打得漂亮，还成功将美军从朝鲜的土地上赶了出去，赢得了这场正义之战的胜利。
第二次回到朝鲜，曾泽生带领50军承担的主要是朝鲜半岛西海岸的防御任务，先后将被南朝鲜占去的10多个岛屿悉数打了回来，还清除了敌人的情报基地，让板门店谈判进行得更加顺利了。
在四年异国作战的生涯中，50军一共参加了多达95次的作战，制造了1.4万多人的伤亡，俘虏敌军的数量也达到了440多人，同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也是不胜枚举的。
回国之后，曾泽生把部队驻扎在了丹东，执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对部队做进一步的建设工作。
同时，他也再次受到了主席的接见，得到的照旧还是夸奖，说他们打得不错。
曾泽生对主席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很谦虚地说：“比起兄弟部队，我们还差”。
事后，主席还讲到了朝鲜战争之后的国家发展计划。
主席说，停战之后，我们就专心搞国内的经济建设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席改造，还有军队现代化建设都要提上日程，还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曾泽生听了这些话后很振奋。他本来一直在做笔记，听了主席的讲话之后，停下笔来，突然提了一个小请求。
他说，希望主席能批准自己加入共产党。
主席则是笑了起来，说曾泽生这些年思想觉悟进步很快，本不需要他的批准，就可以加入共产党了。
不过，随后主席转念又想了想，说还是让曾泽生先不入党了。
主席的考量主要是因为台湾方面，说现在蒋介石还在敌视共产党，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对他们制造谣言，大肆诽谤。
曾泽生是党外人士，如果他能继续以这样的身份向外界宣传党和国家的新面貌，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有利的。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主席想让曾泽生再等一等。
曾泽生理解主席的意思，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对台湾的局势一直颇为关注，主动和台湾的故交联系，宣传党的统一政策，希望以此来促进两岸关系向好发展。
同时，他也花费了很大的心力来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后来还升了军衔，至中将。
从早年间作为国民党将领保家卫国，抵抗日军的侵略，到看到蒋介石发起非正义的内战，主动扛起起义的大旗，再到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及后来的事迹，曾泽生身上正义、英勇的一面是很吸引人的。
除了关心国家和时局，曾泽生的个人生活也是为人称道的。
他的生活作风非常节俭，对自己的要求很是严格。1957年，为了响应社会主义改造，他还主动将自己的住宅，以及收藏了很多年的宫廷画都上交给了国家。
他对进步、正义的追求，以及他对家国和人民的热爱，都让他无愧于一个“人民将领”的称号。
1973年，他在北京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1岁，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显示了他在军中和国家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