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割的同道者。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主心骨的角色，而周恩来则是附在主心骨周边活动的肌肉。
小平同志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同样，如果没有周恩来，即便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也不会很快就成功抵达终点。
两人相识相知几十年，很少有过面红耳赤的时候。不过就如人体器官嘴巴一样，上嘴唇和下嘴唇总会发生碰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61年，也曾因一件事发生了短暂的争吵。
粮食危机1961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历史上遇到了罕见的天灾人祸。
现在的中老年人都会记得当时的情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全国八亿多人都处在缺粮少衣的困境中。
不说别的地方，只挑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政府储备也仅仅只有供全市人民五天的口粮。
一国之都北京也有不少人因口粮不够、副食不足而得了浮肿病。
造成粮食不足的原因大抵有三种，一是天灾，河南地区是产粮大省，但那一年普降暴雨，导致了粮食部分减产；山东省梁山县也发生了旱灾、蝗灾，对梁山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百姓断粮断炊，人口大量外流。
二是政策失误，这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因。自然灾害虽有，但也只是局部问题，还不至于造成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尽管六十年代的生产力低下，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弱，可要是官僚干部处理得当，也能平稳度过灾年。
不幸的是，庞大的官僚群体首先是自保地位、权力，不敢将实情上报，才酿成了无可挽回的苦果。
三是，苏联中断了工业援助，还要求偿还总价约二十几亿美元的贷款，这对中国的财政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
争吵的两人毛主席早就说过，天下事，吃饭的事情最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身体，一切都免谈。
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作为国家领袖，毛主席早在1960年12月26日，就做出了表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一封信：“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
领袖的一举一动，都是学习的榜样，周恩来和邓颖超也精简了工作人员，提出的安排是：“两人共用一名厨师、一名服务员，留两名卫士轮流值班。”
周总理还说道：“以后在中南海参加活动，自己骑自行车去，司机和卫士都不要去了。”
最后还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警卫局长汪东兴出面，周总理才同意多留了两个人。
两位领导人以身作则，不仅在精简人员上，还在吃饭问题上，毕竟这才和粮食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也就是在这个尖锐的粮食问题上，两人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争吵。
1960年年底，毛主席或多或少了解到基层存在的严峻问题，便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全国人民在粮食问题上，都在定量。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有米饭，青菜和油盐就行了。”
说到做到，一向是毛主席的为人风格。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毛泽东一连二十多天不吃细粮。
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支撑一天繁重的工作。
周恩来听说了之后，十分震惊，开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节衣缩食渡难关。
困难时期，中央高级干部，比如周总理、邓颖超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男24斤、女23斤。
周总理便主动要求每月15斤，邓颖超也夫唱妇随，说：“我是女同志，比你吃得少，改成一个月13斤。”
这个粮食定量一直没有变过，周总理从外事活动中节省下的粮食，先后请了文艺界、电影界、新闻界等各方面的人士吃饭。
然而，毛主席毕竟已经是花甲之年，上了年纪的他由于营养不良，体质也跟着下降，患上了浮肿病。眼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周总理也是看在眼中。
一天，周总理来到中南海办事，向主席提交政府报告。
走进菊香书屋，周总理见毛主席面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浮肿，便苦心相劝道：“主席，你还是时不时要吃些肉蛋产品，才能维持健康啊。老是这样，身体是要累垮的。”
一生要强的毛主席，是不怕任何困难，他对周恩来说：“现在全国百姓都吃不饱肚子，更别说吃猪肉了，我怎么能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
兴许真是不忍，向来温和的周总理提高了嗓门，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对主席说：“人民是人民，要是因为粮食，而把身体弄坏了，谁能领导全国的工作呢？即便不为了自己，就算是为了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吃一点啊！”
毛泽东是个性格强硬的湖南汉子，不愿意别人强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周总理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规劝方式上不够委婉，脾气一下子就涌上心尖，脱口而出，反问周总理：“你也是总理，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为什么单要我吃猪肉。听说你和小超两个人每月只有28斤的口粮，这够你的开销吗？”
正好，站在外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了两人的争吵，便急匆匆走了进来。周恩来也不好再劝，便不再吭声，只对着工作人员说：“没什么，今天的事情不要同外人讲，影响团结。”
周恩来离开以后，还是想到了办法，他委托警卫班的同志，让他们在中南海找一个地方，养些鲫鱼，做成鲫鱼汤。还让警卫有时间抓些麻雀，留给主席改善伙食。
周恩来想到的毛主席，毛主席则想到了农民。一名卫士回乡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哪敢不从，千里迢迢带回来的是糠窝头。
毛泽东拿到手一看，黑乎乎的，吃了一口，眼圈就红了。
吃完，他哭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看看，这是农民吃的饭，比比你们吃的。同志们，要将心比心啊！”
采取措施为了应对粮食危机，中央召开会议，制定了三个措施，最大限度度过这段艰难期。
一是调拨粮食，进口粮食。在调拨粮食上，黑龙江、江西粮食产量高，人口相对较少。
周恩来就亲自给黑龙江省委常委杨易辰做工作，对他说：
“易辰同志，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其他省份更困难，国家要拿出粮食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共度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先，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
听了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话，杨易辰解开了思想疙瘩，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后来杨易辰回忆道：“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了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上疏通了，我也就迅速采取了行动，做好了协调工作，完成了调粮的任务。”
为了弥补粮食缺口，中央还听从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
1960年12月底，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便同外贸部部长雷任民商议，从澳大利亚、缅甸的资本家手中，每年进口了粮食100亿斤左右。
第二个措施，就是精简城市人口。缺粮的情况出现，一是粮食减产，二是城镇人口急剧增加。
在三年困难期间，全国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
原来生产粮食的人变成了消耗粮食的人，大大超越了客观经济规律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
1961年6月6日，中央出台了《九条办法》，命令各级党委要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让全国城镇只须减人，不许加人。
从1961年-1963年，共精简了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多万人，吃商品粮的减少了2800多万人，有效改善了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
第三个措施就是减少工职干部的粮食定量。周恩来和毛主席以身作则，主动减少了每月粮食斤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非但如此，周总理代表国家出国访问，从不领“制装费”，身上穿的内衣都是打补丁。
周总理在家用的洗脸毛巾，中间破了，就从中间剪开，将两头掉一个过缝起来再用。如果再破了，就当抹布用。
熟悉周总理的都知道，他真正将勤俭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惺惺作态。
结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有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挫折就心生胆怯。
周恩来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在三年困难时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想了各种法子，应对粮食危机，是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参考资料
《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名人轶事》 领袖人物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党的文献 2021年第3期
